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人信札》是一場“壯游”的見證。29歲的陳嘉映在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前夕，從北京出發，途經西安、昆明、貴陽、桂林、廣州、汕頭、廈門、福州、杭州、南京、上海、青島等地，一路或乘車或乘船，途中拜訪親友，歷時兩個多月環游大半個中國。陳嘉映在寫給北京親友的書信中，記錄了自己對沿途風景名勝的觀察，以及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等方面的思考，這些書信后來整理成書出版。這些跨越時光的文字，帶領讀者穿梭于自然與市井、歷史與現實之間，充滿奇思妙想。與書齋里的理論空談相比，本書中內容更加生動有趣，在淡淡的文藝氣息中蘊含著對時代文化的深刻哲思。

治哲學者，方寸之間自有詩情與哲思。這場春日之旅中，陳嘉映跋涉山水，筆端常現山嵐氤氳、云霧漫卷，古木垂苔、翠鳥穿梭，飛泉傾瀉、急雨瀟瀟，阡陌交錯、麥浪翻涌之景，勾勒出一幅峰巒疊嶂、江河奔涌、沃野千里的遼闊中國畫卷。無論是娘子關荒丘上淡遠迷離的落日，雁蕩山高崖間飛瀉而下的瀑布，還是杭州西子湖畔草長鶯飛的春色……陳嘉映以略帶青澀的抒情筆調，繪就了或壯麗雄渾、或險峻奇絕、或旖旎溫婉的沿途風光。遠眺樂山大佛時，他慨嘆“若為青崖像，必更佳”，遺憾之語中盡顯古雅的審美意趣。陳嘉映對自然風景的描寫兼具詩性與思辨。對他而言，旅行的意義在于“脫離熟悉的環境，暫停重復的話語，在獨處中與自我對話，于靜默中重新體悟生活”。從他在西安驪山對符號化“名勝”的疏離、在肇慶七星巖對“景觀消費主義”的反思，以及對桂林商業化氛圍的抵觸中，不難窺見其對外部世界對象化的人文思考。他鐘情于從山川湖海間感知自然本真之美，于自在之境體悟存在本質，叩問生命的哲學與詩意。整本書中，既有縱覽天地眾生的開闊視野，亦有審視自我內心的篤定哲思。

在自然詩意之外，陳嘉映更融入對文明與歷史的深刻考量。他穿梭于自然與社會之間，串聯古今，抒發思古幽情，感慨時代現狀。在廬山，他體悟到中國文化中至大至剛、尚義任俠的浩然之氣；將未央宮、大明宮等歷史遺存視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根基；于峨眉山下遙想李白仗劍天涯的詩酒豪情；贊嘆都江堰彰顯著李冰父子的千年功績；憑吊岳飛墓時，歌頌歷史長河中不朽的英雄功勛。論古思今，他亦痛心于今人的短視：“上不識明清，遑論秦漢，向下自然也看不出三五年，誰想得到千秋萬代的事業名聲？”陳嘉映對地域文化的觀察精準獨到：北京、西安作為歷代皇城，政治底蘊深厚；成都留存著后蜀遺風，稍顯浮華；東南地區偏重務實，人情相對淡薄。深入市井民間后，他敏銳捕捉到不同地域的民心差異，褒貶皆有：川人聰慧機敏卻偶顯狡黠，桂人處世圓融卻樂于相助，閩人外表質樸卻心思縝密，滬人精明務實，亦不乏敢于突破的冒險者，浙人看似冷淡，卻也有熱心淳樸的山民。這些對地域性格差異的刻畫，雖難免主觀，卻鮮活生動。

在書信這種私密的表達語境中，陳嘉映也探討了諸多公共領域的話題。書中大量記錄改革開放初期的細節，這些微觀切片構成了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生動圖景。他筆下攀爬到火車行李架休息、凌晨排隊購票等時代特有的場景，以及依靠糧票、介紹信和親友接待完成的行程，在萬物互聯、高鐵飛機普及、旅游業高度發達的今天已不復存在。然而，市場經濟的雛形已悄然顯現。陳嘉映觀察到，川中車站司售人員因銷售提成而熱情招攬乘客，溫州臟亂的市容下涌動著活躍的民間經濟。改革開放不僅推動了社會經濟形態的深刻變革，也引發了平民百姓精神生活的轉向。流行文化的盛行打破了以往單一的文化格局，為大眾帶來了更加多元的精神文化選擇。新舊思潮的碰撞催生出無數創新的火花，也讓人們在適應與探索中，逐漸勾勒出屬于這個時代的獨特精神圖譜，而這一切轉變，都成為中國社會不斷向前邁進的生動注腳。

陳嘉映充滿智性的書寫，傳達出變革時代青年的普遍精神狀態。書中反復出現的“獨自一人”“無懼無畏”等表述，洋溢著青春向上、勇往直前的冒險精神。這種精神一方面承襲自中國文化的剛健氣質，另一方面得益于改革開放賦予的時代自信。因此，處于傳統與現實交匯點的陳嘉映，面對旅途中攀山越嶺的孤寂、夜宿荒野的艱辛，甚至遭遇落潭涉險等困境時仍泰然處之，便不難理解了。對陳嘉映而言，這場“壯游”絕非單純的逃離或流浪，而是將青春壯志寄托于錦繡河山的精神追尋。正如他所言：“這是怎樣一種心境呢？沒有對塵世幸福的渴望，只有對塵世幸福的欣賞；樂人之樂，而自己仍然抱定獻身于某項事業的決心；易初變道君子所鄙，雖然年華流逝，幾無所成，許多蠢動已經平息，而這種深心的沖動卻依然飽滿。這萬里之游，吃住最差的，欣賞最美的，孕育最高的。”像陳嘉映這樣堅守個人理想、積極回應時代變革的青年知識分子，讓人們看到了古老民族煥發新生的希望，以及個體在時代浪潮中成長的無限可能。

在寫作這些游記信札的過程中，陳嘉映始終保持著哲學與文學的雙重自覺。作者的文字看似隨性揮灑，實則暗合文章之道。其文風真率樸直，“力求遠避爛漫蕪雜，做到質直、準確、干凈”，既兼具表達的簡潔，又蘊含表意的深刻；文白相間的筆調，更帶有“五四”時期的文風韻味。關于文體本身，陳嘉映認為，“五四”以來的游記隨感大多“和一個時代的基本精神追求毫無干系”，因而“代替不了系統艱苦的思考所產生的成果”。這種文字上的自我要求與哲學化的文體反思，使他的旅行信札在自覺勾勒時代側影的同時，也呈現出當代游記中鮮有的文章氣韻。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反映特定時代的社會面貌與人的精神狀況，至今仍能滋養思想、潤澤人心，正是源于哲學家跨界創作游記的獨特視角與創新表達。

（作者系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