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認識王侃的時候，他專注于女性文學批評。提起女性文學，一般都會加上“主義”兩個字。王侃首先關心的是女性作家，并試圖探究女性寫作在整個文學版圖中的獨特面貌。“主義”是所謂的思想資源，王侃開始涉足此領域應該是20世紀90年代，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擅長書寫尖銳的女性生命感覺和困境的女作家，如林白、陳染等，舊有的研究方法顯然不適合她們，需要一種新的理論框架去闡釋她們。當時，這一領域的研究尚處于基礎階段。王侃和其他學者意識到男女之間的差異性：首先是身體力量天然的不平等，其次是社會力量后天的不平等。新的觀察方法為女性作家的文本帶來了全新的意義空間，王侃的研究也從90年代女作家的寫作拓展到新文學以來所有女作家的文本研究。這個時期的王侃像人類童年時期得到一個嶄新的玩具，沉迷其中。那時候這一工作帶有一定的啟蒙性，到了今天一些觀念已經(jīng)成為人們觀察世界的基本話語。

后來，王侃似乎退出了女性主義研究領域，留下了一本書《歷史·語言·欲望——1990年代中國女性小說的主題與敘事》，這本書記錄著他曾經(jīng)的激情。王侃開始把目光投向整個中國文學。這樣說也不完全準確，因為在研究女性文學的同時，他其實一直關注著當代文學現(xiàn)場。以我對王侃文章有限的閱讀，我認為王侃是一個對文本有敏銳洞察力的人，他特別關心作家與文本的關系，對作家在文本中運用的最根本的方式以及內(nèi)心隱秘的投射常有精準的捕捉。這可能同王侃在學生時代有志成為小說家有關，他曾寫過不少小說，只是沒有拿出來發(fā)表。有一段時光他一直在寫詩，前幾年他還出版了詩集《歌兒》。也許是有過小說和詩歌寫作的實踐，他才格外懂得作家的心思。格非的《春盡江南》出版后廣受好評，當時由林建法先生張羅，在千島湖開了一個《春盡江南》的研討會。王侃做了一個發(fā)言。在最后的致辭中，格非對王侃的發(fā)言作了回應，他肯定了王侃的闡釋，并說聽后出了一身冷汗，仿佛被看穿了一般。格非還說，作家喜歡這樣能擊中寫作者塊壘的闡釋。

這一時期，王侃的研究領域還涉及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問題，其間他去了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由此了解到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真實境況。這段經(jīng)歷對王侃是有影響的。從美國回來后，我感覺他觀念上的改變是明顯的。在王侃的眾多批評中，值得關注的是他對現(xiàn)代性邏輯置于中國語境下產(chǎn)生的不適應癥的警覺。他在研究女性文學時關于“國際性”與“民族性”的思考方式一直是他研究中的一條重要線索。

我曾經(jīng)寫過一則小文《文學與現(xiàn)代性》。在中國，發(fā)生在中國的一切幾乎都可以用“現(xiàn)代性”這個詞匯去闡釋或概括，比如民族國家的建立、想象的共同體的構建，包括我們在寫的小說基本上都是“現(xiàn)代性”的產(chǎn)物。“現(xiàn)代性”已經(jīng)是歷史意志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席卷中國人觀念以及生活的重要發(fā)生點。文學作為觀察時代中人的處境的一種文體，自然會關心“現(xiàn)代性”。事實上，在不經(jīng)意之間，現(xiàn)代性已滲透到作家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及觀察的方式之中，它影響著中國人對未來的想象，也影響著中國人的審美和創(chuàng)造。

王侃認為，在“現(xiàn)代”“西方”的框架內(nèi)，中國文學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評價。他以《紅樓夢》為例，這部被中國人認為的偉大作品，西方讀者卻相當漠然。他因此對所謂的“現(xiàn)代性”充滿了警覺。雖然現(xiàn)在中國的作家或批評家中，不乏有人用“現(xiàn)代主義”或“魔幻”這樣的西方詞語來闡釋《紅樓夢》，但《紅樓夢》肯定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小說。在《紅樓夢》中，作為主線的寶黛之戀，除了開始有所進展外，中間一直處于停頓狀態(tài)，這在西方小說中是難以想象的。西方小說中，當人物之間構成關系后，需要不斷變化，從而產(chǎn)生戲劇沖突。而《紅樓夢》的戲劇性展開反倒來自于被認為由高鶚續(xù)寫的后四十回，所有的人物在后四十回都得到了充分的展開，似乎才更符合西方意義上的小說。王侃認為，一百年的中國新文學是從“反傳統(tǒng)”開始的，而中國文學的新紀元需要從“反現(xiàn)代”起步。當然，他還補充道：“我希望對‘中國話語’的任何一種倡導，都有對‘何為中國’的學理辨析作為知識前提。”

我想起在1980年代，建筑大師貝聿銘受邀到北京建造一座建筑。他沒有選址在長安街，而是去了香山，建造了香山飯店。香山飯店建好后，當時的中國人非常失望，這是一幢充滿中國元素的現(xiàn)代性作品，并且只有三層高，這不符合1980年代中國人對現(xiàn)代化的想象。那時候中國人關于現(xiàn)代性的想象就是摩天大樓。要到1990年代末期，貝聿銘設計蘇州博物館時，中國人才完全接受了他的審美。毫無疑問，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也意識到了“現(xiàn)代性”并非唯一的神，在現(xiàn)代性的框架下，需要充分認識到中國人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古老傳統(tǒng)，認識到一個更為復雜的中國。這期間，也有作家實踐“反現(xiàn)代性”后撤，如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了說書人的方式向中國古典文學致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里有大量中國傳統(tǒng)的風度和審美等。

文章的最后，談談王侃的師承淵源。他的博士導師是王彬彬。王彬彬個性鮮明，常常直白而嚴謹?shù)卣f出自己的見解，在講究人情的中國社會中，需要強大的力量和勇氣。還記得，有一次我問王侃：“你從你的導師那里學到這種品質(zhì)了嗎？”王侃謙虛地說：“我能學到十分之一就不錯了。”

（作者系浙江省作協(xié)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