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銘素以毒舌著稱，民國年間，他的日記稿本輾轉滬上。經營《越縵堂日記》石印出版的蔡元培和商務印書館，以及藏家、讀者，他們不同程度地實施了遮蔽、涂抹，不僅破壞了日記的完整性，也給李慈銘造成隱沒墨跡、惺惺作態的負面影響。

在“誰動了李慈銘的日記”這組文章中，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館員張桂麗將結合李氏日記稿本、抄本及書信、詩文稿，以時空坐標、人際網絡及李慈銘心態變遷，來復原日記稿本一些被刪文字的歷史現場。

晚清京師士人流連青樓戲園，早已是賢者不諱。李慈銘風流好事，寓京三十年，追捧那些擅長昆曲的歌郎，日記中留下極多蹤跡。又精心謀篇布局，為之立傳，如《花部三珠贊》《哀傅生文》，皆用駢體寫成。張次溪據其日記中梨園史料輯成《越縵堂菊話》，流傳已久。

近人品評伶優，喜匿己名，或恐有玷官箴。如譚獻日記中二則，“檢《懷芳記》，此書喬河帥為鞠部作也。”“寄洲以《燕蘭小譜》見示，二三十年未見之書，甚喜。作者題西湖安樂山樵，蓋仁和余秋室先生集所撰。”（《譚獻日記·補錄卷二》第239頁。中華書局，2013年。）譚獻編刻《增補菊部群英》即托名“糜月樓主”，遭到李慈銘譏諷，“得許竹筼書，送閱譚仲修所刻《群芳小集》，群芳者都門樂僮也，無論此等浪子生活不足冤酷紙墨，以自命知微言大義之人，而刻畫賤工崽子之狀，又何其不自愛耶?”（《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二年五月廿五日。）此處實際內涵的是譚獻“以自命知微言大義之人”的論學見解。晚清菊部興盛，譚獻因應試短暫逗留京華，也為時風所染，時氏習昆旦兼皮黃青衣，名傾一時，譚獻品題稱“琴香如碧樹曉鶯，紅樓晴雪”，也堪稱好事者。（《譚獻集》下冊，2012，浙江古籍出版社）

與譚獻匿名作歌郎小史不同，李慈銘采用實名制，本事也作實錄。他在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寫道：“寂坐無事，戲作小文自遣，題曰《花部三珠贊》。”并錄稿于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日記中。雖是游戲之作，實為之立傳，時小福、錢秋蔆、朱霞芬，都是江南人，擅演昆曲，獨得李慈銘青睞，不免堆砌華麗辭藻，贊美他們“蓮性本潔”，表達戀慕，其心態舉止與捧角、追星之人如出一轍。“花部三珠”，第一珠即時小福，“余滯跡京華，薄游燕市，偶因所見，蓋得三人。時琴香者，名小福，吳人。所居室曰綺春。色善事人，藝能傾俗。引喉一歌，廣場百諾。余與琴香甚疏也，顧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溢之金，十日之饌，豪客接坐，華轂塞門。琴香獨乞余書一橫幛以為光寵，至數十請不厭。夫李陵生降，鄉里以為恥；褚公高壽，骨肉之所羞。今則清議不申，中正失品，鷹鹯之疾，乃在斯人。至于思附題門，不嫌疥壁，較之會稽孤嫗，乞臨川之數行；洛下名姬，夸李端之一語，殆有甚焉。”李慈銘高自標置，卻以菊部中人為知己，置于名公貴卿之上。為贊詞云“維此三子，風塵莫儔。報以銀筆，為有位羞”，他經常拖欠歌郎纏頭，以此文為報酬，又為“書生人情半張紙”做一注腳。

但李氏日記民國二十六年（1937）石印本這段寫時小福的文字，自“引喉一歌，廣場百諾”之下被遮住三行，成為空白，下接“余與琴香甚疏也，顧甚眷余”，據此上下文意，可知隱去內容應與時氏有關。

遺憾的是，這部分日記原稿今不知所藏何處，翻檢李氏文集，或許可尋出蛛絲馬跡。李慈銘生前委托曾之撰、曾樸父子刊刻駢文，這篇《花部三珠贊》就收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曾氏父子校刊的《越縵堂駢體文》卷三，果然，“引喉一歌，廣場百諾”之下寫道：“吾鄉有某姓者，家以鬻鹽富。粵寇之亂，委質賊庭。寇退入都，竟得高第，入翰林。嘗招琴香左觥賦，目之妻，稱真人，有戲以呼琴香者，琴香詢得其故，大慍，自是與某絕。”歌郎雖以藝事周旋朱門，受人追捧，然隸屬樂籍，身份卑賤。某翰林學士縱情于狎優之風，竟以納寵作妾相謔，將舞臺之上的才子佳人扮相混同現實倫理，不但踐踏優伶人格，更折射出交游中隱伏的權力傾軋。時氏與之絕交，風骨凜然，故李慈銘贊美其“蓮性本潔”。

但這位與李慈銘是同鄉，以鹽業致富、一度委身太平軍的翰林，究系何人？

李慈銘曾請人抄錄自己日記中的文章，恰好這篇《花部三珠贊》被收錄在《越縵堂叢稿》中，今藏國家圖書館。“引喉一歌，廣場百諾”之下寫道：“吾鄉有鮑某者，家以鬻鹽富。粵寇之亂，委質賊庭。寇退入都，竟得高第，入翰林。嘗招琴香左觥賦，目之妻，稱真人，有戲以呼琴香者，琴香詢得其故，大慍，自是與鮑絕。”

《花部三珠贊》

顯然，光緒廿三年（1897），曾氏父子刊刻李氏駢體文時為尊者諱言，隱去了“鮑”字，但本事仍在，后人仍可考索。民國九年（1920）石印《越縵堂日記》時，則直接將“鮑某”這一段遮蔽住，造成闕文。或許，彼時鮑氏在紹郡仍是富室，讀書知禮，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一篇風雅的藝人傳記中，忽然涉及一樁翰林公案，看似閑筆，實則是李慈銘有意為之，借機諷刺有玷君子行為的士大夫。他曾說太平軍陷紹期間，鄉人有不少“落水者”。“由是粵逆之變，持節鄉邦者，逾城逃竄，縉紳之列，無一死難，且忻忻然輸貢賊庭，顧望進用。秀孝之受偽職、毒鄉里者，不可悉數。”（《越縵堂日記》同治八年十月十六日。）在看完《浙江采訪忠義冊》后說，“且有受賊偽署后，或以病死，或以兵死者，咸得襚加異等，孤備羽林，轉令華袞失榮、英魄羞伍，是可嘆也。”但他始終未曾指出姓名。到了光緒年間，事過境遷，他終于在這篇歌郎傳記中點出“委質賊庭”的鮑氏，歌郎與翰林不僅名位、身份懸殊，品行也高下立判，其用意可謂深遠。但這也不過是典型的士人“清議”，對公序良俗的約束力實在有限。

一般認為，李慈銘在日記寫作方面實現了私人寫作向公共著述的轉化，他延續了《世說新語》的人物品鑒傳統，又暗含如《申報》時代新興輿論那般的表達訴求。他在日記中議論、評價公共場域的人與事，將日記作為發聲的表達渠道，信口雌黃、月旦人倫。李慈銘日記自然是有選擇、有意識的記錄，但我們相信他也并未偽造或虛構史實。至于他的批評是否正確，我們可以考證、分析。

紹興阮建根先生在《紹興圖書館藏鮑氏拓片四種述略》中考察鮑氏家史，稱道：“紹興高車頭鮑氏一族，自乾隆年間從安徽歙縣新館遷居紹興后，以業鹺起家，……對紹興地方慈善和公益事務贊襄尤力。尤其注重教育，延請名師，培養子弟，嗣后族人遂由賈入儒，入仕為官，在科舉、著述、藏書方面也足可圈點。如鮑存曉官居翰林院編修，著有《鮑太史集》，其子鮑誠炎官兵馬司副指揮；鮑元暉著有《汲修齋詩存》《質野彝叢稿》等；前觀巷鮑遺唐在新居落成之際，就創辦萬卷樓，辟為私家藏書樓，為晚清以降的紹興人文增添了濃重的一筆。”（《走進越文化》第三期》，2022年）據此，鮑氏可稱鄉里賢達。考諸咸同兵燹之際，鮑氏以富家巨室周旋于鄉里，其進退行藏實為觀察江南士紳生存策略之一斑。雖無史料可證其與太平軍暗通款曲，李慈銘在《越縵堂日記》以“偶涉嫌疑”的曖昧筆法指證其不忠，也僅是一家之言。然有此一說，也足為后人觀察歷史細節開啟一個小縫。

鮑元暉跋

然而，歷史又如此有趣。鮑存曉兒子鮑元暉，字堯臣，富而好文，民國間從李慈銘后人手中購得其著述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的《越縵堂所著書》稿本九種，即是藏品之一，鈐“鮑元暉”“堯臣”白文二印。其一《蘿庵日抄》，卷二末王積文跋云：“右《蘿庵日鈔》，……。汲脩主人堯臣先生得諸李氏后人。見其篇附考證，評騭諦當，裝裱成帙，洵有心人也。愿鮑氏后晜當縑眎之。庚午莫春后學邑子王積文謹跋。”庚午當是民國十九年（1930）。鮑元暉并請鄉友王繼香、王積文、曹振采、孫豫、孫步瀛、素臧居士、健堂等人題跋《越縵堂所著書》，又于民國二十一年（1932）跋《蘿庵游賞小志》云：“所謂敘吾鄉山水情景，不啻如繪。奇文妙筆，如身入其中，俗慮頓銷，明月清風朗然，在貺我誠不少矣。”（《越縵堂所著書》，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對李慈銘描繪山陰道上山水風情尤三致意焉。

素臧居士題跋

李氏諷刺鮑存曉，自非出于私心，二人雖無交游，亦非對手；而其文稿被鮑存曉之子元暉珍藏，賡續文脈，轉成佳話，又實出人意料。

（此文特別感謝紹興圖書館唐微老師、紹興文理學院兼職研究員阮建根老師和方俞明老師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