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茂的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團結出版社）或可視為湖南文壇近年來的重要收獲。湖南文學傳統中，有鄉土寫作的維度，也有歷史寫作的維度。從鄉土小說看，從《邊城》到《山鄉巨變》，再到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芙蓉鎮》，湖南產生過不少鄉土文學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而在歷史寫作方面，從改革開放初期任光椿的戊戌變法史書寫，再到唐浩明《曾國藩》等以湘軍史為題材的作品橫空出世，幾代人共同建構起湖南歷史寫作的傳統。歷史人物的書寫越往上走，時代背景就越模糊，生活細節甚至精神動向也就越難把握，對寫作者學識和想象力的要求也越高。比較而言，譚嗣同、曾國藩是近代人物，生活背景與精神背景相對清晰，《王船山》的歷史背景在明清之間，從文獻整理、日常想象到人物構型，寫作難度更大。梁啟超在梳理近300年中國學術時指出，王船山的思想雖然經過曾國藩等人的整理已經復活，但光是整理的復活還不夠，真正的復活是精神的“符合”，而“精神的符合只怕還在今日之后”。梁啟超的這一斷語已是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王船山的精神復活不僅表現在湖南學者對其學問的研究上，而且也應該表現在用文學手段塑造王船山形象，以揭示其精神世界這方面。

怎么寫歷史小說？百年來的文學史爭議不斷。從現代文學傳統看，有新編演義、據實求真兩大類，總體來說，《王船山》屬于后者。但是，歷史敘事不應該簡單局限在解釋文獻和確定文獻的真偽，以及表現其價值等方面。歷史敘事要依靠作家的知識素養和理性認知，重新獲得對過去事物的新鮮感，也即我們現在常說的，用自己的思想去照亮歷史的原始資料。《王船山》在這方面有其長處，它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時代中的個人如何選擇？

王船山是岳麓書院的學生，對岳麓書院創辦者張載非常崇敬。張載的“橫渠四句”，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非常有名，這是儒家知識分子畢生所追崇的信仰。在明清鼎革的大時代中，王船山曾經試圖要“為萬世開太平”，要“為生民立命”，但后來發現“事不可為”。許多王船山傳記里都記載過這一點。既然“事不可為”，王船山選擇退隱著書，他對儒家文化集大成式的發揚，是一種文化拯救，具有悲壯性與崇高性。王船山的學術貢獻，近100多年來已有很深的研究，這種貢獻雖在小說里面是略寫，但它是敘事發展的終點，也是王船山這個人物性格走向的趨勢。王船山的人生抉擇，展現了從立功到立言、從為生民立命到為往圣繼絕學的儒家人格發展的全過程。

《王船山》賡續了中國新文學的啟蒙精神。當代歷史小說寫作，風格與筆觸各有特點。例如唐浩明的《曾國藩》，比較擅長寫官場、政治，而聶茂的《王船山》重點在于寫文化。魯迅曾在他的雜文里批判過張獻忠的殘暴與酷虐，在這方面，《王船山》與魯迅的批判頗有相通之處，在對農民起義軍的描寫方面，既突破了過去的成見，也把握住了歷史分寸，體現出新文學國民性批判的精神特征。

梁啟超曾說過，明末有一場大公案在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說特說，這就是歐洲歷算學的輸入。它創造了歷法改革的歷史功績，而且中外學者合譯書籍不下百種。梁啟超甚至認為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字字是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王船山》也寫到歷算法改革幾個人物的遭遇，在亂世的描寫中，以文明交流作為一個時代特點，這是小說世界眼光的體現。這部作品稍有不足之處也恰恰在此。梁啟超曾說過，在這個時間點上，以歷算學作為重要標志，這是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接觸最為典型的一次。這兩個知識線的交集造成了中國的一種新環境，不論是生活空間還是學術空間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小說如果能通過歷算事件，在整體的生活氛圍和人物交往的氛圍里體現出中西文化、滿漢文化的融合交匯，則能在更高層面上提升作品的文化價值。

聶茂是一位勤奮的學者型作家，也是一位作家型學者。他鍥而不舍，歷時12年完成了這樣一部煌煌四卷本的大著，為世人走近中國明清之際這位重要的思想家、學者、詩人、詞人王船山提供了獨特視角。

（作者系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