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的是，鄉土中國在當代文學視野中出現了新的狀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層面，便是在新山鄉巨變的現實境況下，涌現了非常多不斷尋求發展與改革的經驗主體，他們成為鄉土中國的新型實踐者和創造者：其一是鄉村里最廣大的農民，他們代表著最為樸素且最為原發的行動者，一方面作為被扶助的群體，另一方面則生成內在的主觀能動性參與到新鄉土建設之中；其二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進程中的干部形象，他們在新山鄉巨變中扮演著中堅力量，更多地表現為堅定而富于行動力的形象，駐村干部和隊員奮發作為、向上向善，又或時而處于一種發展中的狀態，成為再造鄉土新質的重要驅動力；其三是鄉村政治體制中既有的領導者與參與者，以及科教文衛從業者和商人角色，他們豐富著鄉土中國的形象譜系，而且推動其中最不可或缺的精神流變，亦成為新鄉土敘事中的新動量和新參數。此三者相互聯動與交織，沉淀與游移，重塑與再造，攪動著泥沙俱下的鄉土現場，更激蕩出深具變革質地的經驗和實踐，最終構筑成當代中國新的城鄉發展邏輯。

為什么在這里強調經驗與實踐的新質及其重要性？事實上其關涉著當代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命題，不僅包括新的經驗邏輯中的瓶頸曲折，以及在問題的克服過程中顯現出的精神躍遷，而且在于具有現實乃至未來指向的宏大倫理。從這一點而言，翔虹的小說較為自覺地立足于當代鄉土的生活現場，他同時熟悉鄉村干部和當代農民的精神特征，了解他們的一碗一盞、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敘事中往往通過洞悉最切實細微的個體變化，從邊陲鄉野人情，窺探具有總體性意義的社會兆象。《魚挪活》是翔虹非常典型的敘事作品，講述了貧困戶韋明朗一波三折的創業故事。從題目以及小說內外的理路看，“魚”屬于鄉村世界的養殖產業，具體而言就是韋明朗的生計或事業，一而再再而三的困境，映射著鄉村發展中的結構性難題；“挪”的主體既是魚也是人，而且這一動詞代表著“實踐”本身，小說中這個過程是極為艱難也極為復雜的，任何轉變與革新都意味著陣痛，都需要通過切實的“行動”求諸系統性的拆解；“活”則意味著發展的目標或結果，是在新的行為邏輯和價值導向下，完成轉圜并實現新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翔虹筆下極具“新鄉土”特性的作品中，一者體現為較為普遍的對于經濟價值的追求，這是消除貧困、振興鄉村的實踐邏輯和發展理念；二者是鄉土主體身上充溢著的情感價值，是其基于現實挑戰與情思交困而重造的經驗理性，以及經此形塑的能夠真正推動鄉村發展的感知與認知結構；三則為生命價值，也即新的心理轉變，從干部、農民以及參與鄉村建設的多元主體身上流露出來的精神面貌，可以很明晰地推及鄉土中國在當代語境中試圖實現的整體性轉化。從《魚挪活》的敘事可以見出，問題或是困難的出現，背后隱藏的是當代鄉村的現實癥結，實踐主體不僅在這個過程中承受著經濟困境，同時也囿于精神的頹靡以及整體氛圍的凝滯，這樣的鄉土經驗太需要激蕩出新的價值和意義。

具體而言，小說敘事的推進來自現實“問題”的驅動：一開始便是村里的河道走不得大船，因為建了不少電站，新形勢下需要為恢復通航一路建設船閘，“一千多公里河道恢復航運，沿線老百姓受益可大啦，所以國家才投入大錢”，而且還要保證河面暢通，不得不撤掉原有的網箱等阻礙，否則大船根本沒辦法航行，而且投料養魚影響水質環境，這就使得改革勢在必行。不僅如此，為了實現當地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黃匡回到地河村便開始張羅大山潭生態養魚和全村農文旅融合發展。可以說，小說所強調的是一種問題及其解決的導向性。又如韋明朗在大山潭拉的魚，送到省城被退貨了。因為他們的魚專供高檔飯店和大商超，嚴格的檢測單表明魚的質量不達標，究其原因，是氨氮濃度太高，潭水溶氧力下降，使得“這魚全病了”，“大山潭雖然是活水，但消納力與河流沒法比，魚養久了自然超負荷”。無疑這是現實的倒逼，也是發展的要義。最終還是歸結于如何解決以及何為出路：“那可怎么辦？”由問題和困難導引出的新的鄉土主體，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情感和實踐經驗，也構成了鄉土場域中的新景觀與新聲音。

如前所述，“新鄉土敘事”尤為注重人物主體的切身經驗，既與新的時代語境若合符節，同時又顯現為極為素樸的個體理念，并結合個人化的遭際，從而使得特定個體或群體能夠變成可供鑒別與鑒照的精神文化樣本。小說中，韋明朗的轉變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女兒以及鄉里親人患病，這兩者都指示著水質與環境，與他面臨的抉擇息息相關。其次還在于到千島湖看看人家怎么養魚，那里特別美，不看太遺憾了。“一天走下來，看到村莊那么干凈漂亮，湖景那么美，生態養魚的同行收入嗖嗖躥高。”作者在韋明朗身上塑造了多元的他者，那是農民探求變革最為重要的現實與心理根源。以千島湖為代表的外部典型便是其中重要一環，“到千島湖，看看全生態養魚的先進經驗，以及新農村的全新景象”，由此形成有意味的外部參照；再者還有小說中具有意義再生性的人物出現，如黃玢聯系的各路驢友、地質勘測隊、航拍愛好者、動植物普查員，一撥跟著一撥來到地河村，“他們發現周邊完整的原生態植被，為大山潭涵養穩定優質的水源……經過化驗，這些水源是小分子團軟性礦泉水，富含鈉、鉀、偏硅酸和氯離子成分。他們還摸清了珍稀野生動植物種類，找到許多從未示人的稀缺資源，很有科研和旅游價值”；此外則是林林總總的外來先進經驗和經營模式，創造了新的經驗價值、實踐理念與發展態勢，“投入運營的民宿、攀巖、翼裝飛行、瑤族刺繡工藝中心，還有親子農業體驗園，勢頭很好，大山潭景區的收官項目木房子酒店也迎來開張。”由此可見，鄉土之“新”是由內而外、由表及里的，不斷豐富著當代中國的精神內里和文化生態。

總之，“新鄉土敘事”中的結構邏輯與傳統的鄉土文學大異其趣，價值的導向也多有不同，當代中國鄉土世界中形塑的全新的關聯性實踐主體，以變革經驗構成新的感覺結構和精神形態，共同發揮著振興當代鄉土的重任，其一定程度上摒棄了既往的“五四”以降國民性審視的理念，也有別于“十七年”及改革開放以來的鄉土敘事，不僅勾勒出氣息全新的主體經驗和實踐邏輯，而且構設著時代語境中倡導的發展倫理——經此一“挪”，全盤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