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度過了一年零七個月，其中一年零六個月（8月除外）由文學界前輩李健吾介紹，在私立致遠中學教書。

李健吾弟子高宗靖于1941年捐資盤下“育華中學”，在此基礎上創辦私立致遠中學。新學校就設在育華中學原校址。1945年抗戰勝利后，也是通過李健吾的關系，該校一度聘請上海市教育局局長顧毓琇做董事長。麻省理工學院電工專業博士顧毓琇早年是文學研究會會員，清華大學文學社戲劇組主席，用筆名顧一樵先后創作過多部話劇，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顧并非與李健吾交好，遂愛屋及烏，對其學生的私立中學也有所庇護，高宗靖本人具有長期教學和辦學經驗，也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話劇界頗有聲望的演員（藝名“夏風”）。教育和話劇雙棲，是顧毓琇、李健吾、高宗靖的共通之處。

高宗靖（1915—2007）籍貫湖北麻城，1934年畢業于上海市立敬業中學高中部普通科，旋即考上暨南大學。1938年畢業于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系。學歷史地理的高宗靖對李健吾終生執弟子禮甚恭，主要因為他對現代話劇藝術的持久興趣。

汪曾祺1947年5月6日完成的《短篇小說的本質》結尾，交代該文寫于“上海市中心區聽水齋”。所謂“聽水齋”，就是他在致遠的宿舍。1983年夏汪曾祺創作的唯一回憶這段上海教書生活的短篇《星期天》，詳細說明了“聽水齋”雅號的由來。

以致遠中學為原型的“這所學校”一共才兩幢樓，進門一幢兩層樓房是“教學樓”，后面一座三層樓房，上兩層校長住家，“底層有兩間不見天日的小房間，是沒有家的單身教員的宿舍”——“這兩個房間黑暗而潮濕，白天也得開燈。我臨離開上海時，打行李，發現墊在小鐵床上的席子的背面竟長了一寸多長的白毛！房間前面有一個狹小的天井，后樓的二三層和隔壁人家樓上隨時會把用過的水從高空潑在天井里，嘩啦一聲，驚心動魄。我因此給這兩間屋起了一個室名：聽水齋。”

“這兩間屋”有五位住客（三位教員、兩位熟悉校長的校外借住者）。電影演員“赫連都”（原型中叔皇）借住該校（可能也兼數學課），跟體育教員“謝霈”、教一年級算術的“李維廉”三人住一間，“我和一個在《大晚報》當夜班編輯的姓江的老兄住另一間”（此君也是校外借住者）。倘若這段描寫屬實，汪曾祺頂多只能算“聽水齋”五分之一齋主。

汪曾祺到上海不久結識的青年文友黃裳的回憶跟《星期天》有關細節基本吻合，“房內只有鐵床兩只，床底鐵條下陷，難怪永玉借宿時有小兒陷入窩內之感。一桌一燈，就是曾祺起坐之處。”既云“鐵床兩只”，說明這間屋子住了兩人，“一桌一燈”歸兩人共用。幸虧同屋并非該校教員，且做著夜班編輯，晝伏夜出，晚上“一桌一燈”歸汪曾祺獨用的概率更大一些。

除了“聽水齋”，汪曾祺在致遠中學還有一處棲身之所，就是“‘教學樓’對面的鐵皮木棚”。他平時在那里“批改學生的作文，寫小說，直到深夜。我很喜歡這間棚子，因為只有我一個人。除了我，誰也不來。下雨天，雨點落在鐵皮頂上，乒乒乓乓，很好聽。聽著雨聲，我往往會想起一些很遙遠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現在在上海。”比較起居之所“聽水齋”，汪曾祺更喜歡這間“鐵皮木棚”。他在上海時期許多作品都寫于此處。

“汪迷”們一度不易分辨“聽水齋”究竟特指那兩間門前小天井經常被人家高空潑水的教員宿舍，還是夜晚為汪曾祺所獨占、下雨天也能聽到雨點“乒乒乓乓”落在屋頂的這間“鐵皮木棚”。黃裳的回憶也分不清究竟哪個是“聽水齋”，索性將二者混合起來。如果“聽水齋”也指這間“鐵皮木棚”，汪曾祺就是名副其實的唯一主人了。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太子太傅陳寶琛罷官鄉居，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旁修建“聽水齋”，據說形似石船，上下兩層，可聽流水潺潺。陳氏自述“年未四十作滄趣、聽水二齋以娛親”，但并非只為“娛親”，他也自號聽水居士、聽水老人，以“聽水齋”為題寫過不少詩。汪曾祺以“聽水齋”作為他在致遠中學居所的雅號，雖是自嘲，卻也不失為苦中作樂的一種諧趣。

因“拙于經費”，汪曾祺來滬之前致遠中學已取消高中部，1948年初春汪曾祺離滬之后才恢復。1956年致遠高中部并入番禺中學，中學本部則從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成都北路口遷至與江蘇路交界的華山路1164號。1960年致遠中學改為長寧區財貿中學。1962年財貿中學停辦，仍復名致遠。1965年致遠遷出華山路校區，拆并到法華路329弄43號新建的法華中學（一個月后改名長新中學）。學校改來改去，高宗靖一直擔任校長，直至1975年退休。2000年長新中學與復旦中學初中部合并為上海市復旦中學長新分校，2003年更名為上海市復旦初級中學。2007年高宗靖逝世，訃告即由復旦初級中學發布。

從1941年創立到1965年拆并，致遠中學走完了二十四年的歷史。汪曾祺1946年秋至1948年春在致遠的短暫駐留無疑是這所私立學校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而在致遠中學“聽水齋”住過的一年零六個月也給汪曾祺個人生命帶來不可忽略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