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爾夫早在百年前就提點過：女兒是通過母親認知世界的，尤其在父權世界里，母親的言行身教或直接、或隱秘地決定了女兒、乃至未來子女的母性和女性意識。隨著女性意識的崛起，關注母職、女性自我成長、女性擔負家庭照護責任、家庭暴力等題材的文學作品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在日益增多。每逢五月母親節，親子書單總是最受關注的，細看就會發現：母女關系尤顯特殊，令人矚目的文本不斷涌現，以文學特有的方式展現了各式各樣的母女糾纏。

不妨先從較為家常的畫面開始，比如2023年出版的中國作家李婷的《在小山與小山之間》，主人公是在日本留學、結婚、懷孕的女兒，母親執意去照料，母女在這段相處中消弭了舊日的情感隔閡，母親坦陳了計劃生育時代意外喪子的打擊，女兒也認識到自己長久以來得不到母親的認可，因而變得自卑、順從，在處理婚戀問題時一再挫敗。“明明有太多事情我們應該談，但我們都在回避。比如她給我的傷害，她知道嗎？因為她在我的印象里總是挑剔、總是消極、總是抱怨，所以我不擅長和人相處，也害怕和人親密。”故事終止于母女二人告別表面有禮有節、內心霸道自私的律師丈夫，離開了三十平的小家，共同生活。雖是一種和解、一種成長，給出了積極的訊號：兩個母親就是兩座小山；但也暗藏了危機：母親那一代人的創傷、母親本人的性格缺陷都已在女兒的內心留下了傷痕，這樣的女兒能否在養育下一代時摒除既有的陰影？

另一個母女重逢的故事是去年出版的澳大利亞華裔女作家歐健梅的《冷到下雪》，母女分別從各自生活的城市出發，同去日本旅游。小說站在極具人文素養、審美力極高的女兒的視角，用舒緩、綿密的語言描繪出一個安靜、隱忍、順從的母親形象，兩代人在各個方面都是疏離的，交往的方式相當清淡。因是旅游，場景多半是美術館、展覽館、溫泉旅館和購物場所，兩人的步履和眼神并不合拍，血肉相連，回憶重疊，卻始終貌合神離，在聊到織物、靈魂、美等非日常性的話題時，讀者能強烈感受到這樣的母女關系更像是建立于形而上，事實上已無法落實在衣食住行的日常層面。母女間終究沒有暢所欲言，但又好像是一種外人無法企及的默契。女兒所思考的母女關系，從某種角度上說并不是針對她們自身個體的，而指向一種理念上的母性延續。她始終在觀察母親，在想象母親，同時也在想象自己的女兒，“我要是有個女兒，我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會變成她的生活方式，我的記憶會變成她的記憶，她對此別無選擇。”換言之，這篇小說并不旨在寫盡這對母女的故事，更像是女兒在母女同游時的一次漫長的思考。耐人尋味的是，這樣富有人文氣息的母女度假在文學層面很成功，卻會讓某些讀者無法認同，覺得母親是在附和、順從高品位的女兒，女兒有意無意地擺出了高人一等的姿態，哪怕她的本意是真心真意地與人分享。而這恰恰可以引申出一個更大的問題：每個人認可、渴望的母女關系都是不一樣的，因為每個母親和每個女兒都不一樣，那么，當我們討論母女關系的時候，究竟要期待得到什么樣的答案嗎？有沒有所謂的正確關系、完美關系？文學的意義不就是給出標準答案之外的可能性嗎？

上述兩本都是酷似自傳體的小說，但并不是非虛構。在這個領域，自傳體回憶錄是最常見的體裁，生育、死亡則是引發寫作激情的兩大主題。因為養育孩子的多半是母親，所以母親常常是女兒最早模仿、順從、反抗、甚至憎惡的對象，女兒在時代中進步，往往比他人更能覺察到母親的落后、軟弱、虛偽、甚至不堪。

文學史上不乏坦言自己不喜歡母親的女作家，比如波伏瓦，她對母親的不滿詳見于《青春手記》《一個女孩的規矩回憶》，但到了母親臨終時，波伏瓦難以遏制悲慟，在情感上達成和解之外，還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了臨終照護的意義，思考了醫療和倫理問題，特別是母親不肯領圣體時，令她反思了宗教對生命的意義，一氣呵成寫成了自傳散文《她在彌留之際》，并最終將更多的、宏觀的、哲學的思考匯聚在了《論老年》這部堪比《第二性》的著作中。

另一位和母親唱反調的女兒是鈴木涼美，她因《始于極限》而得到中國讀者的關注。在導師的點撥下，鈴木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彎路的起點在母女關系上，許多問題未曾厘清。曾有清高詩情的母親去世后，鈴木慢慢隱退出了夜世界，反抗的對象消失了，似乎也就不用再做無謂的叛逆，她在《惡女書架》《資優》中回顧了擁有美貌和才情的母親帶來的無形的壓力、刻意的教養，反思了自己在性觀念等問題上的盲區。

母親未必用溫柔來表現愛，兒女常常是母親情緒的垃圾桶，在不同的國家文化中，有的母親既是父權的犧牲者，又代表父權給子女帶來壓力，還有的母親有充分的主體意識，養育子女時卻也因此失職，不能全情投入，母女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由母職和女性自我成長之間不可調解的矛盾引發的，母親會下意識地在女兒身上投射自我的意愿，甚至無法感受到那也是一種情感綁架。在這個層面，韓國的崔至恩《成為母親的自由：我不想當媽媽》、韓國的金志允《母女的世界：愛與憎的矛盾體》、日本的信田小夜子的《別了，母親：守墓女兒的決斷》、德國的安克·伊麗莎白·巴爾曼《情感暴力》等非虛構作品給出了非常多的案例和理論，令人震驚：原來有那么多隱沒在家常瑣事中的負面情緒，那不僅僅是個別母親或女兒的問題，究其根本是整個社會和歷史釀造出來的苦酒。

相比而言，美國女作家薇薇安·戈爾尼克的非虛構作品《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是比前幾本更復雜的作品：母女間和平共處多年，表面并無齟齬，但母親堅信自己得到了理想的“愛情”，因而放棄了自己的獨立和職業夢想，她并沒有意識到，這種自我說服實際上拉低了她對其他女性、其他生活方式的包容度。作者站在女兒的角度，回溯了母親和鄰居內蒂——年輕、風流、守寡的單親媽媽——在女性氣質方面的紛爭，其本質是兩個成年女性在爭奪對少女的影響力，想把自己在美麗、美德等方面的人生經驗灌輸給“我”，從而獲得更充分的自信，好像她們那樣活才是唯一真理。接著，高等教育帶來了母女在智識上的懸殊（這一點和埃爾諾、波伏瓦、歐健梅筆下的母女關系非常相似），與此同時，女兒經歷了三段失敗的情感關系，意識到女人一旦進入婚姻就有表演性，似乎越來越懂母親了，但也越來越不能接受母親的情感方式。這個女兒要帶著母親共同生活下去，但母親進入晚年后也在逐漸接受時代和文明的變化，最后反問女兒：你為什么不離開我的生活？

順著這個思路反思母親的一生：成為母親，是否也意味著開始另一個自我的編纂、表演、反復認證？對母女關系的反思不只是女兒這方面發起的，當女人坦陳自己不享受當母親、或受母職所累時，為什么總是受到外界的抨擊？蕾切爾·卡斯克《成為母親：一個知識女性的自由》功不可沒，相形之下，中國素人作家烏冬的《海象日記》更幽默風趣，自然也更受人歡迎。這類自傳體寫作只是非虛構類型中的一種，還有一種更慘烈的寫實主義，比如日本杉山春的《育兒放棄》。

或許虛構反而能給予更大限度的自由。曾以《我的天才女友》獲得極高關注度的意大利神秘作家埃萊娜·費蘭特就以母親的視角寫了優秀的小說《暗處的女兒》，故事很緊湊，鋪展開的卻是三組母女的故事。開場是空巢母親利用暑假去海邊度假，懸念很快落在另一家游客的孕婦和女兒身上，但反轉突然出現，母親第一次坦陳自己曾拋棄過孩子……當年，她在育兒中無法專心學業，女兒成了拖累，但自由的代價是更大的負疚，她回到孩子身邊，但創傷已烙定。母親并不認為女兒是完美的，“我看著埃萊娜，雖然她自己待著，但她的祖祖輩輩都包含在她身體里，想到這一點，我就有些厭惡，盡管我不知道是什么讓我很反感。”另一個女兒呢？“我覺得她很輕浮，是的，輕浮、乏味。”這位母親反思了自己的母親如何心懷不滿地生下自己，“我懷疑她在懷上我時，就已經開始逃避我了”，似乎找到了問題的源頭，但又完全無解。

費蘭特筆下的母親曾和一位父親聊起兒女，“有時他們喜歡用擁抱愛撫表達情感，有時則試圖從頭到腳改造你，重塑你，就好像覺得你長歪了。他們要教你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你應該聽什么音樂，讀什么書，看什么電影，用什么詞語，不應該用什么詞語，因為那些詞已經過時了，沒人這么說了。”這段話，或者說這種苦澀的感受，適用于上文提及的每一本書中的母親——無論她是生活在紐約的猶太人、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生活在男權壓制極其嚴重的韓國人、生活在澳大利亞的華人……身為父母就要面對來自孩子的壓力，無論是父是母，無論是兒是女。

值得深思的是，相對于母女關系，母子和父子關系的敘事相對稀少，雖有菲利普·羅斯的《遺產》珠玉在前，后有克瑙斯高的《我的奮斗》重磅出擊，我們最熟悉的似乎依然是朱自清散文里那位去“買橘子”的父親，《傅雷家書》依然是父子情深的代表……相比于母親，父親在文學中的形象更模糊，和親情、愛情、養育的關系微乎其微，隨著時代發展，這種缺失感似乎越來越嚴重了？

人生的命題逃不開生、老、病、死——只有母親全部體驗到了。毋庸置疑，疾病和衰老，也是這個領域的書寫的重頭戲。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家劉紹華所著的非虛構作品《病非如此》，記錄了自己罹患癌癥后，和罹患阿爾茨海默癥的母親彼此陪伴，從彼此身上獲取了新的生命感悟。

親情并不會因為有血脈相連就必定溫柔有愛，但人類期許有愛，有保護，有正義。從簡·奧斯汀、勃朗特姐妹寫婚姻和戀愛，到伍爾夫寫家人流散的哀歌，再到瓊·狄狄恩寫喪子之痛，再到張愛玲的小團圓，再到普拉斯自殺時隔壁的一雙兒女，再到托尼·莫里森的《寵兒》，再到門羅和女兒，再到李翊云……愛和痛總在重復，因為有愛，所以才痛。在這個世紀里，女性書寫的方式和領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和擴展，愛和痛都需要獨有的語言去描繪女性獨有的感受，那不僅是女性、女兒和母親的精神財富，更確切地說，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通過文學去認領人性更多細節的過程。因此，母親節的書單必定成幾何倍增長，而獲益的受眾絕不可能、也不應當僅限于女性。

（作者系翻譯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