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有什么樣的語言，就有什么樣的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廢文言倡白話，是對“文以載道”這一傳統文學觀的顛覆，也是一種對既有文化和思想模式的沖破與反抗。因此，與其說我們是在談論語言，不如說我們是在談論看取和理解世界的角度與方法。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拒絕文言系統，就是拒絕一個扼殺兒童精神世界的舊文學世界。可見語言之于文學和思想的重要意義。

當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自然也離不開對于語言變化的剖析，學者吳翔宇在新著《初語的風景：語言變遷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研究》（后文簡稱《初語的風景》）中，選擇以語言為切入點，將“語言”作為一種“方法”而非單純的“語法”，依據百年中國動態語境來考察兒童文學的語言本體，以語言的變遷來透視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歷程。這對于厘清“語言”“文學”和“思想”的關系意義重大。語言為精神之相，廢文言倡白話的語言形式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文學”的發端與發軔。人的發現催生了兒童的發現，兒童的發現催生了一種新的兒童觀的產生，而新的兒童觀的產生又滋生了兒童文學觀的產生。兒童文學觀的最終落腳點顯然還是在于語言。

早在1909年，孫毓修在《童話序》中就提到了兒童和成人在閱讀上的差異性，“典與雅，非兒童之所喜”，可見，中國兒童文學語言先天的結構性困境即表現在“誰來說”“說什么”和“如何說”等層面上。由兒童來寫恐怕僅有“兒童”，由普通的文學家來寫又恐怕只有“文學”，因此，理想的“兒童文學”應是融合了“兒童的心”和“文學的本領”這兩個世界的。如何融合“兒童的心”和“文學的本領”，這正是兒童文學研究者著力探討和論述的問題，《初語的風景》即是融合了“兒童的心”和“文學的本領”這兩個世界的“第三之世界”，也是一個語言的世界。

兒童文學的語言是一種“淺語的藝術”，講求的是“極清淺而又極深刻”，“清淺”是關乎“言”和“象”的“清淺”，而“深刻”則是關乎“意”的“深刻”。表面上看，作為“初語”的兒童文學語言雖是“人之初”的夢話和囈語，但實際上這種夢話和囈語絕非是像一片無根的羽毛，而是像一只有枝可依的鳥一樣輕。

換而言之，兒童文學語言的魅力絕非在于“在普遍而又趨同的語言的觀念上游走”，而是在于發掘約定俗成的語言的觀念下面那些微妙的體驗與體會。因此，《初語的風景》實際上是從語言活動的角度，揭示作為“人”的“兒童”與現代性的新世界或新世界的現代性匯合的途徑和方式。這種匯合的途徑或方式絕非是從單一角度表達某種確定性的知識或觀念，而是在于瓦解既往知識或觀念的確定性以及建立在這種確定性基礎上的自以為是。換而言之，作為“風景”的“初語”并非一種靜態的抽象觀念，而是關乎一個活的、自然而然的新世界的描述和作為“人”的“兒童”在這個新世界的自生與自新。語言的變遷關乎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而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演進說到底還是依據作為思想的語言和作為語言的思想的雙向發力。

與其說中國兒童文學是一門學科，不如說是一個熔鑄各種學科門類于一體的知識集，它的關節點和獨特性正在于“中國”“兒童”與“文學”的三者關系上。中國現代文學和兒童文學是“人的文學”的一體兩翼，兒童文學從發端之初就與中國現代文學一起，共同參與了具有“立人”和“立國”雙重內涵的新人想象。換句話說，與其說兒童是作為實體意義上的存在而被“發現”，不如說是將其作為一種“想象中國的資源與方法”而被“發明”出來。而這顯然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的表述形式，這種表述形式的復雜性集中體現在前述“誰來言說”“向誰言說”“言說什么”和“如何言說”等問題和困境上。

成人作家和兒童讀者，以及理想讀者和現實讀者的錯位與區隔，使得中國兒童文學的語言主體呈現出豐富而駁雜的現象。如何面對和看待這種復雜，如何切入兒童文學概念內核的語言本體上來，以及如何突破兒童文學語言思維的“自我封閉系統”，從而建構以“成人—兒童”雙向交流和雙向結構為基礎的語言的“主體間性”，是《初語的風景》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中國兒童文學語言的特殊性取決于“中國兒童文學”語境的特殊性，而“中國兒童文學”語境的特殊性又須得放置于新文學的整體框架中予以考量。因此，唯有植根于中國百年變革與發展的經驗，才是尋求兒童文學主體性的有效方法。

那么，如何尋求這種方法呢？將中國兒童文學視為一種語言現象，從而既辯證審視語言變遷與中國兒童文學演進的內在關聯的深度研究，又力求打破傳統的學科分類，從而進行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與語言的動態研究。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切忌落入大而無當的理論幻景之中，切忌陷入過于刻板和量化的敘述俗套，要在充分理論化的基礎上和前提下，將學術研究所必要的理性與對兒童文學文本細讀所必要的藝術悟性相結合，從而完成對若干問題的論述和理論體系的建構。

兒童文學思想和意義空間必須通過“初語”這種有意味的形式來建構和營造，這個意義空間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各種關系的結構性聚合，具有精神統一性特征，并涉及作為“兒童”的“人”或作為“人”的“兒童”以何種姿態面對新世界的問題。文學是人學，文學的本質就是關于人的本質的追問與反思，兒童文學亦然。語言和文學之間是一種辯證法的關系，文學并非被動地反映著語言的演變，文學也深深地影響著語言的發展和演進。因此，何為中國兒童文學語言，中國兒童語言何為，不僅僅是一個“修辭的立場”，而是一個關乎存在思想和存在的哲學問題，說到底，“作為思想的語言”或“作為語言的思想”所呈現的是一種世界向我們袒露自身的方式，語言也因之而具備了本體論意義，成為人之為人的重要特質。這是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需要著力深潛的方向。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