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電影文學史》，周斌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11月

周斌的新著《百年中國電影文學史》有60余萬字。我讀完后掩卷默然，心悅誠服，這要怎樣深厚的積累，付出多少時間和心血才能一人完成這部跨越百年的中國電影文學史？然而，作為了解周斌老師40余年治學路的晚輩學子，我卻又知道這本著作是他長期浸淫于中國電影史和電影文學研究的厚積薄發和瓜熟蒂落。

糾偏扶正，重視電影文學地位。該書的出版，不僅對中國電影史研究具有補白的價值，更對扭轉電影界漠視創作規律、忽視劇作價值的風氣有直接的矯正意義。它不僅讓編劇從消失的電影海報中重新顯影，也讓被淹沒的電影文學從電影史中浮出水面。長期以來，中國電影學界如同電影創作界一樣，都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了“導演中心論”的思維定式里，雖然不否認電影是集體勞動的結晶，但在電影史中被提及的往往只有導演。然而事實是，除了早期不成熟時期的默片探索和那些凸顯影像實驗的作品，作為電影主流的故事片往往要依托于先在的電影故事或電影劇本。也就是說，相較于以影像形式呈現的電影完成片，電影文學是第一性的，文學家和劇作家進行的是一度創作，電影是二度創作的產物。實際上，當我們討論一部電影的主題、人物、情節乃至結構，把電影看成民族的精神史和思想史時，我們必須尊重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這些因素都首先得益于電影文學，也首先應該歸功于電影文學作者。

作者憑借扎實的史學研究，將120余位電影劇作家納入電影史研究范疇，每位劇作家都以專章專節的形式呈現。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該書對動畫片領域也進行了系統梳理，如特偉的《金猴降妖》、王樹忱的《山水情》、凌紓的《百鳥衣》和王大為的《寶蓮燈》等動畫片的編導創作人員，均以專題形式進行了深入探討。坦率地說，即便是筆者這樣的專業研究者，對其中大半名字都是陌生的，因為提到那些耳熟能詳的電影作品，我們首先想到的都是導演，這是以往電影史給我們留下的常規印象。令人驚喜的是，所有這120余位被打撈出來的電影文學家的生平和創作都得到了要言不煩的整理完善，這是治史最見功夫的地方，也是讀史最希望看到的內容。書中，作者對文學家的生卒年、原名、籍貫、基本的成長經歷、創作經歷、社會職務乃至成果出版等，都做了梳理。以往筆者讀史，常常苦于只能圍繞作品得到一些碎片化信息，不了解作者生平，難以做到知人論世。這本史著對相關信息的補充，堪稱一部專業詞典。

補漏啟新，豐富電影史的書寫。常規的電影史書寫將中國電影的開端確立為1905年的《定軍山》，今年恰逢《定軍山》誕生120周年，但遺憾的是，由于缺乏直接的物證，這一開端仍存爭議。中國電影的系統化生產，特別是故事片生產，主要發端于1910年的上海。早期電影的拍攝十分隨意，拍攝時大抵只有一個從文明戲借鑒來的幕表，拍攝前“缺少較成熟的電影本事（電影劇本）作為影片拍攝的堅實基礎”，所以質量不高。直到1924年，曾留學美國的洪深才創作并公開發表了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無聲片電影劇本《申屠氏》。正如該書開篇所講，“電影文學劇本的出現是電影藝術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隨著長故事片特別是有聲片的出現，也就是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所說的“電影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新型藝術后，便不可能在攝影機前臨時設計各種新穎、細致的視覺效果，而要實現做好周密設計計劃。這時才產生了電影劇本。”但筆者在此并非要重復一個常識，即“有聲電影誕生后，電影劇本就自動躍居首要地位”，而是要指出，由于戰亂等特殊原因，也由于早期膠片保護技術的落后、重視程度不夠等多種原因，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雖然生產了約1800部電影，但現在卻只有200余部得以保存。沒有了電影文本，中國電影文學史的書寫和研究如何成為可能？這就不能不提到早期電影拍攝所留下來的“電影本事”——無論是拍攝前撰寫的故事梗概，還是拍攝后宣發所用的劇情概要，當然，還有后來發表的電影劇本和電影故事等。這些文字形態的電影文本雖然不能取代視聽文本，但至少讓我們得以了解早期電影的故事內容，是補寫早期電影史的重要文獻。

在電影研究中，“作者論”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范式，但長期以來，“作者”更多地指向電影導演。即便對于張藝謀、陳凱歌、謝晉等并非主要自編自導的電影導演，研究者也習慣將他們當成電影作者來研究。這本《百年中國電影文學史》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上述偏誤，轉而以文學家為主體，梳理其創作歷程和創作特點。這樣一來，曾經像鐵砂一樣星散各處、被不同制片廠、不同導演拍攝的作品，在劇作者這個“磁鐵”的吸附下得以匯聚，呈現出明確的作者風格。這應該是未來電影史研究重要的選題方向。

以劇作家沈默君為例，該書介紹了他早年參加新四軍火線劇社和在華中軍政大學學習的經歷，這就為他創作《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和《海魂》打下了基礎。1961年，他到長春電影制片廠擔任編劇，寫下了電影劇本《自有后來人》，而這正是后來紅極一時的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的故事原本。1978年后，沈默君出任文化部創作組組長等職務，相繼創作了《臺島遺恨》《孫中山廣州蒙難記》等多個電影劇本。沈默君的創作成果和經歷，完全可以成為電影作者論研究的對象。這本論著專題論述的其他劇作家如陸柱國、李凖、張天民、白樺、葉楠、張弦等無疑都是電影學研究者選題的對象。

體例完備，輻射電影文學的方方面面。《百年中國電影文學史》的體例設計充分考慮了歷史復雜性與研究對象的龐大體量。該書在總的章節上結合中國歷史、電影史和電影文學史的實際發展將百年歷程劃分為9個歷史分期，并單列“電影文學發展的中外淵源”專章形成完整閉環。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目錄標注的時間下限為2000年，但鑒于王朔、劉恒、王興東、蘇小衛、王小帥、賈樟柯等劇作家創作的跨世紀延續性，其論述視野已自然延伸至當下。

在每個時期內部，一般是先論述時代的重大變化及其對電影事業的影響，然后分專節總體性概括本時期電影劇作的總體特點和重大事件或重大現象。該書的主體部分，即對“有成就的劇作家和有影響的作品”的專題介紹，還巧妙地把一些文集如《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電影卷一》《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電影卷二》《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影視文學卷》《中國電影劇本選集》等也做了專題介紹。而在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的最后還分別設立了“電影文學理論的新成果”專題，介紹了蔡楚生、夏衍、鐘惦棐、張駿祥在電影文學研究上的成就和觀點，這就增加了這本電影文學史的書寫深度和維度。

最后想特別提及這本論著的文字，及其背后體現出的作者的治史態度。個人治史，總是難免有個人的史識，或者說體現的就是個人的史識，甚至治史者的個人情感介入也是難免的，《史記》中就常有“太史公曰”的個人感慨。但史書常常要將百年濃縮于一冊，最需要文字精練，切忌啰嗦。歷史要想說服人，也需要保持客觀中立，力避情感泛濫、論斷偏頗。周斌先生的論著，不僅在敏感的歷史描述上做到了要言不煩，在特點總結上做到了概括精當，更在論述具體的作家和作品時秉承了實事求是的態度。

所謂文如其人，讀這本《百年中國電影文學史》，從其體大慮周的設計、中正到位的論斷、樸質曉暢的語言，分明讀到了一位嚴肅認真的學者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嚴謹治學的風范。“不喜驚人語，但求千古事”，這是周斌先生的治學態度，也正是當下這個時代我等后輩學人學習的典范。

（作者系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上海電影評論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