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中國現代文學館“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紅色經典展展區，仿佛踏入一條奔涌的精神長河。泛黃的手稿、斑駁的舊報、褪色的鋼筆……每一件展品都是歷史的注腳，訴說著文學與信仰交織的壯闊史詩。展覽以“見人、見事、見精神”為脈絡，將《紅巖》《紅旗譜》《創業史》《林海雪原》等作品中蘊涵的精神力量，創構為可觸可感的敘事空間。手稿、初版本等這些“會說話的文物”以清晰的歷史紋理，將觀眾帶回那段崢嶸歲月。

——主持人 姚明（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館員）

2023年6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在觀看了“三紅一創（《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青山保林（《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的手稿及圖書版本后，感慨地說：“這些書當年都看過，激勵了多少人啊。這些優秀的老作品、老片子，現在也應該拿出來看一看、放一放。”何其有幸，八本書中有六部手稿保存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如何用展覽的方式讓觀眾重溫那段革命歲月的激情和熱血，汲取那份“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信念，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使命和擔當。于是，“‘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紅色經典展”于2024年10月14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隆重開幕。

紅色經典是作家以生命書寫的革命史與心靈史，是民族精神在危難時刻的凝結與升華，更是無數中國人精神圖譜的呈現。如何將承載著民族記憶的經典文學作品轉化為可感知、可對話的展覽語言，如何讓今天的觀眾走進這些文本，感知歷史的溫度，體悟信仰的力量，是策展人員必須回答的問題。

展覽的情感化：基于以人為中心的策展理念

六部紅色經典的手稿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鎮館之寶，在展陳中自然應突出表現，但如果只展示手稿和圖書版本，那對于一個500平方米的展廳來說就太單調了。策展人員想到，“三紅一創 青山保林”曾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感動了幾代中國人。與其冥思苦想如何豐富展陳內容，不如在尊重以物為中心的傳統的同時，逐漸融入以人為中心的敘事邏輯，這樣既能控制展覽的節奏與層次，又能給觀眾帶來更好的參觀體驗。于是，策展人員對大眾閱讀紅色經典的程度，在展覽中想獲得的收獲進行調研，查找相關資料。

在以全國不同省市的553位大學生為調查對象撰寫的論文《大學生“紅色經典”閱讀現狀與策略研究》中，96.20%的大學生認為紅色經典有閱讀的價值；但進入大學后沒有閱讀和很少閱讀紅色經典的人數為76.24%；影視作品是紅色經典的傳播主力；大多數大學生閱讀紅色經典的認知需求是出于了解革命歷史、感悟紅色文化、學習文學藝術知識和應對學業需要。而以34所不同大學的2784位在校生為調查對象撰寫的論文《大學生紅色經典閱讀狀況調查分析》，則指出大學生閱讀方向更傾向于人物傳記和故事類作品。以1718名柳州城市職業學院學生為調查對象撰寫的論文《高職生紅色經典閱讀現狀調查及改進建議——以柳州城市職業學院為例》，提到高職生閱讀量較少，對人物傳記、小說類紅色經典書籍有明顯的閱讀偏好。以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樹人學校的947名在校學生為調查對象撰寫的論文《中學生紅色經典閱讀現狀調查、問題分析及改進建議》，認為中學生充分認同紅色經典的閱讀價值；但68.1%的調查對象僅讀過一到兩本，16.5%的調查對象一本也沒讀過；多傾向于人物傳記和小說故事類作品；認知來源主要來自觀看影視劇和參加中學校園活動。文中寫道：“受日常生活學習中接觸到的影視劇改編和教科書節選的影響，一部分青少年對紅色經典有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總覺得紅色經典枯燥無趣，無法共情，這是他們排斥閱讀紅色經典書籍的主要原因。”以上問卷都提到目前閱讀形式多樣化，讀者主要借助網絡渠道閱讀。

策展人員還與40余位不同職業、身份的觀眾進行交談，發現代際差異十分明顯。60至75歲人群年輕時以紅色經典為主要讀物，對紅色經典感情深厚。45至60歲人群因成長經歷對紅色經典有情感聯結，閱讀比例較高，對連環畫、電影印象深刻；35至45歲人群閱讀比例下降，多因子女教育或單位組織活動重讀。

策展人員還閱讀了以352位不同年齡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職業的人員為調查對象所撰寫的論文《紅色檔案展覽用戶需求調查分析》，其中有49.4%的調查對象想通過展覽了解紅色歷史事件，44.3%的調查對象想對人物故事進行深入挖掘，37.5%的調查對象想觀看紅色文物。76.4%的調查對象想獲得視覺沖擊，61.6%的調查對象想獲得情境沉浸，49.1%的調查對象想獲得聽覺感受。

紅色經典的閱讀情況有明顯的代際差異，大眾對紅色經典的價值有深刻的認同感，這是展覽能夠讓觀眾走得進來，又能駐足觀看的基礎。目前大眾對紅色經典的主要認知來自視頻類產品，策展應充分了解點擊率高、評論多的相關視頻，必要的情況下還可以為展覽所用。

中老年讀者對紅色經典故事有深厚感情，青少年讀者希望能夠了解革命歷史，且對傳記性、故事性強的小說有明顯的偏好，這為展覽的敘事方式提供了建議。展覽除了把握好宏大敘事，還要講好具體而微的故事。好的故事能讓人們沉浸在歷史的場景里，觸發人們的聯想和判斷，產生跨越時空的對話。歸根結底，展覽的本質是通過文物與展品的精心組合，在特定空間中構建一個生動的敘事體系。因此，策展的關鍵在于深入挖掘展品背后的精神內核——那些打動人心的細節、與時代共鳴的情感，以及跨越時空的思想連接。

調查問卷中提到讀者對紅色經典有“情感隔膜”，這也是策展人員必須正視的問題之一。為了能貼近觀眾，策展人員確立了幾個原則：一、挖掘紅色經典作品中真實的故事，傳遞真實的感受，以真實動人。二、挖掘人物最真實的性格特征、精神風貌，這里的“人物”有作者也有小說的主人公，這里的“真實”既有事實真實，也有情感真實。三、在敘事性和真實性之間尋求平衡，讓展覽可讀、可信、可愛。四、采用多種互動形式，培養歸屬感，促進共情。

展覽的敘事性：轉換敘事視角，讓文物“說話”

八部紅色經典意蘊深厚，在有限的展廳空間內必然不能完全呈現，需要為每部作品提煉一個主題，尋找獨特的視角，構建一條邏輯清晰、富有感染力的敘事脈絡。于是，除了常規的作者介紹、作品介紹、書籍版本呈現外，策展人員借助了艾布拉姆斯的理論來完成視角的轉換。他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中提出，文學活動應由四個要素構成：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從經過時間洗禮的八部經典作品中選擇與當下情感連接最深厚的視角形成敘事，既可調節節奏，也不至于單調重復。

《紅日》是吳強的代表作，講述了陳毅、粟裕指揮華東野戰軍與國民黨軍隊在江蘇漣水和山東萊蕪、孟良崮進行三次戰役的故事。此部分選取“世界”這一敘事視角，選取“軍民”這一敘事主題。為了重現孟良崮戰役打得艱難、打得智慧，策展人員邀請了嗶哩嗶哩的軍事博主“上將王班長”制作了沙盤演示視頻。視頻重點演示戰爭中的人的活動，粟裕視察陣地和戰士們沖向陣地的照片緊隨沙盤演示之后，由孟良崮戰役紀念館提供的中央軍委電報進一步渲染了戰爭氛圍。戰爭前夜，32名婦女用身體搭起一座橋幫助戰士過河。她們中最小的只有15歲，還有人懷著身孕。這處有溫度的歷史細節通過快節奏的剪輯、豎屏短視頻的形式，將戰爭氛圍推向高潮。

《紅巖》是羅廣斌、楊益言的代表作，講述了許云峰、江姐等共產黨員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進行英勇斗爭的故事。此部分選取了“世界”這一敘事視角，以“信仰”為敘事主題。共產黨員難道真的不怕死嗎？是什么支撐著他們？為了找到答案，策展人找到了烈士的家書。紅巖家書中充滿著人物之間情感的張力，展現了革命者面對離別、生死考驗時的內心掙扎，這些親情、友情、愛情便是革命者和當代觀眾之間的情感共鳴點，也能讓觀眾感受到歷史的厚重和復雜。于是我們看到江竹筠囑咐友人“孩子們絕不要嬌養，粗茶淡飯足矣”；黃顯聲將軍說“生死存亡，在所不計”；文澤說“真理必定到來”；許曉軒說“我做到了黨教導的一切”；張學云說“永遠的離別亦在所不辭”；鐘奇囑咐妻子“你一定要再結婚”。家書墻上設置二維碼，觀眾掃碼即可觀看全文。此外，展墻對面還設置了由渣滓洞中升起《紅巖》手稿的裝置，觀眾可以閱讀手稿，也可拍照打卡。

《紅旗譜》是梁斌的代表作，表現了中國農民階級的覺醒、成長。此部分選取了“讀者”這一敘事視角，選取了“民心”這一敘事主題。《紅旗譜》手稿是唯一一部沒有放在展柜中，而是采用上墻方式展示的手稿。它的旁邊用細線懸掛著當下學者對《紅旗譜》的研究論文，兩者相互呼應，形成對話。此外，還邀請了嗶哩嗶哩影視區博主“阿牛老劇”制作了電影解說視頻，10分鐘即可了解故事全貌。

《創業史》是柳青的代表作，展現了以梁生寶為代表的中國農民的精神風貌。此部分選取了“作者”這一敘事視角，選取了“新人”這一敘事主題。柳青為了創作這部小說，扎根農村14年。他剃掉頭發，脫去四個兜的干部裝，與村民同吃同住，從一個作家變成了地道的農民。策展人員將小說中描寫梁生寶和徐改霞心靈變化的片段置于柳青的手稿之上，展示出柳青塑造“新人”的過程。策展人員也從柳青文化園借展了70多個《創業史》版本，展品上方是柳青“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的話語。此部分結尾是柳青在農村的影像，正是這位像農民一樣的作家在田間地頭中寫出了農村的史詩。

《青春之歌》是楊沫的代表作，展現了林道靜在黨的領導下從一個小知識分子成長為革命者的經歷。此部分選取了“作品”這一敘事視角，選取了“求索”這一敘事主題。小說改編成電影《青春之歌》后影響極大，于是策展人員想到利用影視劇中的人物形象展現知識分子的心靈變遷。展廳中可以看到穿著學生裝眼神單純、與封建家庭決裂的林道靜，穿著旗袍低頭讀書、與個人主義決裂的林道靜，穿著紅毛衣眼神堅定、與舊我決裂的林道靜。這三個形象被做成大幅的紗幔，紗幔下則是與每一次抉擇相對應的手稿，形象與手稿之間形成呼應。策展人員還邀請獲得“《青春之歌》獎學金”的大學生重讀此書并撰寫感受，不同年代的讀者對林道靜有不同的體會，這進一步豐富了觀展體驗。

《山鄉巨變》是周立波的代表作，講述了清溪鄉建立和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故事。此部分選取“作者”這一敘事視角，選取“變革”這一敘事主題。周立波和柳青一樣，也是深入農村寫作的典范。從他的任命書開始，到他在田地里勞動的照片和視頻，都展現出“立波胡子”的風采。此外，策展人員從清溪村的展覽中借鑒經驗，把周立波和農民相處的趣事用漫畫形式呈現出來，展現作家性格中幽默的一面。這部分最后，回歸到作家本身，我們看到33歲的周立波寫下的墓志銘：“他唱過歌，他曬過太陽，他碰到過幾次危險，在娘子關前，在九華山下。他愛國人，他也和人打過架……”我們也看到他的書房復原樣貌，那里有他曾使用的臺燈、花瓶、毛筆……

《保衛延安》是杜鵬程的代表作，講述了延安保衛戰的故事。此部分選取“作品”這一敘事視角，選取“史詩”這一敘事主題。《保衛延安》之所以廣為流傳，離不開一次次的修改。此處選取了館藏《保衛延安》初稿、二稿、三稿、四稿、五稿、七稿，展現創作的艱辛、成書的不易。觀眾可以看到，杜鵬程手稿中的字極小，甚至需要盡可能靠近才能看清，這是因為杜鵬程寫作的新疆喀什紙張奇缺。另外，還選取了杜鵬程的創作日記：“1951年4月18日安葬過母親，趁假期之便，修改作品，母親的面容時時出現在眼前。母親臨終的最后一句話：‘我見不到我兒了！’每想及此，稿紙常被淚水打濕。”“1952年2月23日，寫作這門學問，越深入越覺得深不可測，讓人膽寒。我敢說當初寫作，真是一種冒險。如今就是刀山也得走完它。”

《林海雪原》是曲波的代表作，展現了東北民主聯軍小分隊深入林海雪原剿匪的故事。此部分選擇“世界”這一敘事視角，選取“英雄”這一敘事主題。楊子榮是個化名，當時兩次成立調查組，才讓大眾知道“偵查英雄”楊子榮原來是被誤認為土匪的楊宗貴。正是因為曲波的小說和改編而成的電影引起大眾的熱烈反響，也正是由于曲波找到了楊子榮生前唯一一張合照，才讓英雄不被誤解，這稱得上是作品、作者與讀者的“通力合作”。有心的觀眾看到楊子榮的介紹和1947年2月19日《東北日報》的報道《戰斗模范楊子榮等活捉匪首座山雕》展品后，可以知道報道刊發四天后，楊子榮就戰斗犧牲了，這個真實的故事令人不勝唏噓。

展覽的互動性：體驗什么，留下什么，拿走什么

展覽的互動性，本質上是通過空間、敘事或者技術，打破靜態展示的局限以及觀眾與展品之間的單向關系，構建出一種多維度的對話機制，喚醒觀眾的主體性，讓歷史和藝術在與個體的碰撞中產生新的意義。互動裝置需要和展覽內容密切結合，通過低調、自然的技術讓觀眾專注于內容本身。

策展人員將展覽的互動方式簡單概括為“體驗什么、留下什么、拿走什么”。觀看展覽需要付出一些時間、精力，最好能讓觀眾體驗到生活中不常見的互動方式，留下些自己的思想感悟，拿走些帶有展覽印記的照片及文創產品。

為了增強觀賞的體驗感，策展人員在《紅日》展區設置了小人書拼圖，有難、易兩種選擇，拼圖成功后即可觀看完整的小人書。在《林海雪原》展區設置了“黑話”互動，讓觀眾扮演楊子榮，通過在屏幕上選擇正確的“黑話”選項完成冒險。此外，在《紅旗譜》區域設置光影拍照打卡區，并設置故事球。觀眾在玻璃箱中抽取小球，打開后可以看到《紅旗譜》的一頁小人書。這部分互動率高，較短時間就需要補充小球中的漫畫。《山鄉巨變》展區則設置了一個盛有重物的扁擔，觀眾可以扛起扁擔進行體驗。

在《紅巖》展區，策展人員設置了郵筒和紙、筆，觀眾掃碼讀完紅巖家書后可以寫信給烈士。現在郵箱中有很多觀眾的信件，還有好幾本觀眾留言。志愿講解員帶學生參觀的時候問：“你們認為烈士們能收到信嗎？”學生們異口同聲地回答：“能！”他們是懷著真實的情感寫信、留言的，這些信件讀起來讓人感動。

此次展覽還設計了八部作品的文創印章，觀眾可以蓋章留念。展覽的最后，設置了領取書簽的裝置，拍照后APP根據觀眾特征推薦茅盾文學獎獲獎圖書，觀眾掃碼就可以帶走書簽。在展廳中設計了豎立八本書的裝置，裝置背面是白墻，這里該怎么設計呢？策展人員經過討論，邀請了八位小朋友書寫與八部圖書相關的毛筆字，簡潔大方，成為拍照打卡點。這三處設置，都是希望為觀眾埋下文學的種子。

展覽還有很多需要反思和改進的地方，有志愿講解員反饋展覽前言部分空間太小，往往沒有辦法講解，只能匆匆進入展區。還有講解員說，展廳被分割成八個部分，帶大的團隊參觀時不好走動；一個展區最好只有一本書，而不是緊接著出現下一本書的引導裝置。上了年紀的觀眾說，有些內容很好，但是不會掃碼，希望旁邊放置能翻閱的紙質版書籍。還有觀眾說，對八本書很感興趣，展廳中可以設置閱讀區域……

當觀眾帶著新的理解離開展廳，當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感悟，當孩子們在互動游戲中發出驚嘆，經典的力量便在代際傳遞中生生不息。這或許正是文藝工作者最大的幸福——見證革命精神在時光中不斷重構，永遠鮮活。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展覽部策展人，圖片來源：京華丹心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