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在《俄羅斯文學講稿》中寫道：“如果人們試圖說明一個作者即便不使用華美生動的辭藻，不特別在意句子的曲線矯飾之美，仍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藝術家，那么契訶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短篇小說文體韌性堅守已40年有余的作家劉慶邦，其小說簡約寫實的文風和溫情悲憫的底色，以及接近經典的創作態勢，曾被譽為“當代擅寫底層生活的中國的契訶夫”，這并不是簡單的夸飾。不過，劉慶邦的小說吹響的是中國民間的生命嗩吶，燭照的是普通民眾的人生罅隙。鄉土，始終是他的精神原鄉。劉慶邦曾將自己的小說劃分為氤氳理想情調的“柔美小說”與飽含批判鋒芒的“酷烈小說”。他最新推出的小說集《掛在墻上的弦子》收錄的9篇中短篇小說，無疑屬于前者。

承續世情韻味 以詩意筆觸寫鄉土生活

劉慶邦曾坦言，柔美小說情感偏柔軟，用的是月光匝地的語言，營造的是詩意化的氛圍。但這種劃分并不是機械單一或涇渭分明的，劉慶邦的小說創作往往能將批判寫實與浪漫抒情兩種鄉土敘事傳統實現糅合與內化，酷烈的氛圍中也能浸透出人性中美與善的聲息，如早年的代表作《神木》；柔美的格調亦能容納殘酷的現實和暴烈的人性，如新小說集中的《一條被子》和《表哥》。《一條被子》寫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饑荒，“毛叔”因饑寒交迫暈倒路邊，被送去衛生院，因為一念之差，拿走了一條被子，被發現后眾叛親離，最終毫無尊嚴地死去。《表哥》里心高氣傲的“表哥”和同校女老師的私情因懷孕而敗露，女老師飽受非議，生下孩子后自殺身亡，“表哥”一生郁郁寡歡，難以釋懷。在溫和懷舊的敘事氛圍里，呈現道德與人性的矛盾，以一種超然的筆調彰顯特殊歷史環境中的豐富與復雜。

劉慶邦的小說承續著中國世情小說的韻味，描摹刻畫出以豫東鄉村為代表的農村生活、民間情趣與世故人情，展現了中國鄉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驟變與守常，農民境遇的變動和人心的堅守。如《掛在墻上的弦子》里的曲胡藝人潘明華為了生計，隨著打工潮，放下了心心念念的弦子，去城里做民工。妻子高新月極其迷戀丈夫拉奏的弦樂，如今卻只能睹物思人，期盼愛人回家，然而，最終卻發現愛人的手竟因工受傷。《終于等來了一封信》里，剛剛訂下婚約的張東良就前往外地打工，將未婚妻方喜明留在了老家。作家“貼著人物寫”，寫出了女主人公內心深處的悸動、思念與嬌羞。而這種念想是伴隨著人物的生活流程來寫的，裹挾在翻紅薯秧、打高粱葉等勞作中，還將城鎮化過程中農民生產方式的轉變糅合進人物關系的描寫：“那個人還在家的時候，雖說他們兩個不在一個村莊，但那個人所做的很多事情方喜明都想象得到，知道他怎樣戴著草帽鋤地，怎樣揮舞著鐮刀割麥……那個人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方喜明的想象沒有了依據，無從想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這樣一來，他們兩個不僅從地理和空間上拉開了距離，從心理和想象上似乎也拉開了距離，真讓人發愁！”其筆下的深情細膩溫潤，令人動容。

泛鄉土場域是小說中的獨特風景

除了描畫鄉村的風物與習俗，洞察農民的悲歡離合，劉慶邦的目光一直延展到泛鄉土場域，深入到地表以下，即礦區。礦區是劉慶邦早年工作的地方，也是劉慶邦重要的書寫場域。在礦區這一介于鄉土與城鎮之間的特殊地域，劉慶邦寫出了最為沉重的惡意與最富溫情的人性。煤礦是死氣沉沉的黑色，是命懸一線的生死場，然而這種無邊無盡的黑暗，又被五彩斑斕與生機勃勃的世界所包裹。《花籃》里透過礦工楊師傅的眼觀望礦區周邊的景色，“煤礦大都在農村的懷抱里，出了煤礦就是田野、農舍，就是青山、綠水。如果說煤礦是一個黑色的世界，走出煤礦就到了多彩的世界”。作家洋洋灑灑地描繪黃橙紅紫的樹葉，寫棗樹和柿樹，寫楊師傅摘了酸棗，總會找一處石頭坐一會兒，聽蟲鳴，想心事，并由昆蟲生命的短暫與態度的從容聯想到人生。楊師傅在礦上工作了大半輩子，對礦有了感情，對生活很是滿足。這種寓情于景的寫法，從外部動作靠近人物內在隱藏的思緒，形成一種較為靜止平和的生活面。事實上，風波即將到來。《花籃》的前半部分，寫楊師傅對宋師傅的救命之恩，寫兩人情同手足，寫楊師傅在眾工友的幫助下撿炮線、編花籃，花籃最終送給了宋師傅的女兒。故事的后半段，楊師傅與宋師傅夫妻的秘密被暴露。雖是楊師傅為宋家留下了一兒一女，但楊宋兩家的情誼卻終生未變。《花籃》里，既有樸實溫煦的人情，也有丑惡不堪的面孔與深不可測的人性。但在時間的盡頭，人性中溫暖明亮的光澤覆蓋住了灰暗的千瘡百孔。

秉持寫實精神 透出平凡生命的本真狀態

劉慶邦的寫作是傳統的面相，他始終秉持寫實的創作精神。他的小說讀來平實貼切，透出平凡生命的本真狀態，平靜的敘述中暗藏玄機，在切實的表達里又有出其不意的獨到之處。中國古典小說里特殊的修辭形態——“虛擬的說書情境”總能在劉慶邦的小說中尋蹤覓跡。劉慶邦擅長鋪陳，對于器物的描寫刻畫細致。如《掛在墻上的弦子》中對于弦子的種類和部件如數家珍，《蛙牛大了》里對蛤蟆的類別也解釋詳盡。在故事關節處冷不防冒出的套語，“任何好花都不會常開，任何好景也有它的階段性”（《蛙牛大了》）；“季節有春夏秋冬，月亮有陰晴圓缺，樹木有葉綠葉黃，百花有花開花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花籃》），也讓人仿佛夢回古代說書現場。《非常名》《蛙牛大了》里為名氣、為錢財最終落下的荒誕，《睡覺》里對普通人欲望的書寫……種種世俗風情、眾聲喧嘩都被寫得活色生香，有聲有色。

誠然，如今早已失去書場傳統與說書語境，現代小說似乎也在敘事和哲思的結合中走得更遠。但從《一條被子》里熱情四溢的敘述者——同鄉大姐說故事的聲口，我們能感受到說書藝術興起之處——市井所具有的粗野而充沛的活力。正如作者所描摹的那般：“大姐有一句口頭語：你說這，那我知道。她這也知道，那也知道，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大姐所謂的‘那我知道’，絕不是一句虛妄的話，她是真知道，講的事情不是親歷，就是親見，親聞，講得真鼻子真眼。而且，她一開口就有故事，有細節，由不得你不張著耳朵眼子聽，聽了不能不信服。”這既是小說中講故事的大姐，亦是創造藝術幻覺的作家本人。他摘取生命的種種樣態，娓娓道來，道個中曲折，語其中真意，讀者的心隨之牽動。可以說，小說集《掛在墻上的弦子》中的九個故事，構建起九種不同的人間光景，流淌著豐饒的人情，折射出古典的光暈。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