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突然離世的，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從失去他的苦痛中走出來，每一天，只能依靠意志力活著。從小到大（和父親一樣）我都是傾聽者，問題解決者，而不是問題本身。失去父親讓我自身第一次變成了問題，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寫。

我想通過寫來獲知究竟發生了什么，以及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寫是回憶也是建構，是思考也是探索。所以當要給這部小說取名字時，我毫不猶豫聽取了何小竹老師讀完初稿后的意見——小說名字就叫《寫父親》。要留下這個“寫”字。

《寫父親》像是一場實驗，實驗一個人在文字里究竟可以做到多大程度的坦白。我把自身經歷材料化，拿手術刀對準自己，一刀又一刀劃拉下去。

一位朋友讀完《寫父親》后告訴我：“我很驚訝你寫的是非虛構小說。 ”在此之前我從未了解過“非虛構小說”這種文體。在我心里沒有虛構與非虛構之分。一個人一旦決定拿起筆塑造真實，他或者她就是在虛構，因為創造的不過是一些文字。然而虛構與真實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說，通過虛構能表現更高的真實。

《寫父親》的開頭有句話，“親愛的曼拉，我決定寫下全部，然后告訴別人這是小說。 ”在宣稱《寫父親》是小說的那一刻，我突然獲得了自由，抵達真實的自由。小說里還有一句話，“張文美，你熱愛文學嗎？熱愛是吧？好，請在文字里交出你的全部人生。”在我看來，無論哪種寫作，寫作者都必須誠實面對自己和世界。因為害怕——情不自禁地害怕——被拋入這種絕對的誠實，反而會宣稱“我寫的是虛構”。盡管我知道，文字會暴露一切。

米蘭·昆德拉在他的《小說的藝術》里講過，大概意思是：寫小說就是你把自己家那座真實的房子拆了，你會得到磚瓦、水泥、木頭等等所有東西，然后你把這些材料收集起來，重新去建造另外一棟房子。小說就是另一棟房子——由真實材料建構起來的虛構事件。

《寫父親》的最后一部分是在紐約完稿的。在哥倫比亞大學 Butler圖書館二樓靠窗的位子，一張吧臺椅，面對窗戶，窗邊的書桌很窄，剛好放得下 13英寸的筆記本。2024年末，窗外的紐約總在下雪。那些日子里，地理位置如此遙遠的故鄉在我的筆下漸漸清晰，我和父親也終于在文字里看見彼此。

我喜歡這個說法：作為小說作者的你只是陪小說里的人物走了一段路，到了某個時刻，你知道是時候跟他們說再見了，于是你在一個合適的地方結束了你的講述。小說結束了，小說里的生活還在繼續，寫作者的生活也將繼續。寫完《寫父親》，我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有些不一樣了，我相信虛構會變成真實，我相信父親仍在另一個時空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