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能不能寫出批評的中式文體？提出這個問題的前提背景是，如今流行的文學批評，基本上是一種漢語寫出來的西式文體。一方面我們苛責自己的“詩詞話”傳統(tǒng)不夠科學系統(tǒng)，難以納入現(xiàn)代性以來的規(guī)范；另一方面，批評的中國化問題由來已久，我們從術(shù)語到概念，從觀念到方法，已經(jīng)全部改造完畢。實際上，批評文體又何嘗不是現(xiàn)代性系統(tǒng)工程中的組件呢？王侃在《時見疏星渡河漢》中討論的學院派批評系列文章，引起了我的這番思考與共鳴。

事實上，王侃這本著作里涉及的范疇與論題之廣之新之深，都值得認真品讀。至少有三個方面的論述顯出其批評文章的魅力。第一個就是他對人工智能之于文學走向的關(guān)注與預測；第二是以學院派批評開啟的批評文體的討論；第三是關(guān)于女性主義的一些精妙的作家論。這些文章組成了我一直想讀的理論書的樣子：可以擴展知識又饒有機趣，有冥契會心之論又佩服作者比自己說得更清楚直截。以前在看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阿多諾論晚期風格的文章、本雅明的《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以及阿倫特的《啟迪》時，有過這種純粹的樂趣甚至享受的感覺。當然，也早就為中國古代詩論詞論中那些精妙、神來的批評所折服，感嘆中國人的藝術(shù)感受力和表現(xiàn)最精微感覺的能力絕對是卓然超拔的?？梢哉f，如果不是為了上課、備課和各種不得不做的事情，王侃這本書可以一氣呵成地讀完——它不是心腦分離的，不是言不及義的，也不是大而無當?shù)模皇强梢蕴子玫墓轿捏w，這就是當前應該呼吁的一種批評文體，用漢語寫的，既能學究天人、廣博精深，又能以貼切高雅的漢語消化西方的文論思想，融合而成一種被期待的批評文體。

王侃在文章中寫道：當前流行的批評其實是一種“徹底被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所綁架所操控，從而不斷地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史中迷失自己，離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就無以自立”的依附型品種，“絕大多數(shù)學院派批評文章，若抽去其中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專業(yè)知識部分，便有殘羹之嫌，幾無可取可看之處；學院派文學批評的文體也早已僵化，沒有風格，僅剩套路。”此種批評不可謂不辛辣痛快。他指出從現(xiàn)代到后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角色從立法者變?yōu)榱岁U釋者，與之相伴的是主體性的闕如。而學院派批評自以為是的“獨立品格”并未在業(yè)內(nèi)達成，已成公認。接著又從“文體即風格”入手，認為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思想觀念、個性特征、精神立場、審美理想的綜合體現(xiàn)，就是鮮明而穩(wěn)定的個人風格。以李健吾和法朗士視“自我”為文學批評的最高原則為例，重新倡導文學批評中的個性與自我。我曾于2012年寫過一篇短文，也提到李健吾的《咀華集》，對那一代批評家自由灑脫反而能釋放出極具個性的、情采的文風深為傾倒。更早時候，還寫過一篇專論批評的文章，名為《批評的八股與八卦》，與王侃的文章對照閱讀，他那學統(tǒng)正宗、知識精英的風度是我所不及的。我一貫以“野狐禪”自居，后來“學為好人”讀了一個博士，但自己清楚，學統(tǒng)方面始終留有“野狐禪”的嫌疑。如今見到王侃也有逸出學院派向往自由自我的批評境界，極大地增加了我的批評自信。

同樣令我有批評同儕之感的是，也曾寫過一篇艾偉的作家論，從浙東學派的文化思想根脈以及魯迅、周作人等奠定的浙東衣缽的角度，來論述地方性文化之于艾偉小說潛隱影響的思想暗線，且在并不認識王侃的情況下，引用了他的觀點。表面上看我們的論述幾乎沒有相同的地方，王侃的敘述學分析更為具體貼合，比如他以“人性意志”為關(guān)鍵詞的討論，而人性意志與我所持浙東的心學、史學在艾偉小說中體現(xiàn)為“心”與“史”的糾葛的觀點，最終曲徑通幽而殊途同歸，令人看到批評的多種可能性，以及多種可能性帶來的思想的碰撞與交鋒，而碰撞與交鋒才是批評真正的生命所在。

歷來研究余華的評論文章可謂沸反盈天，川端康成、卡夫卡的影響之源也幾成共識。也曾想寫篇余華的批評，因為他的作品看了很多。但最終覺得可能寫下的都是別人說過的話，自己也恐才力不濟說不出更高深的見解?？赐踬┱撚嗳A，尤其是論余華與卡夫卡的關(guān)系，以及余華擺脫卡夫卡由“虛”再入“實”，仍然以寫下“崇高作品”為目標的轉(zhuǎn)變，忽然醒悟，觀點與別人一樣不可怕，可怕的是論證觀點時的功夫與學力不到。而王侃庖丁解牛一般精到的論述令人信服，原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材料剖析，以及完全可以用清明簡潔的文字洞穿理論的風采，證明除了觀點，論述本身也是批評可以升華的領(lǐng)地。王侃論莫言，認為莫言是在不斷地自反中確立起強悍的主體性形象。這個觀點應該說是王侃獨一份的發(fā)現(xiàn)，以客觀、學理為依據(jù)的學者，也能以精神分析的精辟論證一針見血地指出作家的心理結(jié)構(gòu)原型。這種化繁為簡、以道馭技的直入關(guān)鍵，正是一個優(yōu)秀批評家所應具備的識膽與才力。

王侃認為大部分的“反思文學”都僅有五四時期的“問題小說”的水平，絕大多數(shù)作品不具有耐磨損性?！胺此嘉膶W”夠不夠得上“啟蒙”的高度，本身成了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大膽向文學史的編撰發(fā)起了風車的挑戰(zhàn)，為什么就不能作此類的縱向?qū)Ρ?？王侃目光之犀利、發(fā)現(xiàn)之獨到可見一斑。此外，他談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女性主義批評，認為中國的性別寫作研究存在著無效的話語增殖、低水平的成果重復等重大缺陷，需要反思與厘清。這些論述不但理論辨析深透，做到了淵博如海，精微入微。尤以《反自由的性別》這一類介乎思想隨筆之間的文章，以豐富、立體的女作家的人生為女性主義研究的底本，瞬時將人生與理論結(jié)合在了一起，整篇文章有如一群生動的學術(shù)形象在自我演繹。若說理論是灰色的，這樣的理論卻合著雄辯與激情，自然地生長出了生命的綠意。

“你不能否認小冰確實寫下了詩。進一步的感受是：小冰的詩至少處于當下詩歌水平的中等線上下。”王侃借羅蘭·巴特的理論大膽預測，文學創(chuàng)作如果就是功能性的而非作者之力，人工智能不僅可以替代人類，而且完全有可能比人類做得更好。甚至“所謂的價值觀和情感，其實都是一種生物學計算，都可以通過分析其中的程序而被人工智能所模仿和習得”。“一種新的人本主義將可能是新媒體時代的文學主題?！钡鹊日撌?，無不折射出王侃批評嗅覺的敏銳、對批評有的放矢的問題意識。

（作者系評論家、湖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