當下的文學批評充斥著一種怨恨，一種來源于自信的怨恨。一方面，我們怨恨當代文學批評故步自封，太執著于新批評式的文本細讀，以至于我們會覺得當代文學批評“太文本”。另一方面，我們怨恨當代文學批評對自己職能的濫用，濫用各種學科知識，濫用跨學科知識對文學進行歷史、政治的解讀。

這種怨恨是對當代文學批評的傷害。我們倒是可以追問文學批評的起源。它有兩個起源：一是自然，這個起源的基礎是神學，試圖讓成為原生的、質樸的、直覺的、情感的甚至不可言說的存在。一是歷史，這個起源的基礎是歷史主義，試圖讓文學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和手段。

然而，這兩個起源生成的兩條道路，最終，在當代，被學術生產收編。文學批評成為了內卷的批評，成為了主要是由高校、期刊推動的學術生產。最終，當代文學批評成就了一種膜拜的批評，膜拜文本的自然性，膜拜文本的歷史性，退縮為了專業化的研究。

然而，學術生產并沒有解決當代人的生存困境，反而造成了撕裂性的后果：一，反對知識，反對研究，渴望粗糲、狂野的實踐性批評。二，守護專業化研究，守護知識生產，渴望審慎、精細的研究。

有一個怪狀，21世紀以來，沒有生成新的批評范式。可能我們過于依賴西方的批評范式的學習和平移。然而，西方擁有層出不窮的批評范式，是因為文學批評模式的迭代是知識的邏輯發展的需要，也因為西方的文學批評在學術生產過程中一直在積極回應時代中的人生。

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它塑造了我們全新的人生。我們追問批評的有效性，是要創造新的批評，去回應我們的人生。

追問批評的有效性，讓我們看到了批評的限度。所以在內卷批評的對立面是破圈的批評，跨越限度的批評，或者說敞開的批評。

在追問批評有效性的時候，我們更要追問我們身處何種時代。我們這個時代是人工智能、數字的時代，也是社交媒介時代、全民表達時代，或者說是無限的普通人在進行表達的時代。

那么，新的問題由此產生：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何種文學批評？人工智能需要文學批評嗎？無限的普通人需要文學批評嗎？如果需要，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學批評？

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表述為：我們的人生變成了什么？我們的在這個時代的人生變成了什么？

如果說，文學批評擁有一種獨異性，那么這種獨異性能否以及如何回應這個時代的人生的獨異性？

所以當代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破壞性的批評，或者反過來說，一種再建構的批評。本雅明在《可技術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第一稿的筆記里，提出了一種分神理論。他說，分神與破壞是同一過程的主管和客觀兩個方面。

分神的批評，是去除膜拜的批評，不膜拜批評的自然，也不膜拜批評的歷史，同時，也是破壞批評自身合法性的批評。

文學批評不只是審美工具，也不只是斗爭工具，而是聯結的工具，把個體在我們的時代聯結起來的工具。通過批判，我們更好地辨認了我們的這個時代和我們的人生。通過批評，我們可以把同時代的人聯結起來，把當代人與過去的人聯結起來。所以批評，始于走向他者，走向這個時代，走向我們的人生。

文學批評的真正起源是：瓦解文本的自然霸權，瓦解文本的歷史霸權。批評，要回到文本的限度，批評的限度，回到這個時代的人生及其文學表達的不可充分表達性。我們必須懸置批評，然后去沉思這個時代，去重新命名這個時代，那樣，批評可能才會生成有效性。

本文節選自《走向他人》（胡桑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