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想為張惠雯最新的一本小說集《美人》寫些什么，但一直礙于熟悉而無法下筆。熟悉分兩層意思。第一層熟悉是文本的熟悉，《美人》中收入三篇小說：同名中篇小說《美人》，短篇小說《麗娜照相館》和《南方的夜》，占篇幅比例最多的《美人》首發在《收獲》雜志2022年第2期。關于美人何麗一波三折的命運，我和惠雯隔著地球半徑在微信里相互激動地討論了太多太多，現在還有新的話想說嗎？

第二層熟悉是生活的熟悉。《美人》這本書，用惠雯在《南方的夜》開篇的語言，就是寫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們縣城有三個出名的美人：何麗，麗娜和紅霞”。注意定語，故事發生的時代——“八十年代后期”，繼續用惠雯自己的語言來說，是一個“小城的風氣逐漸開化”、“人們度過了一個漫長的蠻荒時代，剛剛睜開眼睛的時候”（《美人》）。故事發生的空間——“我們縣城”。“我們”，即作者一代人，三篇小說的首尾都使用了少年/兒童凝視和仰望的視角，誠實還原年代現場；而“縣城”，就更是個普遍的經驗對象，中國式縣城的經濟地理空間與人口體量規模，是年歲稍長的大部分讀者熟諳的。至于“美人”，縣城里的女性命運與縣城在時代中的流變互為一體，她們同樣由簡而繁、從閉塞走向開化，并以精神與肉身承受著或顯著或隱秘的代價。正因為諸多熟悉情狀，仿佛《美人》三篇并無創造性“突破”之處。出版以來，評論界并未多加注意。

這當然是對《美人》的低估。《美人》在追憶往事的砂紙下充滿動感地創造了一些新的東西，但我無法準確指出它們的名字。直到最近讀《奧德賽》，一小節敘述滑過，我又倒回去盯著重看，一點光亮顯現。

前情是，奧德修斯離鄉無音訊多年，兒子特勒馬科斯憂傷痛苦，因父親既不是和同伴們一起戰死特洛亞，也不是戰爭結束后死在親人手里，而是被狂烈的風暴“不光彩地刮走”。不僅蒙羞，更因父親的缺位，導致“統領各個海島的一個個貴族首領們……都來向我母親求婚，耗費我的家產……”按照當地的好客傳統，主家必須招待他們，伊薩卡島實際上已被異族占據。面對雅典娜喬扮的外鄉客，特勒馬科斯剛剛責難了不在場的父親，接著就責難了母親佩涅洛佩，他的指控是：“母親不拒絕他們令人厭惡的追求，又無法結束混亂，他任意吃喝，消耗我的家財，很快我也會遭不幸。”

在“不拒絕”這三個字上，我停留了很久，仿佛看到的是剛剛創造出來的三個字，它們構成了一面新的意思，而又包含著女性古老的憂愁與無奈。我一下子想到了《美人》，解讀它的關鍵就在于無數個何麗和佩涅洛佩共同面臨的指控：不拒絕；仿佛她們真的可以選擇“拒絕”。

何麗的“不拒絕”有兩次。第一次似乎是情有可原的。當哥哥在“嚴打”中入獄后，她的追求者、縣財政局局長三公子李成光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她決定接受李的追求，除了一部分朦朧的好感，更因為“她不認識任何有權有勢的人，現在只有這個人才有可能救她哥哥”，這在后來的對話中也直接呈現出來——李問：“如果不是因為你哥的事，你大概永遠不會主動來找我？”“可能。”她如實回答。

重點在于第二次。這之后，何麗經歷了作為女性一系列的痛苦歷煉：李成光迫于父母壓力與她分手，她在李不知情的狀況下去人工流產；她在縣城里聲名掃地，誰都能打她主意。經過一段消沉，何麗接受了老同學孫向東的追求，結婚了，但幸福的裂縫依舊是從小城里那些風言風語開始的，有人傳話她曾經在街上和李成光說笑。在面對孫向東的質詢時，何麗如實回答為何沒有躲開他：“都是過去的事兒了，也沒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叫我，我總不能不理睬。”看，在何麗一團混沌的心里，輕易抹去了“深仇大恨”屬性的往事，她的這種以德報怨、吃虧還念好的立場顯然很不現代。故事繼續，孫向東意外去世后，何麗成了寡婦，李成光又開始接近何麗，但這是她所“拒絕”的，她托中間人帶話，沒有奏效。在口徑狹窄的縣城空間，一個人很難徹底消失。當李的妻子鬧到單位來的時候，是何麗的上司替她終結了這場糾紛，而又開啟了何麗的故事中最后一場多舛的情事。

那么佩涅洛佩的“不拒絕”又如何理解？她果真要從求婚者們當中挑一個后夫嗎？書中借雅典娜之口，安撫滿懷疑云的奧德修斯：“在你對你的妻子進行考驗之前，她卻仍幽坐家中，任憑不幸的白天和黑夜不斷流逝，悲淚常流不止。”不僅如此，雅典娜還點破了佩涅洛佩的“不拒絕”：“她一直心懷憂傷地盼你能歸返，同時使求婚人懷抱希望，對每個人許諾，給他們消息，心中卻盤算著別的主意。” 佩涅洛佩明面上是在選夫君，允許他們“雄競”，實際上是以各種方式拖延著作出決斷。虛構中的時間變形夸張，如同山魯佐德把故事講了“一千零一夜”，佩涅洛佩也把危機延宕了十年之久，于此圖存，以期轉機。佩涅洛佩的“不拒絕”，頗見政治家手腕。假使佩涅洛佩不充分利用禮儀的程序性，這些野心勃勃的外來者們早就殺掉少主特勒馬科斯，占領了這片無主之地——而特勒馬科斯看不清利害，還在非難母親的輕浮軟弱！

假如“不拒絕”的何麗和佩涅洛佩都是傳統女性的代表，那么讓我們再來看一位勇于拒絕的現代女性：勒達。

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出版于2006年的小說《暗處的女兒》在2024年推出了中文版。女主角勒達是以自在享受沙灘假日的中老年女性知識分子形象出場的，獨立而有決斷。她旁觀著一位年輕的美麗母親尼娜，為她淹沒在吵吵鬧鬧的大家族中感到惋惜。在幫助尼娜找回在海灘上走丟的小女兒埃萊娜之后，勒達悄悄藏起埃萊娜的布娃娃，這無法解釋的行為仿佛是對尼娜過于投入當母親的某種懲罰或克扣。在回憶交織中，勒達的個人道路逐漸呈現，她曾為追求事業與自由，把兩個女兒遺棄給了前夫。勒達“離家”后的自述：“我在很遠的地方，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終于成為了自己”（ “新的色彩，新的身體、頭腦，新的語言——我終于感覺要擁有自己的語言了” ）[1]。一個現代女性，通過拒絕成為妻子、拒絕成為母親，甚至拒絕停留原地，才終于可以成為自己。勒達與尼娜之間，有隱約的觸動和鼓動。

那么勒達“拒絕”的時長達到了多久呢？僅僅三年。三年后，勒達就重新回到女兒們的身邊，“兩個女兒經歷故鄉帶來的傷痛，是我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余下的日子，她內心深處一直在坦然與愧疚之間徘徊。小說的最后，遭受巨創的勒達接起的恰恰是女兒的電話，她這樣描述自己的狀態——“我死了，但我很好”。你看，再一次，自由意志的毀滅，“死”，發生在女性的知覺里，但她們所維系的那部分與他人（親屬、伴侶、后代……）之間的現實關系得以存在下去，展開著“好”。“現代性”取得的勝利，委實不多。

說回《美人》在舊憶光影下隱藏的新意。張惠雯沒有把何麗一再的苦難歸咎于她的“溫馴”、“不拒絕”，這是了不起的。長久以來，文學作品容易從欲望的角度來解讀女性的“不拒絕”。以“夏娃”為例，男性為主要視角的文學主要把女性創造為欲望的對象或欲望本身，甚或還發明了“欲拒還迎”這樣的形容。當女性作家拿起筆之后，身處事件之中的女性人物每一次作出抉擇的道德性依然是討論辨析的必經之地。解讀的常見關鍵詞有“墮落”“軟弱”“屈服”“迎合”等許多。回顧當代文學史，作家們強調女性的自強自主自立，往往是從“拒絕”或“原本可以拒絕”開始的；作家為人物所準備的“生活苦難”，毋寧說某些時候是對她們選擇不當的“果報”。這條路是正確，但可能也是狹窄的，生活絕不都是欲望，生存占據更首位。

與其他當代女作家不同，張惠雯既不歌頌女性的“地母”性，也不在道德上加以苛責，當然更不是消極的“鄉愿”。她書寫的是一種不渲染好或壞、而只是存在于女性本體意識中的有生命力的“常”。“常”無定法，憑依于具體的生存條件和生存愿望。“何麗”不是一個書面化的理想人物，不是為了訓誡而存在的塑造，而是生存的透射，是生命力的慷慨。寫出美人“何麗”的故事，是作家對真實而復雜的生活的尊重，更是對女性處境的負責任的還原。在這一緯度上，來自中國小城鎮的的何麗與伊薩卡島上的佩涅洛佩和那不勒斯的勒達站在了一起。

早想為張惠雯最新的一本小說集《美人》寫些什么，但一直礙于熟悉而無法下筆。熟悉分兩層意思。第一層熟悉是文本的熟悉，《美人》中收入三篇小說：同名中篇小說《美人》，短篇小說《麗娜照相館》和《南方的夜》，占篇幅比例最多的《美人》首發在《收獲》雜志2022年第2期。關于美人何麗一波三折的命運，我和惠雯隔著地球半徑在微信里相互激動地討論了太多太多，現在還有新的話想說嗎？

第二層熟悉是生活的熟悉。《美人》這本書，用惠雯在《南方的夜》開篇的語言，就是寫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們縣城有三個出名的美人：何麗，麗娜和紅霞”。注意定語，故事發生的時代——“八十年代后期”，繼續用惠雯自己的語言來說，是一個“小城的風氣逐漸開化”、“人們度過了一個漫長的蠻荒時代，剛剛睜開眼睛的時候”（《美人》）。故事發生的空間——“我們縣城”。“我們”，即作者一代人，三篇小說的首尾都使用了少年/兒童凝視和仰望的視角，誠實還原年代現場；而“縣城”，就更是個普遍的經驗對象，中國式縣城的經濟地理空間與人口體量規模，是年歲稍長的大部分讀者熟諳的。至于“美人”，縣城里的女性命運與縣城在時代中的流變互為一體，她們同樣由簡而繁、從閉塞走向開化，并以精神與肉身承受著或顯著或隱秘的代價。正因為諸多熟悉情狀，仿佛《美人》三篇并無創造性“突破”之處。出版以來，評論界并未多加注意。

這當然是對《美人》的低估。《美人》在追憶往事的砂紙下充滿動感地創造了一些新的東西，但我無法準確指出它們的名字。直到最近讀《奧德賽》，一小節敘述滑過，我又倒回去盯著重看，一點光亮顯現。

前情是，奧德修斯離鄉無音訊多年，兒子特勒馬科斯憂傷痛苦，因父親既不是和同伴們一起戰死特洛亞，也不是戰爭結束后死在親人手里，而是被狂烈的風暴“不光彩地刮走”。不僅蒙羞，更因父親的缺位，導致“統領各個海島的一個個貴族首領們……都來向我母親求婚，耗費我的家產……”按照當地的好客傳統，主家必須招待他們，伊薩卡島實際上已被異族占據。面對雅典娜喬扮的外鄉客，特勒馬科斯剛剛責難了不在場的父親，接著就責難了母親佩涅洛佩，他的指控是：“母親不拒絕他們令人厭惡的追求，又無法結束混亂，他任意吃喝，消耗我的家財，很快我也會遭不幸。”

在“不拒絕”這三個字上，我停留了很久，仿佛看到的是剛剛創造出來的三個字，它們構成了一面新的意思，而又包含著女性古老的憂愁與無奈。我一下子想到了《美人》，解讀它的關鍵就在于無數個何麗和佩涅洛佩共同面臨的指控：不拒絕；仿佛她們真的可以選擇“拒絕”。

何麗的“不拒絕”有兩次。第一次似乎是情有可原的。當哥哥在“嚴打”中入獄后，她的追求者、縣財政局局長三公子李成光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對象。她決定接受李的追求，除了一部分朦朧的好感，更因為“她不認識任何有權有勢的人，現在只有這個人才有可能救她哥哥”，這在后來的對話中也直接呈現出來——李問：“如果不是因為你哥的事，你大概永遠不會主動來找我？”“可能。”她如實回答。

重點在于第二次。這之后，何麗經歷了作為女性一系列的痛苦歷煉：李成光迫于父母壓力與她分手，她在李不知情的狀況下去人工流產；她在縣城里聲名掃地，誰都能打她主意。經過一段消沉，何麗接受了老同學孫向東的追求，結婚了，但幸福的裂縫依舊是從小城里那些風言風語開始的，有人傳話她曾經在街上和李成光說笑。在面對孫向東的質詢時，何麗如實回答為何沒有躲開他：“都是過去的事兒了，也沒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叫我，我總不能不理睬。”看，在何麗一團混沌的心里，輕易抹去了“深仇大恨”屬性的往事，她的這種以德報怨、吃虧還念好的立場顯然很不現代。故事繼續，孫向東意外去世后，何麗成了寡婦，李成光又開始接近何麗，但這是她所“拒絕”的，她托中間人帶話，沒有奏效。在口徑狹窄的縣城空間，一個人很難徹底消失。當李的妻子鬧到單位來的時候，是何麗的上司替她終結了這場糾紛，而又開啟了何麗的故事中最后一場多舛的情事。

那么佩涅洛佩的“不拒絕”又如何理解？她果真要從求婚者們當中挑一個后夫嗎？書中借雅典娜之口，安撫滿懷疑云的奧德修斯：“在你對你的妻子進行考驗之前，她卻仍幽坐家中，任憑不幸的白天和黑夜不斷流逝，悲淚常流不止。”不僅如此，雅典娜還點破了佩涅洛佩的“不拒絕”：“她一直心懷憂傷地盼你能歸返，同時使求婚人懷抱希望，對每個人許諾，給他們消息，心中卻盤算著別的主意。” 佩涅洛佩明面上是在選夫君，允許他們“雄競”，實際上是以各種方式拖延著作出決斷。虛構中的時間變形夸張，如同山魯佐德把故事講了“一千零一夜”，佩涅洛佩也把危機延宕了十年之久，于此圖存，以期轉機。佩涅洛佩的“不拒絕”，頗見政治家手腕。假使佩涅洛佩不充分利用禮儀的程序性，這些野心勃勃的外來者們早就殺掉少主特勒馬科斯，占領了這片無主之地——而特勒馬科斯看不清利害，還在非難母親的輕浮軟弱！

假如“不拒絕”的何麗和佩涅洛佩都是傳統女性的代表，那么讓我們再來看一位勇于拒絕的現代女性：勒達。

意大利作家埃萊娜·費蘭特出版于2006年的小說《暗處的女兒》在2024年推出了中文版。女主角勒達是以自在享受沙灘假日的中老年女性知識分子形象出場的，獨立而有決斷。她旁觀著一位年輕的美麗母親尼娜，為她淹沒在吵吵鬧鬧的大家族中感到惋惜。在幫助尼娜找回在海灘上走丟的小女兒埃萊娜之后，勒達悄悄藏起埃萊娜的布娃娃，這無法解釋的行為仿佛是對尼娜過于投入當母親的某種懲罰或克扣。在回憶交織中，勒達的個人道路逐漸呈現，她曾為追求事業與自由，把兩個女兒遺棄給了前夫。勒達“離家”后的自述：“我在很遠的地方，似乎變成了另一個人，終于成為了自己”（ “新的色彩，新的身體、頭腦，新的語言——我終于感覺要擁有自己的語言了” ）[1]。一個現代女性，通過拒絕成為妻子、拒絕成為母親，甚至拒絕停留原地，才終于可以成為自己。勒達與尼娜之間，有隱約的觸動和鼓動。

那么勒達“拒絕”的時長達到了多久呢？僅僅三年。三年后，勒達就重新回到女兒們的身邊，“兩個女兒經歷故鄉帶來的傷痛，是我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余下的日子，她內心深處一直在坦然與愧疚之間徘徊。小說的最后，遭受巨創的勒達接起的恰恰是女兒的電話，她這樣描述自己的狀態——“我死了，但我很好”。你看，再一次，自由意志的毀滅，“死”，發生在女性的知覺里，但她們所維系的那部分與他人（親屬、伴侶、后代……）之間的現實關系得以存在下去，展開著“好”。“現代性”取得的勝利，委實不多。

說回《美人》在舊憶光影下隱藏的新意。張惠雯沒有把何麗一再的苦難歸咎于她的“溫馴”、“不拒絕”，這是了不起的。長久以來，文學作品容易從欲望的角度來解讀女性的“不拒絕”。以“夏娃”為例，男性為主要視角的文學主要把女性創造為欲望的對象或欲望本身，甚或還發明了“欲拒還迎”這樣的形容。當女性作家拿起筆之后，身處事件之中的女性人物每一次作出抉擇的道德性依然是討論辨析的必經之地。解讀的常見關鍵詞有“墮落”“軟弱”“屈服”“迎合”等許多。回顧當代文學史，作家們強調女性的自強自主自立，往往是從“拒絕”或“原本可以拒絕”開始的；作家為人物所準備的“生活苦難”，毋寧說某些時候是對她們選擇不當的“果報”。這條路是正確，但可能也是狹窄的，生活絕不都是欲望，生存占據更首位。

與其他當代女作家不同，張惠雯既不歌頌女性的“地母”性，也不在道德上加以苛責，當然更不是消極的“鄉愿”。她書寫的是一種不渲染好或壞、而只是存在于女性本體意識中的有生命力的“常”。“常”無定法，憑依于具體的生存條件和生存愿望。“何麗”不是一個書面化的理想人物，不是為了訓誡而存在的塑造，而是生存的透射，是生命力的慷慨。寫出美人“何麗”的故事，是作家對真實而復雜的生活的尊重，更是對女性處境的負責任的還原。在這一緯度上，來自中國小城鎮的的何麗與伊薩卡島上的佩涅洛佩和那不勒斯的勒達站在了一起。

注釋：

[1] 《暗處的女兒》，113頁，【意】埃萊娜·費蘭特 著，陳英 王彥丁 黃語瞳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3月版一版。

[1] 《暗處的女兒》，113頁，【意】埃萊娜·費蘭特 著，陳英 王彥丁 黃語瞳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3月版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