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史家陳傳席在《悔晚齋臆語》里有一銳見：凡書畫詩文之成大功者，必經“感”“覺”“悟”三境界，“越此三境，爾后成大家”。“感”“覺”“悟”實可理解為寫作者、造藝者可能有的三種理解世界、感受文學的方式，這可與《五燈會元》里青原惟信禪師的“三般見解”相參——

首先，未參禪時，只是有“感”，“與天為徒”“師其物”“師造化”；以“有執”看山水，無“覺”，無“悟”，惟見山水之形，不見山水之神。此時，語言僅僅是被動地“隨物宛轉”，描摹事物的形狀。

其次，有“親見知識”時，有“入處”，而有“覺”，“與古為徒”“師其心”；以“法執”觀物，天地間一切物象則皆“法身”的變現，故“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此時，外物成為我們表達自我的載體，語言“與心徘徊”，然而也會被心象所鉗制。

最后，“得個休歇處”時，有“悟”，“師其性”，無執于形，無執于心，無執于意；“以物觀物”，山水中有詞心，詞心寓于山水中，形意合一，而“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至此，我們的語言才能“與天地并生”，與思想相互激發，“上下與天地同流”，臻于“自如”的“至樂”之境。

當下的文風之所以讓人詬病，正是多止步于“感”者、“覺”者，“心”有“所執”，使文章淪為夤緣求進、牟取實利的階梯，把微言大義扭曲成過剩的閑談、抽象的分析和不及物的判斷。

做學問、寫文章的境界是依次遞升的，唯有不斷向上攀緣，從觀察到感覺，最后到達內心的徹悟，由此方能“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抵達一種大樸境界。

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是內發的，中國人的美學是有情的體會。只要胸中有識，振筆直書，憑性而發，思之所至，筆亦隨之；只要一語一文存乎一心，大塊文章任芒角，自有簡雅精致，亦有天風海雨。

（作者：吳子林，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