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史學大家戴逸先生離開了我們。翻讀林健著《歲華談箋錄:“鐵一號”紅樓與戴逸先生》感想良多，遂落筆為念。

作者林健與我，以及戴逸先生的長子戴寅，我們都是上世紀60年代北京府學胡同小學的同學，林健和戴寅又同住“鐵一號”（鐵獅子胡同1號，現為張自忠路3號，段祺瑞執政府舊址），倆人自幼便是好朋友，戴逸先生與林健父親又同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和同事，是親如一家的近鄰。那時“鐵一號”有個后門，直通府學胡同，院里的孩子放學后常常都從這個后門回家，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也常從這個門溜進去，到大院里去戴寅家玩。得益于家學之厚，林健和戴寅都極會講故事，尤其是歷史故事，還有戴寅家的那些“小人書”，都引得我們不少同學喜歡聚在這里。對于從小好學好問的林健來說，戴家也成了他歷史知識的啟蒙之地。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敘述的起點，1970年。印刻在作者心中，并通過他的文字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鐵一號”紅樓里那張總掛著微笑又可親可敬可信賴的面孔，那是“從小看著林健長大”的父輩和鄰居的戴逸叔叔——我們私下里稱之為“老爺子”。當這位“老爺子”為從東北兵團跑回京城直接投奔他家的作者做了一碗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兩人的忘年之交。他為作者贖回偷偷送到當鋪的手表，拿出自己幾乎當月的全部工資給了要回福建老家的作者，還讓他帶上了一部《資治通鑒紀事本末》，希望他能在這個讀書的年齡，“沒事的時候讀讀書”。這就是那個年代的“老爺子”。這一組看似家常的敘事，不僅為讀者交代了作者與戴逸在那個特殊年代建立起的特殊關系，也為本書標出了“鐵一號”紅樓這條主線。

箋，書信也。書信在那個年代不僅是主要的異地交流工具，也是傳播信息和思想表達的主要途徑。本書的第二部分就是作者與戴逸的“兩地書”。一地是作者落腳生存的福建老家，一地就是“鐵一號”紅樓，后又是江西“五七干校”。林健收藏了戴逸寫給他的36封書信。這一封封信箋，從羅列書單、講解如何讀古文，到介紹中國歷史書籍種類、體裁，推薦初學者如何讀《史記》《資治通鑒》；又從“讀史書要串起來讀”，寫到“讀書忌師心自用，又忌墨守成規”。從精煉地講述漢朝與唐朝的歷史，又寫到“搞歷史，博與精的關系尤其重要”……這些書信少則上千字，多則有萬余字，以致書中也無法全部詳盡引用，只選擇了書信中作者認為最主要和最應該讀到的內容，而這已足夠讓讀者，尤其是想入門歷史學的讀者好好理解體味，即便是有了史學基礎的學子也會從中大有感悟和收獲。我忍不住想摘錄一段書信，這是先生在某日同一天寫過一封信后又接著寫了另一封信：

“寫了上封信，再想想，我介紹你讀《史記》《資治通鑒》，雖然只是兩部書，但篇幅很大，共幾百卷，恐怕太多了。想選一些，手頭無書，也不記得其中具體篇目。《史記》一書中可先讀如下一些：本紀中的項羽和高帝（劉邦），世家中的孔子、陳涉、蕭相國、留侯，列傳中的管鮑、商君、范雎、信陵君、屈原、廉藺、孫武吳起、田單樂毅、孟嘗君、春申君、老莊、伯夷叔齊、刺客、貨殖、淮陰侯、魏其武安侯、張耳陳余、蘇秦張儀、李將軍（李廣）、衛青霍去病等、八書可暫緩。”（第57-58頁）

之所以引述這段信箋原文，是我每讀到此處，總感覺像極了相聲大師們的“貫口”功夫。這段文字就是大先生們的童子功啊！就像脫口而出那樣，想到便能寫出，文字如同從爛熟于胸的知識庫中自然流淌出。要知道，這可是在那間豬圈旁漏雨的小屋，先生伏在自制的小木桌上提筆寫就的。難怪作者至今還將這些書信看作是36份“史學教案”，也當作是36課有案無書的歷史學教程。

我想，在讀那些信的時刻，作者的眼里和心里，“老爺子”已然就是名副其實的“大先生”，教書育人早已化作了天職，雖然當時的學生僅有作者一人，而且只能“函授”。就連當時一起讀過和借閱過這些信的作者的親戚長輩們，也都不無感慨地說：“這些信不是一般的信，這是一位身陷困境的大學問家對你傾囊而出的珠寶，信中展露的是一片燦爛星空。”（第84頁）就是放在今天，這些信箋依然有著難得的學以致用的價值，它是歷史的見證，也是寶貴的精神財富。

同樣“難得”與“寶貴”的是本書的另一個“內核”——談話錄。

林健在本書開篇就道出，此書源于戴逸先生曾與他的五次談話，每次長達三四個小時。“談話內容都是先生對清史的系統闡述和他70年治史的理念。這些內容，很多都是目前史學界的大問題，更是清史研究中重要的新觀點、新概念。”作者將這些談話做了詳盡記錄并保存了下來。戴逸生前曾希望作者能將這些談話整理出來形成一部書。看來，先生很看重這些曾經的談話。對先生之托，作者自不敢怠慢。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歲華談箋錄》，就是作者傾心聚力、反復斟酌、幾經修改、不負重托的玉汝于成之作。

我們知道，無論是學者還是作家，往往會在無拘束的談話交流中激活潛隱于思想深處的想法觀點，又不時地迸發出新的思想火花。先生這五次談話，時間都不短，可想而知，這其中有多少是對早已深思熟慮、成竹于胸的學術觀點的重新梳理表達，又有多少是被激活的“靈光再現”的思想火花。在書中，作者將這些談話記錄作了既有集合又有發散的整理。集合于戴逸兩部專著《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及《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9卷本），發散于涉及其中又延伸于外的許多精辟的史學論點和重要歷史細節。諸如：中國兩千年來農業定居社會與游牧民族之間的斗爭在清朝時期結束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近代民族國家的定義是什么？近代國家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經世致用”是中國史學長久傳統的延承等等。

在戴逸等身的專著與主持編纂的卷帙浩繁的史籍中，他20世紀70年代領命研究撰寫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和90年代領銜主持編著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是先生視為影響其大半生清史研究的兩部重要著作。前著不僅為我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成為先生從中國近代史踏進清史研究領域的開端之著；而后著則將18世紀中國歷史的坐標與世界史同步，改變了以往中國史與世界史分割與孤立研究的習慣，開創了將中國史，尤其是清史研究放在世界發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作比較研究的先例。因此，這部9卷本巨著得到國內外學術界認可，并被國外學者稱為“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我欽佩林健兄的有心和用心，將這些談話作了詳細記錄，精心整理，深入解析。從中我們能讀出戴逸作為史學家自覺的責任擔當和作為大學問家應有并具備的眼光。

篇幅所限，無法將這些精彩談話在此“劇透”。但談話中那些我未曾知道的史實和細節，讓我讀來津津有味，興趣盎然。能想象到嗎？當年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康熙帝派出的談判使團竟有800人之眾，除兩位朝中重臣（國舅索額圖和議政大臣佟國綱）及兩名傳教士（翻譯和協調人）作為談判代表，其余都是后勤運輸與護衛，浩蕩的使團后還跟著2萬多頭駝馬牛羊，這是作為使團的運輸工具和食物而配備的。在七個多月的艱難行程中，有四個月是在荒漠中跋涉，不僅面對風沙蚊蟲，每天還要靠挖井取水供使團的人和牲口飲用，而吃食竟是用馬糞燒烤、近乎生啖的牛羊肉……在我眼前，這已不是談話錄中的文字，而是栩栩如生的畫面。

這樣的歷史細節，在本書的信箋內容與談話錄中比比皆是，正如作者在解讀先生治史的理念時所總結的那句話：“挖掘歷史細節越多，離歷史的距離就越近。”即使在最后一部分，作者介紹他所知道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啟動前后，戴逸如何在耄耋之年團結組織起全國范圍內的2000多位歷史專家學者隊伍，歷經20載，完成中國百年來的一次重大文化工程，也是通過許多“細枝末節”來呈現其過程的。因此，我們從中看到了，在已完成的新修《清史》送審稿總計103卷、105冊、3200余萬字的背后，還有那些無法詳盡統計的上千萬件（卷）、幾十億字的歷史檔案文獻、海外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影印編譯以及數字化保存等等難以想象的浩繁艱苦的工作。此時，我真正理解了先生在承接這項將流芳久遠、澤及后世的偉大文化工程之初，那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真實心情。

本書的寫法極具可讀性，五個部分正隱喻著先生同作者在三個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三種身份：一是“鐵一號”紅樓親密近鄰與父輩關系中的“老爺子”；二是機緣巧合有幸成為唯一導師“函授”唯一學生的“大先生”；三是作者的人生原點成了驛站又回到原點，先生仍以忘年之交暢懷闊論，不隱不諱，乃“真司馬”也！

讀罷此書，又掩卷而思，讓我想起了清人秦之本的那句“榆蔭碩且密，披襟待薰風”的詩句（《仲夏抒懷和陶公五月旦作韻》）。林健兄曾幸運地在戴逸先生的呵護與獨享教誨的“榆蔭”之下，又能幸福地與先生“披襟”暢談所思所想所學，但他并未獨享私藏，而是將全部所得，傾心、傾力、傾情地寫成了這部《歲華談箋錄》，從而讓更多的讀者能領略戴逸先生的為人治學之道，“薰沐”先生的大家德馨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