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漸濃，洇過贛南的丘陵，寧都縣石上鎮的江背村浸在古樟的幽香里。這座始建于唐末的客家古村，至今仍守著二十余棟明清大屋與十一座祠堂。村口的慈恩閣兀自挺立，高六層，風格別致。六重飛檐切割著暮光，檐角銅鈴輕吟著四百年前的孝道——曾氏一族為母建閣的故事，在青磚縫里流淌。

慈恩閣旁，有一座六角六柱菱形石亭，像極了方外的隱士。亭閣朝東，上書“四耐亭”，亭柱已有些斑駁，左右刻有一副對聯：“耐冷耐苦立根本，耐勞耐閑做棟梁。”雖無落款題名，卻自蘊乾坤氣象。我駐足良久，思緒萬千。“四耐”二字，仿佛蓄藏著無窮的力量，引人深思。

曾國藩與黃廷瓚都是岳麓書院的學生，黃廷瓚讀書認真刻苦，做人率真，官場上卻屢屢受挫，弄得生活無著落，在他特別困苦的時候，寫信給老同學求援。曾國藩回信勸慰，越是艱難，越是修煉人生的好時機，并提出了“四耐”之道：“不為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為要；薪米過時迫窘，則耐苦為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為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閑為要。”（《曾文正公全集·答黃廷瓚》）

“耐”本義為“剃須發之輕刑”，即古代髡刑（剃去鬢發或胡須）的簡化版，因不剃全發，故稱“耐刑”。“耐刑”是對身體帶有輕微羞辱性的懲罰，故“耐”引申出“承受恥辱、隱忍”的含義。今天我們提到這個字，多是指忍受、容忍，經得起，受得住。耐，就是要和急躁浮泛作抗爭，虛壹而靜，虛心、專一、內心鎮定，從而到達寧靜的彼岸。“四耐”，看似簡單，其實每個字皆有深意。

曾國藩的“四耐”，提到四種情境、四種遭遇，大概率不會同時落到一個人身上，但其中的某一項，則難免會降臨在你周圍。比如“苦”，幾乎成大業者，都會受到各種困苦的磨難，但他們都憑借頑強的意志熬挺著。贛南紅軍的舊事恰成“耐苦”的注腳：在寧都縣的紅一方面軍總后方醫院舊址，我們可以看到當年草灰敷傷、竹鑷取彈的艱難。在這里，醫者以耐苦為甲，傷員以耐痛為刃，硬是在缺醫少藥中劈出一條生路。這般耐性，何嘗不是另一種鋒刃？對紅軍來說，耐苦，不僅是對身體的考驗，更是對心靈的磨礪。他們在苦難中成長，最終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曾文正公這“四耐”的本義，是教官場之人如何做官的。古代的一些官員也確實將其當作官箴。它概括起來就是簡單的四句話：坐得冷板凳，吃得苦萬般，忍得千般勞，扛住諸種閑。如此，則有可能在古代成為一個合格的官員。

換個角度，“四耐”對普通人的成長及修為也有啟示作用。我們都將這四種境遇當作是對人生的考驗，其實，將其看作是人生的“誘惑”也未嘗不可。冷、苦、勞、閑就如暗伏的毒蛇一樣，隨時躺在草叢里盯著你，瞅準任何一個機會下手。如果有“四耐”擋著，或許咬咬牙就挺過去了。

四耐亭前，我徘徊再三，腦子又延伸出曾國藩的第五個“耐”——“耐煩”。曾國藩將“耐煩”當作座右銘，其實，它是明代嘉靖年間戶部尚書耿定向的名言。耿尚書曾這樣告誡向他求教的某縣令：歷代做官的名言中，都沒有說到“耐煩”，而我認為，“耐煩”卻在廉潔之上，做官要廉，是本分，而“耐煩”了，就會雖煩而不厭其煩，做事會成功。

沈從文也將“耐煩”作為自己的戒律。不過，他將“耐煩”的意義發展延伸為鍥而不舍、不怕費勁。他這樣解釋：北方話叫發狠，我們家鄉話叫“耐煩”，要扎扎實實把基本功練好，不要想一蹴而就。這里的“耐煩”，意思偏重于做事不怕麻煩、持之以恒。綜觀沈從文的一生，他真是“耐煩”的踐行者。不說他的文學成就，單單是他的服飾研究，也達到了前人少有的高度。但是，有多少人能耐得住這個“煩”呢？

倡導生活禪的星云大師，面對他的信眾，不厭其煩講要“耐煩”。他用彼得因懶于彎腰撿馬蹄鐵，而后為了揀耶穌掉下的櫻桃多次彎腰的故事，告誡人們要有足夠的耐心，生活中，等人、交友、聽話、處眾、學習、成熟，都要“耐煩”；生病、守信、工作、家事、孝親、人情，更要“耐煩”。“耐煩”做人，才能把人做好。

于是，我們就可以將“耐煩”的外延和內涵進一步拓展，比如，修養，度量，善于傾聽和溝通，站在別人的立場上觀照自己，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思考對方。或者，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

離開四耐亭，江背村已完全籠罩在暮色之中，忽覺這“四耐”亦恰似那客家的圍屋：冷為石基，苦作土墻，勞是梁木，閑乃天井。四壁合圍處，自有一方清明天地。

一陣晚風拂過，慈恩閣檐角銅鈴又送來清音，原來那“耐”字千般錘煉，它的智慧，它的力量，終究要落在這日日炊煙里。如此想著，心中這“耐”字就愈發明亮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