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大眾文藝蓬勃發展，關于新大眾文藝的理論闡釋和現象分析也方興未艾，但是將新大眾文藝的主體及其生存狀態作為觀察思考對象，并以藝術化的方式呈現在文本之中的，石一楓長篇小說新作《一日頂流》似乎是非常特殊的一部。這首先在于新大眾文藝是最新的文藝現象，也是最新的理論命名與研究闡釋，其次則與石一楓的創作特點有關。

時代敏感與思想敏銳

關于石一楓的創作特色，以前強調較多的是他繼承了老舍、王朔的京味文學傳統，或者他繼承了老舍、茅盾的現實主義傳統，但他另外兩個創作特點則容易受到忽視，那就是時代敏感性與思想敏銳性。如果說時代敏感性作為現實主義的必備要素，偶爾還會被論及，那么關于思想敏銳性則極少受到關注。石一楓正是在對新時代的諸多新元素的發現、整合與思考中，展現了其思想的敏銳性與前沿性。石一楓小說中對時代新元素的敏感與對象化，不是自然主義式的羅列與拼貼，而蘊含著他對時代與世界的整體思考與最新發現。石一楓近年來的小說，從《地球之眼》《借命而生》到《逍遙仙兒》《入魂槍》《漂洋過海來送你》無不體現出這一特點，《一日頂流》則是最新的一部。

這部小說的主人公胡莘甌偶然成了直播界的“頂流”，雖僅“一日”，卻極大地改變了他的生活與命運。小說圍繞這一主要線索，通過他與父親的關系、他與李蓓蓓的關系，回顧了中國互聯網20年的發展簡史，又通過他逃離北京后在全國各地的漫游——四舅和關公的山區、慧行和慧智的海島及其寺廟、李蓓蓓老家靠海的小城、李貝貝的東北小城以及大山深處，完成了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的全面呈現。在這個過程中，也展示了胡莘甌作為一個“頂流”的影響力及其對中國的認知圖繪。在四舅和關公的山區，他作為“頂流”從天而降，受到了當地各部門和眾多小網紅的圍追堵截，無奈只能坐上關公的摩托車落荒而逃，即使在李蓓蓓老家那個靠海的小城，他的影響力已趨衰弱，但仍能憑一己之力吸引眾人的注意力，化解李蓓蓓媽媽與眾多家長緊張對峙的局面，但到了結尾處，“胡莘甌終于又參加了一次直播帶貨，并榮幸地充當主角。效果慘淡，別說五萬六萬沒沖上去，網友們還將這場活動命名為‘挖墳現場’。原來他就是個墳”。流量時代的瞬息萬變，充分展現了各領風騷三五天的迅捷性與偶然性。

之所以如此，在于胡莘甌并非一個典型的“頂流”，他只是一個底層小人物或城市平民，只是偶然原因才成為了“頂流”，頂流并不是他的夢想，他也沒有像其他頂流一樣急于變現，相反，他急于逃避頂流帶來的關注和眾多“眼睛”。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頂流”光鮮亮麗的外表下那些具體的生活邏輯與生活故事。如果說頂流是資本、流量、社會情緒與注意力經濟等多種社會合力制造出的奇跡或符號，是戲劇性的高潮，那么頂流背后的生活邏輯與生活故事則是冰山之下更為龐大的部分。《一日頂流》的重要價值之一就是以胡莘甌“一日頂流”的經歷為中心與線索，講述了胡莘甌父子、李蓓蓓母女、李貝貝、馬大合等人自新世紀以來在北京或“北漂”的生活，小說中對這些人成長、成熟與生活變遷的細致描繪，奠定了這部小說的現實主義底色。

新時代文化經驗的豐富性與差異性

與石一楓的其他作品相比，這部小說雖然是以北京為中心，但石一楓也走出了北京生活的舒適區，在小說中描繪了全國各地不同的城市、山區、海島，可以說是繼《漂洋過海來送你》“走遍世界”之后，“走遍中國”的一次新嘗試，地理空間的開闊為小說打開了新的視野，也讓石一楓對北京與中國的描述更具參照性和典型性。如果以上所述仍限于現實生活，那么伴隨著新世紀前后互聯網的普及，虛擬性的網絡生活與交流也成為人們社會交往的一部分，小說中關于胡學踐與“老神”、海角論壇以及E-mail、BBS時代的描述真實回顧了這一歷程，現實交往與虛擬交流相互交織，既是新世紀以來中國人際交往的最大的變化與特點，也是《一日頂流》隨時代而變的現實主義特色所在。從以現實交往為主到以虛擬交流為主，則為“頂流”這種社會與文化現象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一日頂流》以現實主義的筆法再現了這一過程，讓我們看到“頂流”出現的社會、技術與人際交往基礎。

如果說石一楓在《一日頂流》中對北京的描述更接近俄蘇文學中的“生活故事”，那么他對其他地區的描述則更接近于巴爾扎克意義上的“外省風俗研究”。“外省”與北京的“風俗”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同一個潮流中不同地區的不同表現形式，更確切的說法是“時代風俗研究”——即相對于地域性差異，時代性差異更具根本性。比如在四舅和關公的山區鄉村、在李蓓蓓母女的臨海小城，同樣盛行直播，同樣追求頂流，相對于不盛行直播的時代來說，它們與北京處于同一種浪潮之中。但是他們崇尚直播與頂流的具體形式則不同，在小說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山區鄉村的直播更具鄉土與傳統特色，有“關公”，有“張飛”，更多的人圍攏過來，“通往山上的那條銀鏈滅了，路卻變得更加璀璨：車燈、手電、手機，還有火把和夜市里的燈箱，人類文明史上各個階段的照明工具匯成長流，浩瀚地涌了上來。更遠處，網狀公路上還有更多的燈光，先往村子集中，再從村口上山。村里還有個大喇叭響著：‘停車收費，依次通行，注意安全，文明直播……’”李蓓蓓生活的那個臨海小城則更貼合現代文旅的思路，旅游節的服裝租賃處“皇上娘娘最貴，大臣次之，最便宜的還是廠公。遵循一個窮人的消費習慣，他變成了歷史上唯一長胡子的太監——又讓人家饒了他一副美髯，隨風飄飄，正好遮住半張娃娃臉”。對這些時代新風俗及其在不同地區表現形式的捕捉，展現了新時代文化經驗的豐富性與差異性。

時間、愛與人的本質

如果說“風俗研究”與“生活故事”主要體現了石一楓的時代敏感性以及整體表現生活的能力，那么他對一些前沿問題的表現則展現出了思想的前瞻性，在小說中主要體現在胡莘甌在海島時期在廟里與慧智、機器人慧行的交往過程中，在現代AI技術與佛教的相互闡釋中重建思考的維度，重新思考人之為人的根本性特質。與之相對應的是小說貫穿全篇的對于時間與愛的思考。小說將胡莘甌與李蓓蓓5歲時的“愛”作為統攝整部小說的主要線索，又將胡學踐與崔美娟的愛情故事作為最終的謎底，不僅在整體結構上賦予了小說敘述的動力，而且在深層次上也隱含著對人類本質的思考，同樣小說以“千年蟲”與時間倒流開端，其中有不少這樣的議論：“數字古已有之。在我們這個宇宙，據說時間可以倒流，空間可以壓縮，但一加一永遠等于二，所以數字比時間和空間更穩固……”時間、愛與人的本質，這是作者探討的主題，在AI時代的這些新思考引人深思。但作為一部小說，《一日頂流》有機地將這些深刻思考與小說的敘事編織在一起，或者說作者的思考是與文學融合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成為一種“思想形式”，石一楓在以他的方式勘探著我們這個時代思想和社會的前沿性問題。

在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京味文學與現實主義傳統，也可以看到石一楓的時代敏感性與思想敏銳性，這部小說描繪了一個新大眾文藝時代的“頂流”的生活故事，將生機勃勃的新大眾文藝加以對象化與文本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和把握新大眾文藝的新視野。與單純的理論闡釋或研究不同，石一楓在小說中為我們展現了一幅新大眾文藝的盛景，梳理其漫長的前史，并在新大眾文藝與其他社會各領域的互動中展現了一幅整體性的時代畫面。這是一種藝術化的呈現，也蘊含著作者的獨特思考，可以說是新時代文學對新大眾文藝的助力與推進，相信對二者的融合與發展必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作者系《小說選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