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文壇的代際更替與整體呈現的寫作氣質成了部分學者關切的問題：有學者曾將中國當代文學自1990年代延續至今的某種“可疑的穩定”指認為當代文學的“中年狀態”，更具銳氣、直面當下的“青年寫作”反而面臨邊緣化的困境，而這也必將導致“中年危機”如病毒般向整個文壇蔓延。[1]這一觀點也引發了一定的爭鳴：“中年寫作”是否僅僅意味著一種陳舊與保守？“青年寫作”又一定能建立起一個“總體性”的“大文學”嗎？[2]

這不難讓人想起陳曉明所謂的“晚郁風格”（或曰“晚期風格”）。受薩義德（Edward W.Said）啟發，陳曉明對“晚郁風格”的定位絕非是“老氣橫秋、銳氣全無”，而是以一種肯定性的概念來理解中國當代文學在新世紀的變革與發展，“使得那些迷茫和頹唐都一掃而光，能夠在蒼涼的幽暗中看到不屈的光亮”[3]。

然而，理論的闡釋在當下文學現場的實踐中往往失靈，文學內部危機未平又遭逢文學版圖邊際動蕩，更有外部的系統性風險等待改寫、顛覆整個文學格局。可見，“迷茫和頹唐”在某種意義上或成為新世紀文學之常態，而如何走出上世紀文學煊赫遺留的幻象，于不合時宜的緊張、錯亂、離異中走向靜穆的和諧，真正建立起向未來敞開的圓融而不失鋒芒的晚期風格，是當下文學研究的應有之義。

一

既然要走向“晚期”，必然要經過的一個階段便是“中年”。

“中年”作為一個使人產生危機感的范疇，是與“青春”的合法性一同被確立的。關于“少年中國”與“少年”之關系前人論述頗多。這批被歷史詢喚的青年，沖破桎梏舊中國幾千年的長者為尊的傳統，以弱冠之齡、而立之年撐起民族國家救亡圖存與文化革新的重任，那是一個宏大敘事大行其道的年代。在《傷逝》中，對“庸常”生活的逃離還是令人警惕的宏大話語對個人的“征用”：家庭作為能夠在現代國家的垂直管理下逃逸的私人空間，家庭及其隨附的家庭生活在革命話語中就成了庸碌的溫房、進步的阻礙和消解一切超越性的淵藪。

時移世易，大“他者”逐漸消匿，小“自我”從公共領域脫退，部分青年在“與濫俗世界二元對立”中躲進了“幻城”。[4]但正如雷納托·波吉奧利所指出，“沒有什么人的活動，甚至是最自由或最無償的活動，能在真空或完全忽視其時代的歷史現實條件下展開”[5]。所謂與歷史脫鉤的“大歷史的孤兒”事實上早已被學者指認出“高度的政治性”，即“試圖以所謂‘憂傷’填充青春的社會性，定義何為‘青春’”[6]，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主流意識形態推崇的文學一直延續著與社會歷史高度關聯的現實主義傳統，文壇無可避免地走向“中年”。可見，“中年”這一概念的內涵由一個代際的指稱轉向一種與宏大敘事重新和解的姿態。

但與此同時，“中年”正在走向“中年危機”。世界范圍內對于文學“枯竭”的隱憂肇始于1960年代，美國小說家約翰·巴思意識到對于故事編織的過分推崇與對形式創新的忽略很有可能迅速耗盡語言的勢能，文學也將成為“枯竭的文學”[7]。六十年彈指一揮間，思及約翰·巴思的預言，再反觀文壇各大最高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不免心驚：部分作品機械地秉持著一種現實主義的史詩品格，在異曲同工的形式中置換進愈發陌生的內容，“沾了一點‘史’的便宜，而并沒有完成‘詩’的升華”[8]。又如近些年興起的“新東北作家群”，這些青年作家的確走出了“幻城”從而走向與他人和社會的聯結，但他們“出走”的方式卻呈現著驚人的相似性：他們往往都以東北老工業基地作為故事的生長點，用1990年代的“下崗潮”對故事進行時空定位，勤勞樸實的父輩盡管被迫下崗卻依舊堅忍地生活，子代在對父輩的深情回憶中獲得精神救贖……即便歷史作為一種公共經驗具象化于個人生命中必然有其普遍性，但模式化的書寫充斥著填補歷史邏輯與彌合情感邏輯的惰性。而看似抽象的“文學危機”事實上就寓于一個個具體的寫作思維慣性之中。

二

“文壇”是一種內涵與外延十分曖昧模糊的概念，所以當梁鉞皓問出“我們的文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國的寫作”[9]時，問題已然不成其為問題，不是因為問題本身消失了，而是問題的答案似乎無人在意。當傳統文學作家還沉湎于諾獎、茅獎、魯獎的嘉獎，守望著下一個“莫言”的出現，網絡文學早已被資本市場授予了無形的桂冠，某些IP的巨大影響力甚至在重新定義“主流”。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92億人，較2022年增長2480萬人；而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5.50億人，較2022年增長5200萬人[10]，大眾傳媒的發展對傳統文學的沖擊在三十余年的研究中已成為陳詞濫調。無論是銳氣不足暮氣有余，抑或是沉穩不足偏激有余，文壇中的“中年”與“青年”與其說是針鋒相對的仇讎，不如說二者之間存在更深層的媾和關系，以你之有余補我之不足，充其量是文壇內部的結構性調整。然而新媒體時代以降，文學傳播形式的分化使得原本“鐵板一塊”的文學板塊迅速瓦解、分化；與此同時，大量的新生力量加入了這一文學大眾化的歷史進程中。曾經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正宗”的文壇在大眾文學的滾滾浪潮下反而成了退守性的“他者”之存在，驀然回首，才發現文學的生產、傳播、消費等各個環節早已換了一批人。

在當代眾聲喧嘩、網民注意力被極度分散的網絡場域中，“故事性”幾乎成了網絡文學的內核，大部分網絡文學作家在利益的驅使下主動向更容易獲取經濟利益的類型文學靠攏，于是在這一領域中“文學”成了“獵奇故事”的代稱。但在新媒體時代特殊的文學格局中，網絡文學一方面由于文學價值尚未得到學界的認可而退守文學的邊地，一方面又由于難以估量的影響力不斷地對中心施加影響，甚至導致其異化。或者更準確來說，文學中“故事性”地位的突出本就是新媒體時代給當代整套文學體制帶來的變化之一，當下直觀的趨勢便是新世紀以來傳統文學的故事化與傳奇化傾向愈加顯著。在賈平凹的新作《河山傳》中，從題目便不難看出其“為河山、為時代立傳”的雄心，賈平凹將故事的時間線拉得很長——1978—2020年，試圖以洗河這一進城務工農民的奮斗史書寫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宏偉篇章。然而這個故事卻是“寄生”于一個“鳩占鵲巢”的坊間傳聞之上，故事的結局更是以老板羅山的離奇死亡促成所謂的“傳奇”。或許這是出于某種戲仿或反諷，卻也在某種意義上消解了歷史進程中個人奮斗的意義。

文學故事化的本質同樣是某種思維惰性，它將各種奇幻的景觀進行簡單的拼貼、疊加。在這個意義上故事可以無限延長，卻忽略了“文學”包括但不等同于“故事”，一味地堆砌故事只會使思想的光芒湮沒在文字的迷宮中；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涇渭”只會逐漸合流，再難分彼此。

三

近日，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王峰教授帶領團隊運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創作出首篇長達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天命使徒》，再度引發學界對AI寫作的探討。AI寫作并非新世紀的產物，楊丹丹在《AI寫作與若干文學基本問題的反思》一文中對AI寫作的“前世今生”作了非常細致的梳理，更是針對文學理論建構的有效性、文學內部蘊含的危機、文學與科技的關系等根底性問題展開十分深刻的探討。她指出AI寫作被可疑地指控為“沒有情感思想、缺乏價值觀建構、無法喚醒公眾共情力、敘事同質化”[11]。

某種意義上這一指控并非毫無現實根據。隨意翻開《天命使徒》的每一頁都能很好地闡釋什么叫作“枯竭的文學”，文字的勢能被消耗殆盡，除了能夠確切地表述人物的動機、行為與情節的發展再無文字本身的魅影，人物空洞的內心之下鋪陳的是同一套算法，情節的冗余與敘事的無能也標志著技術的尚未成熟。然而AI寫作的優勢也非常明顯，人類對于邏輯的迷戀在科技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又或者說科技的底層邏輯便是掌握萬物的規律為我所用。通過提煉百萬、千萬量級的文學作品，寫作對于經過海量資源投喂、馴化的人工智能來說無非只是“活字印刷”，而其超強的學習能力也決定了盡管它不能立馬彌合自己與人類的差距，但追平乃至于趕超絕非遙遠的未來。然而學界關于AI 創作的理論建構卻遲遲無法跳脫闡釋的循環，“情感”與“創造”時隔幾十年依舊是人類最后的兩根救命稻草。

再退一步，即便AI寫作永遠無法跨越“人”與“非人”的技術瓶頸，其對于整個文學生態的破壞也是不可逆轉的。“人人都是作家”也就意味著“人人都不是作家”，這些似是而非的作品消解了文學的“光暈”，不斷消耗著公眾對文學的熱情與耐心。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量由AI隨機生成的小說會再度攪渾如今已然遍布著漩渦與礁石的文學暗流。

但楊丹丹之所以反對學界對AI寫作的無端指控就在于，所謂AI寫作的弊病恰恰是當下文學創作的頑疾，其不過是放大了文學內部原有的癥候：“AI寫作的技術邏輯就是從已有文學中抽取同質性文學數據，依此組建語料庫，再根據語言模型生產文學。而當下文學創作的模式化、經驗化和故事化是AI最容易學習和模仿的，因為它們本質上都是由同質化數據組成的。”[12]

文學危機歸根到底是人的危機。也許生活在科技高度發達時代的代價便是，對效率與效益的單向度追求必然會塑造一個又一個“裝在套子里的人”，個性與差異會成為越來越冗余的棄置物。我們習慣于將問題帶入公式企圖得到一個標準答案，卻遺忘了文學沒有標準答案。事實上我們沒有解決問題，只是將問題無限地延宕了，而文學也就處于一種“行進的停滯”中。這一從1990年代積蓄的“中年狀態”也將永遠沒有盡頭，如果一定要有一個終點的話，那便是文學的終結之時。

恰如陳曉明轉引薩義德之言：“只有在藝術沒有為了現實而放棄自身權利的情況下出現的東西，才屬于晚期風格。”[13]值得欣喜的是，我們的文壇依舊擁有著那么多老中青年作家堅持不懈地致力于打破同質化的藩籬，不隨流俗地追求著文學的高地。而正是在這些作家身上我們看到，唯有在變動不居的時代維持文學自身的自足性，走出漫長的“中年狀態”，擁抱特立獨行的“晚期風格”，這才是新世紀文學突出重圍、實現超越的可能性所在。

注釋：

[1]梁鉞皓：《重返1998年：當代文學的“中年危機”——以“斷裂問卷”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

[2]易文杰：《反諷傳統·自我神話·總體性失落——重審當代文學的“中年危機”》，《上海文化》2022年第10期。

[3]陳曉明：《新世紀漢語文學的“晚郁時期”》，《文藝爭鳴》2012年第2期。

[4]易文杰：《反諷傳統·自我神話·總體性失落——重審當代文學的“中年危機”》，《上海文化》2022年第10期。

[5]［意］雷納托·波吉奧利：《先鋒派三論》，《先鋒派理論讀本》，周憲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5頁。

[6]黃平：《“大時代”與“小時代”——韓寒、郭敬明與“80后”寫作》，《南方文壇》2011年第3期。

[7]［美］約翰·巴思：《枯竭的文學》，秦傳安譯，《中國南方藝術》2015年2月11日。

[8]洪治綱：《無邊的質疑——關于歷屆“茅盾文學獎”的二十二個設問和一個設想》，《當代作家評論》1999 年第5期。

[9]梁鉞皓：《重返1998年：當代文學的“中年危機”——以“斷裂問卷”為中心》，《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

[10]《CNNIC：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199IT，https://www.199it.com/archives/1682273.html。

[11]楊丹丹：《AI寫作與若干文學基本問題的反思》，《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12]楊丹丹：《AI寫作與若干文學基本問題的反思》，《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1期。

[13][美]愛德華·W.薩義德：《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閻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7頁。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