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從當下回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時詩歌的黃金時代基本結束，但仍有一些青年懷揣著純粹的文學夢想，小說敘事人“我”許文娟就是其中之一。“我”是一個平凡卻期待著“被看見”的中文系大一女學生，因為在課上說出了里爾克的名字，“我”得到了謝小如老師的賞識，并受邀前往老師家中。

玫瑰是謝小如老師家中絢爛詭異的裝飾，風干之后像玫瑰墳墓，隱喻著當時詩歌的雙重性，一面帶給人審美的歡愉，另一面則顯露出衰敗的跡象。謝老師還自創了一種玫瑰紙，可以將花香與詩歌都鎖在不朽的時間里，后來他以此制成了一本《玫瑰詩集》補償給學生陳梅。此刻的玫瑰看起來超然獨立于時間之外，卻更像是一劑美麗而無用的安慰劑。玫瑰是謝老師最喜歡的詩人里爾克的死因，既浪漫，又危險。玫瑰也是“我”每次前往謝老師家中準備的小禮物，或是紙做的，或是紅圍巾做的，玫瑰成為了詩歌學徒和詩歌向導之間隱秘的精神聯結。

玫瑰還是被挑選的悟性高、有文學天賦的年輕女學生們，她們戲稱自己為“玫瑰部隊”。這一共享的名稱指向她們重復的命運軌跡，在詩歌式微的時代被謝老師“過度啟蒙”，當初自以為是幸運地“被看見”，后來才認識到這是她們各自不幸的開端——八七級的陳梅入獄八年，九一級的王魁流浪后開照相館，九六級的“我”許文娟則在虛無后開始隨波逐流。她們都經歷了類似的信仰坍塌時刻，之后也結成了某種精神同盟，對“詩歌教父”的崇高話語進行著質詢。她們也共同參加舞會，期許著浪漫愛情的降臨（盡管期許常常落空），像是在彌補因為沉浸于寫詩而錯失的青春時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三個女學生既是一個女學生的三個影子，也是九十年代前后受到詩歌熱鼓舞后迅速幻滅的女學生群體的縮影。

“可能是因為，年輕女孩子更像玫瑰花吧”，“我們都是被他選中的玫瑰花，來到了他的花園里”。師姐陳梅如此解釋謝老師獨特的邀約。“被選中”是一個頗有反諷意味的表述，謝老師和女學生的關系被類比為花園主人與玫瑰花、主體與客體、詩人與審美對象的關系。年輕女學生們仿佛是沒有自主選擇權的、供人觀賞的玫瑰花，只能被動地等待被“詩歌教父”挑選、啟蒙、感召。

盡管被命名為“被選中的玫瑰花”，但女學生們逐漸醒悟到“花園主人”的不可靠，開始一步步生長出內在的主體性，試圖培育起自己的一片花園。女學生們對謝老師、對詩歌的心理轉變好比從感嘆號到問號的變化過程。如果用一根棒子把感嘆號打彎，豎直的感嘆號就變成了彎曲的問號。這種從抒情到發問、從認同到質疑的轉變，構成了孫頻中篇小說《玫瑰之宴》內在的情感層次。

可以說，孫頻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類青年女性形象，她們因為內在的“不馴服”而打破了一種權威話語的幻象，生發了某種覺醒，盡管這一覺醒暫時沒有十分清晰的方向。

小說伊始，謝老師口中有關詩歌的崇高話語帶有很濃的抒情氣質，如同一個又一個感嘆號，為詩歌進行著玫瑰般的“復魅”，使得詩歌閃耀著迷人的光暈。

“復魅”行為的背后有著鮮明的時代氣息。詩歌在九十年代以來失去了飯票的功能，變成了純粹非功利性的審美事業，因此，寫詩這一行為具有宗教化的趨勢。在謝老師口中，寫詩被渲染為崇高的事業，是不求回報的日復一日的勞作，需要忍受不堪與屈辱。寫詩的過程，就像朝圣之旅。這也是孫頻不斷地在小說中用“神父布道”“獻祭”“西天取經”等詞匯形容詩人們的原因。這些宗教詞匯的征用，根本上是為了給詩歌“復魅”，在詩歌幾乎沒有實用價值的時代，人為地為它賦予神圣性，染上光暈。

隨著敘事的推進，小說內部充滿了越來越多的質問、詰問和叩問的聲音，大多是難以解答的、靈魂深處的惶惑。發問的聲音有一部分來自于一個人內心的獨白。

比如謝小如從自身分裂出一個筆名為趙青的詩人，趙青幾乎是完美詩人，如同酒神精神的化身，也是謝小如理想化的自我。他在言語中常常左右互搏，自我詰問——詩歌究竟是為了收獲時的無限欣喜，還是日復一日的勞作？寫詩是為了發表，還是為了永恒不朽的藝術？以詩歌為志業是一件體面的、做給別人看的事，還是一件高貴的、只做給自己看的事？前者看起來更像個人的精心計算，為了現世的名利，或主動或被迫地投機，后者更接近于純粹的審美事業，有著自覺的信仰和認同，也像是苦行僧，不斷歷經苦難，甚至主動尋求磨難。兩種聲音常常在人物內心來回碰撞，“詩歌教父”的權威從自身內部開始瓦解。

更為顯露的發問源自于兩代詩人之間，尤其是女學生們對老師的發問。比如“我”反復向謝老師求證，“我”究竟有沒有寫作才華？為什么“我”一首詩也發表不出來？出獄后的陳梅也向謝老師發問，如果萬物都是平等的，為什么謝老師成為了大學老師，而不是去坐牢？犀利的質問既代替“我”說出了心聲，也指向了詩人言語與行為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并不能簡單歸咎于詩人個體的虛偽，而是有時代背景下的無奈和苦衷。自八十年代后期以來，詩歌與現實社會的契約逐漸失效，寫詩寫得好不再能直接兌換現實利益，無法在分房、求職、積累財富等方面獲取紅利。謝小如是最后一批幸運兒，搭上了詩歌黃金時代的末班列車，以剽竊詩友會們集體接龍創作的詩歌這一不堪的方式，實現了從煤礦工人調入文聯再到大學老師的躍升。作為“投機者”的謝小如與作為“真正詩人”的謝小如，陷入了詩意與世俗、言說的崇高與行為的卑瑣之間難以調和的困境。

如此看來，那些與詩歌烏托邦有關的言談不攻自破，那些崇高的信念看起來似乎漏洞百出，這趟朝圣之旅在出發之時就注定是虛妄的。實際上，朝圣之旅本身也是祛魅之旅，女學生們或主動或被引誘進了“詩歌的騙局”，抵押了理想和未來，享有了短暫的酒與泡沫。然而越是接近終點，她們就越是意識到詩歌本身的式微，以及“詩意地棲居在大地”這一生活方式在當下的幾乎不可能，幻滅的感受由此涌上心頭。

女學生們的發問不是為了擊潰一個“詩歌教父”的權威形象（實際上她們對于謝老師抱有感恩、憤怒、失望、同情交織的復雜情感），更重要的是為了修復自己的主體性，尋找重建一片花園的可能性。在女學生們的主體性尚未完全成熟時，她們習慣于模仿身邊人或先驅們的生活方式，在模仿中逐漸尋找自我的身份認同。比如敘事人許文娟常常對落后于潮流感到焦慮，為此她甘愿模仿大學女生們日新月異的潮流，拍照、戀愛、參加舞會，但模仿后又會感到虛無。師姐陳梅恰處于女性詩歌熱的潮流中，受轟動一時的伊蕾《獨身女人的臥室》組詩的影響和謝老師的蒙召，她以八十年代女詩人們為標桿，期許著自己成為下一個著名女詩人，卻不幸鋃鐺入獄，詩歌理想流產后難以融入新的生活。

小說提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在詩歌的黃金時代消逝之后，在玫瑰的光暈褪去之后，幻滅的一代文學青年們應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很難找到答案，容易滑向虛無的深淵。似乎不能隱逸山林、逃避到烏托邦去，也不能回到八十年代詩歌熱潮中做一個懷舊的白日夢。看起來逃避或屈從于各種幻覺都是無用的。

好在作者沒有在虛無中停留太久，她在小說開頭和結尾都提供了一條進行中的可能路徑。小說敘事人許文娟最后踏上了一條日常的朝圣之旅，在特殊學校教授語文，與自閉癥兒童、邊緣群體們站在一起。盡管仍要承擔生活的重負，在耗竭的邊緣勉力工作，但至少她自己創造了自己的救贖，完整地過好了每一天的普通生活。看起來她似乎距離詩歌的世界越來越遙遠，實際上她反倒更接近詩歌的本質——“詩歌是與惡與苦難相處的技藝，是與羞辱相處的技藝，是與不堪相處的技藝，是與另一個不認識的自己相處的技藝。”此時，許文娟仍在寫詩，但已不再追求發表與否，而是寫只給自己看的詩，收獲了秘密的自由，也和現實、過往達成了某種和解。她不再等待被詩歌、被詩人救贖，她自己創造了救贖的信念，親手建造了一片自己的內心花園。

與其說孫頻在小說《玫瑰之宴》中提供了某條出路，不如說留給讀者更多的是叩問的回響。叩問既面向人物，也面向寫作者自身，在這樣一個文學似乎越來越難兌換世俗利益的時代，寫作者該如何保持一個純粹而堅韌的靈魂？尤其對于一個青年女性而言，她該如何從一朵被人挑選的玫瑰花，成長為自己花園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