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11年，作家蘇童捧出了他的最新長篇小說《好天氣》。

在這部長達47萬字的小說里，蘇童再一次回到故鄉，審視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蘇州城南，城市和郊區的結合部，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從小成長生活的地方。在寫小說的這11年里，他忍不住一次次地回望家鄉那些成長的時光，那些一直不能忘記的人和事。

《好天氣》先在《收獲》雜志發表，后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圖書單行本。在《收獲》開篇，編輯為小說配圖，用的是藝術家徐累的油畫《此去經年》。黑白的畫面，打開了蘇童小說彌漫的回憶氣味，上世紀70年代的氣息撲面而來，小說的聲音和氣息緩慢、憂郁，故事的講述者“我”登場亮相，第一人稱的視角讓小說有了尖銳的真實感。

出版圖書時，編輯為封面挑選的圖畫是張曉剛的油畫《有嬰兒的風景》，一片蒼茫的山川與河流之間，屬于上世紀70年代遍布小鎮道路和村頭巷尾的高音喇叭，高高低低豎立著，一片黑白色的世界里，一個兩三歲滿身紅光的小胖娃娃赤條條躺在大地上，好奇地張望他看到的全新世界。

這部小說原名《咸水塘史》，圍繞咸水塘區域城郊結合部兩邊的發展變遷展開，寫發生在南方這片土地上的愛恨悲歡。 咸水塘一邊是農村，一邊是城市。一邊是塘西村，世代以殯葬業為生，一邊是塘東街道，屬于城市。兩邊同樣叫作“招娣”的兩位母親，因為一口“我祖母”定制卻終未享用的棺材相識，又在同一天同一家醫院分別生下了一個男孩和一對龍鳳胎，由此展開兩家宿命般恩怨糾結的故事……氤氳潮濕的江南市井日常畫卷，貫通了生死、通靈、動物、人間與傳說的不同世界，展現出二十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江南社會變遷，并由此寫下一首“郊區的挽歌”。在這部小說里，蘇童一直在反反復復書寫的文學原鄉，香椿樹街，也再次出現。《好天氣》故事發生地咸水塘兩岸，距香椿樹街的距離只有約800米。在這部小說里，蘇童多處寫到香椿樹街：咸水塘廠區出現彩色天空時，到了香椿樹街會發現天是藍的，云是白的，是真正的好天氣。小說最后,咸水塘發展到90年代，城市更新、新城改造，工業區和農村變成了文化商業旅游區，五彩繽紛的天氣也消失不見了。

“《好天氣》有近于古典范式的美，結構均衡，線索清晰，用近似制圖學的工整，鋪就從有限通往無限穹宇的道路。它通向的并非穩定而堅固的永恒黑暗，因為怪奇世界，死中有生，可以趨近我們不曾觸及的光。”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葉子說。

四五種天氣不是美學是回憶

問：《好天氣》寫了11年，初稿100萬字，反反復復修改、調整，現在的小說定稿是47萬字，也是你所有長篇小說里最長的。為什么寫了這么久？

蘇童：感謝你一直關注這個長篇小說，很早就一直約我談，但寫這個小說的過程，我實在太累了，精疲力竭，無法言說。這個長篇小說開始動筆時，應該是2014年，我以為一年差不多可以寫完。我以為會走365里路，結果堅持到最后，我發現我走了3650里還不止。我以前最長的小說25萬字，為什么這個小說有那么大的體量？事實上，我一直在修改我的企圖，把我寫作的野心，稍微拍扁一點，壓縮一點，用小一點的方式去實現。這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長跑，一直寫到最后，不知不覺寫了100萬字，把我自己都嚇著了，然后我對自己說，這個小說不要有100萬字。然后我就一直刪改，一直修改壓縮，不停地調整，最后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文本。

問：你在小說里用“我”展開敘述，講述故事，讓小說有了很強的真實感。

蘇童：我很早就說過了，《好天氣》是我寫給中國城市郊區的一首挽歌。 我是一個在蘇州城南近郊長大的孩子。蘇州是個老城，和全國很多老城一樣，古城都是有城門的。我家就住在蘇州祁門那一帶，城門外面是一條很破爛的街。如果往城里走兩三千米，就到了蘇州最著名的拙政園，往西邊走大概一千多米，就會看見北寺塔，如果往北走一千米，你就看見農村的稻田了，突然會聞到農民種地澆糞的味道。那個時候的城市郊區，沒有什么整體規劃和設計，居民區、工廠生產區和農村的田地是混雜在一起的。我從小生長的環境，就是街道、工廠、農田。這個小說是我個人真實生活經歷最多的，因為我確實生活在工廠區，比如小時候我看到的黑天氣，彩色的天氣，白天氣，別人以為是我想象的虛構的，其實都是我看到過的。

小時候我家對面是化工廠，隔著一條河是水泥廠，再過去五六百米的地方是炭黑廠，走得再稍遠一點就是硫酸廠，我從小在苯酐的氣味中長大。苯酐是做樟腦丸最重要的原料，非常刺激。姐姐們在白天氣要把窗臺上的白色水泥粉塵掃掉，在黑天氣要把炭黑廠飄來的東西掃掉，那個最麻煩，是所有婦女最討厭的東西，炭黑是有黏性的，剛洗好的床單晾在外面，炭黑一飄過來就要收掉。那條古老的街道，有著四五種天氣，這不是美學，是回憶。

真正的中國城市郊區，究竟是什么樣的面貌？郊區工廠制造區和農村種植區，這一切都在對峙，一切都有分界，往往隔著一條路，一個池塘，這邊是農業文明，那邊是工業文明。城市和鄉村各種東西，在這里交匯、沖突，矛盾與融合，都在這里發生。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基本上腦子里有一盤棋的棋形圖，這個棋形就是中國郊區的形狀，這是促使我想要完成這部作品的動力，這11年里，我天天都在想這盤棋，我要把棋子怎么動起來？變成我滿意的形狀？

我以“折騰”為我寫作的主要目的

問：這部小說原名《咸水塘史》，為什么會改成《好天氣》？

蘇童：小說的名字為什么會有變化？最早的時候，小說叫作《咸水塘史》，但是我在北京師范大學給學生們上課時，提到這部小說，北方的同學們都很迷茫，他們不懂什么是“塘”的概念。我后來想來想去，小說里有很多種天氣，不如就改名叫《好天氣》。結果奇妙得很，“好天氣”三個字一出口，學生們眼里頓時泛起明亮的光。甚至有同學當時就說：“不管天氣怎樣，我都隨身攜帶一本《好天氣》。”

問：這么長這么厚的長篇小說，對互聯網時代習慣了碎片化閱讀的讀者，可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蘇童：現在這樣一個時代，大家對于閱讀的興趣有很大的變化，和我們以前完全不一樣，我們那會兒讀小說，類似于聽古典音樂，需要很長的時間，非常專注，讀的都是自己喜歡的書。現在大家都喜歡使用手機閱讀，都是碎片化的時間，人在閱讀上變得沒有耐心了。讀者會不會喜歡《好天氣》，這個問題作家無法解決。對一個創作者來說，讀者喜歡《好天氣》當然我樂見其成的，讀者不喜歡我也沒辦法。

問：你怎么看自己小說創作上的變和不變？

蘇童：寫作上我一直在求變，不只是現在，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我就以“折騰”為我寫作的一個主要目的，這個折騰是多方面的，在題材的選擇上我折騰，在表現手法上我折騰。作為一個非常大的寄托：所謂我的老家到底是哪里？我的小說里寫的楓楊樹，這個巴掌大的地方在哪里？甚至在這個地方我都在折騰。

所以折騰是我寫小說的天性，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變化，有多大的效果，不好說。一個作家一方面是求變，另外一方面，你變到天邊，還是多少有你自己的慣性。我對自己的變是肯定的，但是變到什么樣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改天換地，也不知道。另外，如果說把語言比作樂器，過去我寫的短篇小說，寫的內容是中國故事，但用的樂器可能是西洋樂器，鋼琴、小號、圓號……而這次，我大量使用了民族樂器，嗩吶、二胡、笛子、簫，尤其是鬼魂奶奶在城北游蕩，從墳地過來打掃她的棺材時，背后全是笛子、簫的聲音……審美是一種固執，其實也是一種藝術上的堅持。

想象力不是一片蠻荒之地

問：隨著年歲漸長，人會越來越理性，感性和想象力則會隨著年齡漸長減弱。你會有這個問題嗎？

蘇童：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對于想象力的問題，卡爾維諾有一個表述，他說想象力必須要落在某個地方。卡爾維諾引用的是《神曲》里對想象力的一段描述，他說想象力是一個可以落下來的某一個地點。既然可以落，既然有地點，那么想象力不是一片蠻荒之地。年輕時，想象力更多強調蠻荒，但年齡增長之后，想象力更精準了。二十多歲的想象力和四五十歲的想象力是不同的，你不能說哪個更好。想象力本身是不講理的，唯一可怕的是你讓它講理，想象力一旦講理還有什么意義呢？這可能是科學要解決的問題。到了現在這個年齡，一個作家通常對于想象力已經不再迷信，有了安身立命的東西，想象力變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年輕時可能會有炫技的成分。

問：我看你近些年的精力，都放在了長篇小說創作上。

蘇童：是的。我現在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寫長篇小說上。我的寫作速度很慢，醞釀的時間很長，寫作中反復，推翻的頻率很高，有時候會倒過來倒過去，寫不順感覺不對的時候，苦不堪言；寫順了感覺對了，又樂在其中。但我其實也在堅持寫短篇小說，每年我都會寫幾個，大部分發表在文學雜志上，也會出版短篇小說集。

問：余華的一些作品也是寫到了70年代到90年代。

蘇童：70年代是我跟余華的一個共同的天堂，也是共同的夢魘。我跟他年齡相仿，也跟他生長環境差不多。我在蘇州，他在海鹽，蘇州大概比海鹽要大一點。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我跟他有一個共同的生長背景，我們都是70年代的街頭少年，我們成長經歷大體相似。我第一次跟余華見面，是在北京朱偉家里，那時朱偉在《人民文學》當編輯，跟我們幾個青年作家關系比較密切。所以我到他家去的時候，我說，哎，把余華找來玩玩兒。余華就來了。他一來，我當時就有種非常親近的感覺，我們街頭的一個少年來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有共同的記憶，甚至關于那個時代和人物的這種情感也是相通的。但在寫作上，我們有很大不同，但作為一個作家，當我寫一個小說作品，我必須要寫清楚荒誕年代當中人的貌似不荒誕的處境，這才是我所關注的。

我這塊石頭不滾動讓它長青苔

問：寫了這么多年，你在寫作上有焦慮嗎？很多作家的焦慮來自對社會現實的無從把握。

蘇童：作家這種焦慮是真實的。每個作家心里都認為自己有一個版圖，這個版圖來自于哪里？這個版圖跟文學有關，跟其他什么有關，是關乎記憶。我是有鄉土的，因為有了這個版圖，我覺得我是有依靠的。但一旦這個版圖，被各種各樣的原因改變了，每個人都會有焦慮。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很快，速度越來越快，一切固有的都在消失，社會現實越來越復雜。至于為什么變化很快，沒有詩意，沒有理由，而且誰也不知道這個世界到底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對于一個作家最神秘的傷害，是對于作家內心這張版圖的傷害，它讓你感覺到某種東西在消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其實不太主張一個作家，用非常文學化的態度去看待這個世界。我并不主張用一種非常知識分子的態度去看待事物，但另外一方面，它對于你自己的內心確實是有逼迫的，這種逼迫可能加快讓你提前去看待這個社會，提前去挽留記憶。也許以前我到七十歲，我才開始回憶，我再修復這個版圖。但現在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時間到了，我寫作就該啟動修復過程，這個動作提前了。

問：今天你怎么看先鋒？

蘇童：我現在不在乎這個，我也不滾動，我這塊石頭就在那兒，我讓它長青苔，我讓它充分享受青苔之美，就是這樣的感覺。所有人在跳的時候我坐下來，就是這么回事。不動有不動之美，一塊石頭就守在一棵樹下面，甚至是長了青苔，我覺得很好，對那些滾動的石頭來說，它們可能就慢慢找不著了，而我一直呆在這里。

不能扔掉的可能就是血液中的東西

問：現在是一個互聯網人人發聲的時代，文學作品發表以后，會引來各種不同的聲音，這些會帶給你壓力嗎？

蘇童：如果說文學是個江湖，闖江湖的時間久了，已經改變了我很多性格。我其實是一個非常遲鈍的人，我的反應往往要慢半拍，我記得年輕的時候有人說了一個笑話，所有人都笑了，我認真地聽，我一定要在所有人都笑過之后的兩三秒鐘才能懂得這句話的意思，我才會笑。所以我是個很慢的人。因為這種慢，避免了我很多脆弱、軟弱的東西。比如說有人拐著彎罵我，我基本上聽不懂，過了半天我才明白，哎，他不是在罵我吧。別人的評價，好的壞的都要接受。評論、點評、批評，當然是別人的自由，你不能跟別人較勁，你只能跟自己較勁啊。別人你不能改變，你只能改變自己。我多年來一直有一個信條，不僅要從大師身邊繞過去，還得從自己身邊繞過去。

問：你享受這種快感嗎？你可是你們這代作家里的第一個明星作家。

蘇童：我倒真是沒想過。朋友對我的評價，我自己覺得很靠譜，就是這么多年你的變化就是沒變化。因為我性格當中，不是那種特別自高自大的人。從年輕時候開始，我一直認為所謂我的成名都來得早了點兒。26歲就寫了《妻妾成群》，然后被張藝謀拍成電影，大紅大紫。然后很多導演都來找我，很年輕出了文集，我的書也很暢銷，所有的這一切，對于我來說都很茫然。其實，我寫作最高的目標就是《收獲》能發表我的小說。然后，我的心愿都實現了，大部分作品都發表在《收獲》，我很知足。寫作上，我是不老實地寫，人生還是要老老實實過。

問：同樣，你少年時候的大名，也會給人生很大壓力。

蘇童：因為這種壓力，我一方面比較警醒，也談不上把壓力變為動力。這個說法太不靠譜，但是壓力讓我選擇了某一種姿態，這種姿態是寫作姿態還是生活姿態，我覺得我是比較謹慎的，把自己藏得還是很好的。我想把自己的生活簡單化，我從來不覺得作家的生活應該那么復雜，有幾個作家的日常生活是那么像作家？更多好作家的生活都不像作家，就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我紅過，也冷過，有幾年基本上是很冷。因為名利那時候來得太早，我老覺得：為什么這個世界對我這么好。因為那時候我很年輕，所以也沒做好準備。這樣很被動地過了幾年。所以后來，慢慢冷淡下來，這個時候我反而如魚得水。

問：有的作家，會愛惜自己的羽毛，因為現實很殘酷，沒有人能夠一直保持高水準。所以，有時候不寫，可能是最好的狀態。而大膽地寫，享受快樂，可能寫砸了也沒什么。

蘇童：其實你剛才說的那種狀態也想過。不寫沒什么損失，也可以過上一種比較好的生活。但是不寫，帶來的問題是什么呢，是一種鈍痛。你寫一個差的東西，別人把你罵得狗血淋頭的。但是一個人不寫，三年五年，一個真正熱愛寫作的人會死。我一直相信能夠扔得掉的東西就是本來可以扔掉的，不能扔掉的可能就是血液中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