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念生先生的第一封信

羅念生先生的第二封信

大學第一學期期末考試，我的各門課程成績都是優良，但唯有文藝理論課的成績略為突出，全年級100人只有5人成績是4+，我是其中之一。這不禁激發了我的虛榮心和自信心，覺得這個專業方向是我的優勢，至少在同學中可算有一技之長。于是暗自決定朝這個方向努力。暑假前，我從校圖書館借了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羅念生譯亞里士多德《詩學》與楊周翰譯賀拉斯《詩藝》合訂本，帶回家閱讀。這是1978年夏天的事。

老家在長江中距離蕪湖上游約30里水路的一個沙洲上。洲上那時還沒有通電，四面環江交通不便。我們那時也沒有旅游的經濟條件和觀念。一個暑假除了探訪洲上的親友，便是足不出戶，天天讀書。那年夏天，我把許國璋的《英語》第二冊學了一大半，還把那本《詩學·詩藝》幾乎全部抄了下來，并寫了大約4000字的讀書札記。這4000字的具體內容現在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其中提到亞里士多德關于“詩的起源”的思想。這個問題后來衍生了我不少學術上的情緣，不僅影響了我的學術生涯，還影響了我的整個人生道路。

秋天開學后，我不揣淺陋，把這4000字的札記呈文藝理論授課老師潘孝琪先生指導。由于提到亞里士多德“詩的起源”問題，她讓我讀讀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我讀了朱先生的《西方美學史》之后，覺得有點疑惑。因為，《詩學》是這樣說的：

一般說來，詩的起源仿佛有兩個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從孩提的時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獸的分別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們最初的知識就是從模仿得來的），人對于模仿的作品總是感到快感。經驗證明了這樣一點：事物本身看上去盡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圖像看上去卻能引起我們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動物形象。（……假如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所模仿的對象，那么我們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模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著色或類似的原因。）模仿出于我們的天性，而音調感和節奏感（至于韻文則顯然是節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們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這種資質的人，使它一步步發展，后來就由臨時口占而作出了詩歌。（第四章羅念生譯本）

這里說得很清楚，詩的起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模仿”，一個是“音調感和節奏感”，它們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但是朱光潛先生卻把二者歸結為“模仿”，并把“音調感和節奏感”譯為“和諧與節奏的感覺”，認為只是模仿的手段。（《西方美學史》上卷第82頁）帶著疑問，我又翻閱了很多相關著述，包括黃藥眠、施東昌等人的文章，以及以群主編的《文學基本原理》，甚至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論文選》等，幾乎窮盡了當時所見的中文資料，結果發現他們的解釋皆大同小異。經過苦思冥想和反復推敲，我還是認為他們的解釋不夠完備，便寫了一篇題為《關于亞里士多德詩的起源理論解釋的一點異議》的文章，投給《江淮論壇》剛開辟的“大學生論文選編”專欄。經編輯王獻永先生修訂后，文章發表在該刊1981年第3期上。

文章發表后，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詩學》中這段文字，朱光潛先生的譯文與羅念生先生的譯文有點不同。我的外文先天不足，視古希臘文更是如同天書，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還難以確定。于是，我試著給羅念生先生寫了一封信，大致是問亞氏所說的“音調感和節奏感”原文含義。信寄往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居然不久收到了羅先生的回信。信全文如下：

章啟群同志：

您好！

《詩學》第四章傅東華譯本：“是故模仿乃吾人天性中本能之一，其次即感覺‘和聲’與節奏之本能，至于韻律乃顯然不過節奏之段落。”

Loeb 本英譯：We have,then,a natu-ral instinct for representation and for tune and rhythm——for the metres are obvi-ously sections of rhythms.（注）

注：e.g.The rhythm of the black-smith’s hammes（六音步詩行） or of a trotting horse is dactylic,but the hexame-ter is a section or slice of thur rhythm;it is cup up into sixes——

節奏感指人對于節奏的感覺，對于自然界節奏（如馬蹄聲）和韻文中的節奏的感覺。

韻文或能作格律，如史詩詩行中的格律：—vv|—vv|—vv|—vv|—vv|——|

共六音步（六拍子），每音步是一個長音，兩個短音（—vv）。每個音步是節奏的一個段落。每行詩也可以說是節奏的一個段落。

我加上（）{希臘原文加上（），英譯加上—，—號}表示是亞氏的插話。他在談“節奏感”的時候，提及詩中的節奏和這種節奏的單位。

叮鐺（原字“口當”誤，下同）聲，ti ta 聲也是節奏的段落。我們把鈴聲叮叮，聽成叮鐺，馬蹄聲ta ta 或聽成ti ta，就是把節奏分成段落。鈴聲，馬蹄聲一直響下去，是很長的很單調的聲音，但我們的節奏感把它們分成段落。如叮 叮 叮 叮……一直連接下去，則不成為節奏。所以詩里長短相間才能形成節奏。

亞氏不是把段落作為天性，而是把節奏感作為天性。

也可能是后人添上的，但須加以考證。我有病，時光可能不多了。因此就寫到這里為止。

致敬禮

羅念生

九月十八日

來信交北京東城干面胡同東羅圈11號或北京建內五號社會科學院外文所

請替我打聽安徽大學1929—1933年間的學生運動和當時外文系主任朱湘的活動和表現。這位詩人于1933年冬自殺而死，年僅三七歲。

又及

我收信后非常高興。首先，對一名本科生來說，能得到大學者的親筆回信，那種榮耀之情難以言表；其次，羅先生的解釋與我的理解基本相同，使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觀點。羅先生說的Loeb譯本應該是哈佛古典圖書館所藏的版本。因為這個圖書館是James Loeb建的。羅先生所托查找朱湘資料之事，我立即去安徽大學圖書館查閱。但我所讀的安徽大學是1958年新建的校區。（原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本曾命名該校為“合肥大學”，可能考慮國內名校都是以所在城市命名的，例如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杭州大學等，并請毛澤東主席題字。毛澤東主席說，還是叫安徽大學為好，并為之題字。）新學校沒有當年在安慶的老安徽大學的檔案，因此查不到當年朱湘的資料。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告訴羅先生，還告訴他不久前《南京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上刊有李南蓉的文章《試論新月派詩人朱湘》。看到羅先生信中所言“時光可能不多了”，我心里一酸，但也幫不上什么忙，只能略加安慰。記得隨信還寄上發表我文章的《江淮論壇》一本（第一封信怕收不到，沒有寄）。信發出不久，就收到羅先生第二封信：

章啟群同志：您好！

請將李南英（應是“蓉”）老師論朱湘的文章借我抄錄，或翻印或請人抄一份給我，抄寫費由我付。香港《抖擻》雜志上的朱湘年譜，您見過沒有？ 希望能按上面的辦法寄給我。有人在寫朱湘評傳，朱湘年譜和關于朱湘的論文，很需要資料。

我和朱湘很熟，他的生平與譯著我知道不少。

我身體很好，病情是假的。致

敬禮！

羅念生十月十八日

這封信字跡與上次不同，可能是他人代筆。而且第一封信用的是16開方塊紅格稿紙，第二封信用的是普通藍條信箋。但信封上的字跡是一樣的。第一個信封地址是“安慶（？）安徽大學中文系77級”，落款地址是“北京東城干面胡同東羅圈17號羅念生寄”；第二個信封地址“合肥安徽大學中文系77級”，落款地址是“北京東城干面胡同東羅圈11號羅寄”。我接到信后，看到“我身體很好，病情是假的”，很釋然，又回了一封信，并將復印的李南蓉文章附上一并寄過去了。這三封信我都沒有留下底稿。之后就沒再聯系了。后來，我將《江淮論壇》上這篇文章拓展充實，以《亞里士多德藝術起源說新論》之名投寄《文史哲》，被發表在該刊1985年第3期上。在該文中，我特地舉出羅先生信中的看法予以佐證。

1982年元月本科畢業后，我留在安徽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做助教。1982年11月至1984年元月，我在北大哲學系美學教研室進修了一年多。1986年，經過反復申請，安徽大學終于批準我參加研究生考試。這年秋天我又考入北大哲學系美學專業讀研究生，碩士畢業后就留在本教研室任教，后來一直在北京居住工作，直至2019年退休。現在知道羅先生是1990年去世的。可見在他生前我大約有5年多時間在北京，但直到先生遽歸道山仍緣慳一面。我在大學期間除了對于羅先生《詩學》譯本爛熟于心，還差不多讀遍了羅先生翻譯的古希臘悲喜劇，以及羅先生的很多文章，對于羅先生可謂景仰已久。雖說早就有拜訪先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沒有成行。現在想來實在是太遺憾了。年輕時較為怯鈍，對于仰慕已久的著名學者還有敬畏之心，錯失了許多請教的機會。在未名湖畔，我曾遇見獨自散步中的宗白華先生不下十次，好幾次準備上前問候、請教，卻終為膽怯所阻擋。朱光潛先生一次散步，落座在北大俄文樓前一張長椅上，就在我的身邊，我才斗膽問了他幾個問題，而這純屬邂逅。在老一輩學者中我有交往的只有金克木先生，這還是由于王獻永先生的引薦。當然，所有這些理由和解釋，現在看來都是蒼白的。關于羅念生先生這兩封信的內容，我一直想發表出來。可是，忙忙碌碌的人生，手頭總是有事，一直拖延至今。

現在來看，關于“音調感和節奏感”，羅先生的話當年我還沒有完全理解。尤其是“我們把鈴聲叮叮，聽成叮鐺，馬蹄聲ta ta或聽成ti ta，就是把節奏分成段落。鈴聲，馬蹄聲一直響下去，是很長的很單調的聲音，但我們的節奏感把它們分成段落。如叮 叮叮叮……一直連接下去，則不成為節奏。所以詩里長短相間才能形成節奏。”這里的思想很深刻。它不僅解釋了“節奏感”的含義，還揭示出人類美感形成的根本因素是在于人的意識。這其實是美感問題中一個極為重要和寶貴的思想。可惜我以前的文章中都沒有把羅先生的這個思想說出來。現在只能算是一個晚到的補救吧。

羅先生當年對一個素昧平生普通大學生的貿然請教，在身體并不好的情況下給予回信并詳細解答問題，可謂真正的學人風范。而關于朱湘，后來看到羅先生發表在1982年《新文學史料》上的《憶詩人朱湘》，體會到他們二人之間心契神合，情深至篤。文章字字情透紙背，可謂泣血，讀之令人無不動容。先生的內心世界，充滿對于學術和友情的純真和誠摯。可見先生是真正的詩人，也是真正的學者。近日讀《伊利亞特》，始知先生年逾八旬身患絕癥，還發愿譯完這部人類的偉大寶藏，頑強奮斗到人生最后一刻，彌留之際還叮囑后人替他完成此愿。這個定格在我腦海里的畫面，忽然與一千多年前譯經的玄奘，形成了呼應。擱筆之時，我的心中也陡然升起了一種很神圣的情感，久久不能平息。

（文中《詩學》英譯版本和手寫體英文，曾經鄭學勤博士審訂，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