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時，你是否會對一些作品到底屬于“小說”還是“紀實文學”感到困惑？和紀實文學相比，這些作品主觀色彩相對濃厚，對場景和人物心理的描寫細膩，熟稔地運用小說技巧；和小說相比，又非常依附于現實發生的事件，強調“真實”“親歷”。今年年初，非虛構文學作品《惹作》以細膩的文筆呈現出一位名為“苦惹作”的大涼山女子的一生。書中對一些場景的細節描繪以及對主人公內心活動的揣摩，曾一度因為“真實性”的問題，引發了跨越學界的討論。

近年來，非虛構寫作場域中涌現出不少帶有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志等跨學科背景的作品，《生死課》《我的二本學生》《鹽鎮》《梁莊十年》……這些作品大多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進行創作，因為所關注群體的典型性、豐富性，文本呈現出的較高文學性、強烈的現實關懷和讀者共鳴，引發廣泛討論和關注。

非虛構也許不止事實確鑿那么簡單，但堅持寫“真人真事”，一定是非虛構寫作的前提。可如果只有“冷冰冰”的事實和數據，非虛構文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的論文又有何不同？創作者深厚的文學創作功底在幫助讀者更好地浸入式了解所探討對象的同時，似乎也隱藏著一定的風險：綿密的細節描寫是否帶有作者過于強烈的主觀性，用想象填補事實罅隙的同時是否逃逸出事物原本發展的邏輯，從而失去了讀者的信任？本文想要探討的正是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非虛構文學中的真實性，以及在非虛構文學中，想象力（虛構）能夠抵達的最遠之處是哪里？

受限的幻象師

來自農村的外出務工者、偏遠地區的失聲女性、城市的邊緣人群……非虛構作品通過一個個“事實”、“親歷”，將世界萬象和蕓蕓眾生呈現在世人面前，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源自真實。而真實性帶來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鳴，也是讀者選擇閱讀非虛構作品的重要原因。

然而，非虛構創作者能接觸到的永遠是“有限的真實”。即便是親歷者，在特定環境和條件下，也可能產生“眼見不為實”的錯覺；留在記憶中的很可能是“篩選過的事實”，而語言就像一團迷霧，即便是親歷者口述也不一定可靠。這意味著田野調查和采訪時所得到的第一手資料不會十分精確，需要創作者仔細多方地搜集、求證、甄別、推演。所以，非虛構寫作存在著天然的矛盾——非虛構要求“真實”，但所有敘事都需經過敘述主體的篩選、重組和語言轉化，客觀事實被作者的心靈“過濾”，這是一種再創造，呈現出來的已不是最原初的面貌。一如《非虛構的藝術》一書中所提到的，“誠實的非虛構敘事者，就是一個受限的幻象師”，完美無缺地再現被記述者的“全部真實”，無異于締造神話。

非虛構寫作即便擁有了事實，也不一定獲得了全部真相。人們親眼所見、所聞、所感、所觸，抑或通過各種途徑獲取的數據信息，都可以作為事實，而獲取真相則需要對收集到的事實進行分析歸納、邏輯推理。無論是梁鴻筆下的梁莊、易小荷筆下的大涼山、還是黃燈筆下的鄉村圖景，都是作者在采訪調查后，基于自身的認知，經過分析、提煉，將焦點聚集于某一群體現狀以及背后所浮現的社會問題，得到屬于敘述主體的真實。

需要承認，非虛構寫作的真實具有相對性和有限性，以完全客觀或者全部真實要求非虛構作家和作品，既不可能，也無必要。敘述主體的主觀表達，恰是非虛構寫作中構成文學性的核心元素。經由敘事者的眼睛和心靈，事物被賦予了敘事者的洞察力與感知力，滲透了個人情感和價值觀，再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敘述雖不可避免打上了主觀烙印，但更能引起大眾的共鳴。經過細致觀察和深切思考創作出的作品和想要傳達的觀點，雖然可能受到創作個體自身的限制，但依然能夠為讀者認識現實世界提供某種啟發，對社會發展起到一定影響和作用。

“不僅僅是虛構”

既然敘述主體的主觀情感和視角不可避免，那么是否意味著非虛構作品可以大膽虛構情節呢？評論家楊慶祥在《“非虛構寫作”能走多遠？》一文中曾提到，非虛構不是“反虛構”“不虛構”，而是“不僅僅是虛構”。“它需要的是一個原材料，而對這個原材料的書寫和加工，還需要借助虛構和想象力。”否則，非虛構文學不過是“一種粗糙的、形而下的文學社會學傾向”，與新聞報道、社會學調查毫無差別。

再具備“現實性”的小說，小說家仍可以將生活中多個人的性格雜糅在一個角色身上，不用遵照事實的實際走向講故事，只要符合邏輯和人物性格，可以任由想象力引導結局。相比小說，非虛構文學的“虛構”更多建立在真實生活的細節和框架之上，不能捏造事情的結局、主人公的情感、受訪者的觀點等等。非虛構作者的感受也要根據現實情況而生發，不可凌空虛構。

在《惹作》的開頭，是一段作者想象主人公“苦惹作”喝下百草枯時的情境。“她慢慢走過一片剩殘株的苞谷地，走過一條積雪的泥濘土路……空氣中彌漫著血的味道、牛糞的味道、煮洋芋的味道，以及宰殺牲畜的血腥味的死亡氣息。”“她仰起頭，望著蒼茫暮色中的山巒和峽谷、永遠也無法離開的村莊，一口灌下了那瓶百草枯。”在作者實地采訪時，惹作早已逝世多年，已無人親眼見證其死亡過程，她確實無法獲取當時真實發生的情況，只能依賴于想象。但根據書中實地采訪的照片以及介紹，我們得知作者也親歷了惹作自殺時瓦曲拖村“冷空氣和大雪總是不期而至”的冬天；親眼看見了苦惹作的房子，以及小路盡頭的圍墻底下她喝下百草枯的地方。書中的情景描寫實際是作者調動自身的視覺、嗅覺等感受后的另一種真實再現。同為女性的作者，對主人公內心的描摹更像是心生憐惜后不自覺產生的情感投射，這些情感和細節描繪是從真實場景出發的真情實感以及對當時主人公行為的合理揣測。作家所展現的主體情感盡管比較個人化，但并沒有刻意夸大其詞的矯飾，而是明確地體現了女性情感共同體的特征，兼具了個人性和公共性。

此外，非虛構文學與“社會調查式”的非虛構寫作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后者更注重數據的分析和結論，以及嚴謹、科學的論述，較少想象的空間。無論是縣中的孩子，還是困在外賣系統里的騎手，行文主體都通過調查介入現場，關注客觀事實的呈現。相比之下，黃燈筆下的“二本學生”則帶有更多的人文關懷和文學色彩，著墨于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物，通過更多細節和心理描寫，讓讀者與這些“二本學生”的命運產生巨大共情。這意味著，非虛構文學的“有限想象”兼具現實關懷和想象力，更能激發大眾情感，引發更廣泛地關注。正如馮驥才所說，“作家愈恪守它的真實，它就愈有說服力，這是虛構文學無法達到的。”

是有局限的寫作，更是有價值的寫作

非虛構寫作者無法掌握全部的客觀真實，因而永遠存在被指摘的地方，非虛構寫作也需要始終直面寫作倫理的挑戰。作者所寫的是真實的世界和個體，但最終的呈現又是基于自己的認知，這就要求作者在寫作時保持敬畏之心，尊重當事人、尊重客觀事實的前提下，努力探尋事物或現象背后的深層動因、本質，傳達對于不同群體境遇的深切理解和思考。

非虛構文學的價值正在于通過有限真實，激發對所記述群體的共情以及對社會的結構性思考。筆者認為，不要將非虛構作品等同于答案和真相，而應將其視為一面多棱鏡，使更多受到忽視的群體被看見，使不那么洪亮的聲音被聽到，從而引導更多力量去關注尋找答案，共同推動社會進步。在未來，應當期待有更多反映社會各個方面的非虛構文學作品，用“貼近地面”的想象力，帶領我們感受不同人群的參差多態的生活。從而發現，無論是離開梁莊的打工者、廣東學院的二本學生們，還是生活在鹽鎮、大涼山的人群、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都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