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報業集團43樓接受專訪，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站在落地窗邊，對周邊的方位、歷史建筑了然于胸。在上海居住過四年，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這座城市的喜愛。

作為漢學家，他對中文用詞自然是講究的。因為手指關節發炎，他口述，請夫人明鳳英代勞寫下：“我喜歡上海，希望上海繼續作（做）為世界大都市的典范。”第一次，夫人寫成了“成為”，他很嚴肅地糾正，是“作（做）為”。夫人寫了兩遍，他才接過筆，有些困難地簽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這個介詞里，藏著他對這座城市的理解：上海不是等待蛻變的蛹，而是早已破繭的蝶，在全球視野下的時空里，優雅地揮動翅膀。

1 始于香港

作為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東亞語言文化系的榮休教授，胡志德的學術生涯始于一場由三個名字串起的命運遷徙：父親、舊書店老板、錢鍾書。

在胡志德9歲那年，父親服務的航空公司在香港設立了分公司，于是，身為飛行員的父親帶著全家搬到了這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美食、地理甚至包括聽不懂的廣東話，都讓胡志德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回到加州后，循著自己的興趣，在大學讀了一年漢語速成班后，當他帶著初生牛犢的勇氣叩開臺灣大學美國漢語中心的門，才發現整棟樓里只有兩三個西方面孔——生存般的語言困境，讓每個漢字都成了必須攻克的堡壘。研究生如愿選了亞洲學，可研究方向卻一直定不下來。那時，胡志德開始對中國的現代文學感興趣，但魯迅、茅盾等作家都有很多人在研究，“賽道”太擁擠了。研二那年，拿著父親的飛行員家屬免費機票，胡志德回到香港過暑假。命運的伏筆埋在灣仔街角的“博文書局”，門楣上的店招小得像句秘語，推門而入時，舊紙與樟腦的氣息撲面而來。老板是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年輕人，姓王。店面雖小，但老板選書的品位卻相當不俗，攀談之下，王老板轉身從書架上找出了一本錢鍾書的《圍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首版，紙頁間浮動著半個世紀前的油墨香。“這本與眾不同。”王老板這句簡單的推介，或許是命運最溫柔的推手。在學校，胡志德讀過夏志清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書中對《圍城》有著很高的評價。但那時，胡志德對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現代小說并沒有放在心上，直到翻開這本封面泛黃的原作，才知夏志清所言非虛，當下就覺得十分喜歡。“之后，與王老板斷斷續續見過幾次，有一年再回灣仔，卻再也找不到‘博文書局’。那時的通信遠不像現在這么發達，自此與王老板失去了聯絡。但至今，我心里都很感激他。”

2 敬于鍾書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浪潮中，錢鍾書當然是與眾不同的存在。他既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大師級學者。1977年，胡志德在斯坦福完成了自己以錢鍾書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傳統性的革新：錢鍾書與中國現代文學》，那時候，一手材料并不多，胡志德便跑去香港、臺灣采訪了錢鍾書不同時期在清華和牛津的師友來豐富內容。而這篇論文也成了西方世界最早研究錢鍾書的論文之一。

與錢鍾書的初見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春日講堂。

1979年4月，錢鍾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得到消息，已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謀得了一份教職的小伙子特意從加拿大飛回美國，參加了4月23日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見面會。終于見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偶像，胡志德回憶：“我幾乎不敢說話，覺得錢先生不光中文厲害，連英語都比我好，甚至還能說地道的法語；雖已屆69歲，錢先生風度依然很好，思維敏捷，回答問題簡潔而睿智。”

1982年，胡志德去北京，事先托人將自己即將出版的《錢鍾書傳》的書稿送了一份給錢鍾書。楊絳先生端來茉莉花茶，錢鍾書就著書稿上的批注侃侃而談，窗外的槐花香混著墨香，這一回，在三里河南沙溝六號樓二單元的家中，錢鍾書與楊絳接待了這位已深深愛上了中國文化的美國年輕學者。同年，胡志德所著的這本《錢鍾書傳》列入著名的Twayne傳記叢書正式出版，被學術界認定為西方世界第一本全面綜論錢鍾書創作與學術的著作。

盡管胡志德此后離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道路，轉而研究中國晚期思想，但間接推動了胡志德學術轉型的依然是錢鍾書。因為寫《錢鍾書傳》，胡志德關注到了錢鍾書的《談藝錄》。其中錢鍾書先生對古典詩詞的精妙闡釋，如同在混沌中劈開一道光，讓胡志德開始對中國古典文學萌發興趣并逐漸由此關注到了中國晚清的歷史。

3 終于熱愛

自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如驚濤拍岸，在中國思想界激起千層浪，這一命題跨越數個世紀。上世紀90年代初，胡志德在歷史的長河中溯流而上，將目光聚焦于王國維、嚴復等晚清知識分子，那是一個充滿變革與掙扎的時代。1895年后，中國思想界驚覺，面對帝國主義環伺的西方，曾經“中學為用、西學為體”的構想，如同虛幻的泡影，在現實的浪潮中破碎。在胡志德的學術世界里，嚴復是一顆被歲月蒙塵的明珠，他既高呼“鼓民力、開民智”，又因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領悟，對一味學習西方而丟失本民族“國種特性”，會造成“魚之離水而處空”的前景憂心忡忡。

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里，來自中國臺灣的留學生大多追隨李歐梵的腳步，在學術的海洋中探索。明眸善睞，說話輕輕柔柔的明鳳英恰好關注的也是晚清史。后來李歐梵去了哈佛，明鳳英也跟過去寫博士論文，而胡志德則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接了李歐梵的教職。早在上世紀70年代，胡志德在斯坦福攻讀研究生時，李歐梵已是嶄露頭角的年輕學者，四處應征教職，彼時的胡志德，滿心期待能有這樣一位良師引領自己前行。因為這一層關系，再加上共同的學術課題，明鳳英受李歐梵關照，也常請教胡志德。

上海圖書館保存了全國最全的關于晚清的一手材料，上世紀90年代，胡志德和明鳳英到上海查資料，就住在步行可至的高安路上一家叫“圖安”的小旅舍，在這里，他們時常與來自全國各地乃至世界的晚清史研究者相遇，思想的火花不斷碰撞。也正是那段時間，讓胡志德不僅愛上了上海這座城市，也與明鳳英漸生情愫。而胡志德送給明鳳英的定情信物則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語大詞典》。

對于兒子最終成了一名漢學家，胡志德的父母都覺得這是件很酷的事情。他們曾打趣兒子“眼里只有中國女孩”，胡志德則理直氣壯地表示，中國人確實好呀，勤奮、重友情、靈光、有斗志、會存錢還會算賬……只是自己的三個中美混血的孩子雖然前前后后都送到上海留學，但沒有人和他有同樣的志趣，讓胡志德多少有點遺憾。

明鳳英笑稱丈夫是“被漢字磁化的人”，無論是街頭的路牌還是菜單的邊角，只要有方塊字，他的目光就會不由自主地黏上去。從加州大學退休后，胡志德受聘做了國內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作為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已參與了兩次北大、清華對于助理教授的評定。“我看好中國40歲左右的這一代學人，他們的視野非常開闊，有很多突破前人研究成果的發現。”他正著手把北大一些研究魯迅的論文翻譯成英語，“他們讓我改變了以前的觀念，二手素材也可以是很有價值的。”在美國的生活簡單而規律，晨起散步、翻譯、寫東西；早餐酸奶，中午三明治，晚上吃明鳳英煮的中式飯菜。晚飯前的閑暇時光，他會自己動手調一杯雞尾酒，讀狄更斯或哈代，或把家里隨手可以拿到的漢語辭典當小說讀。2005年，《把世界帶回家：西學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國》一書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漢學界引起了很大關注。而2022年，胡志德又出版了新著《把中國帶給世界》。這個在漢字里安身的學者，無疑將在對中國文化的持續凝視中，繼續為東西文明對話作出生動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