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紹興古城走出的出版人

楊堅先生出生于浙江紹興，他的人生之路猶如古城的青石板路，看似經過風雨剝蝕卻愈加鏗然。《人間詞話》和《東周列國志》是他中學時癡迷的對象。他時常控制不住自己的閱讀欲望，在課堂上偷讀這些經典。只要稍有時間，他就會如饑似渴地讀書。無論是人聲嘈雜時，還是夜深人靜處，都有他潛心讀書的身影。書和他，似乎從小就結緣了。

1949年，楊堅先生進入華北大學學習，與諸多志同道合者相聚于此。除課堂學習和宣傳革命思想外，他將所有剩余時間都放在書籍閱讀上，常常一整天都待在不算大的圖書館的某個角落。楊先生閱讀視野開闊，兼收中外古今。他讀書有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帶著問題讀，讀完能提出諸多題外之見。

1979年，楊堅先生調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他接手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系統整理和出版《郭嵩燾日記》。郭嵩燾先生是中國洋務運動的主將，也是清廷著名的改革派，留下了大量日記手稿，共計200多萬字。因為手稿系隨手所書，字跡難辨且時有衍、脫、訛、倒之處，甚至還夾雜外文，整理難度非常大。楊先生憑借深厚的文言文和英文功底，逐字逐句攻克難關，歷時五年完成校訂出版工作。隨后他又主持了《郭嵩燾奏稿》《郭嵩燾詩文集》的校訂出版工作。郭嵩燾系列圖書的出版，為研究晚清史及洋務運動提供了極具價值的研究資料。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楊先生校對的清樣甚至能讓印刷廠的老師傅贊嘆不已：“楊老師改錯，比我們排的字還工整精致得多！”這份對工作的認真和負責，讓他贏得了湖南出版界同事的尊敬與信任。

岳麓書社的“拓荒時代”

1983年，楊先生以滿腔熱情和堅定信念轉崗至剛成立一年的岳麓書社工作。當時中央領導高度重視古籍出版工作，新成立的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專家云集，開始全面規劃新中國古籍出版工作。而湖南自晚明始，留存有大量既具地方特色又有國際影響的歷史文獻資料。以王船山、魏源、陶澍、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王闿運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軍事、學術諸方面的大家，留存下來極其豐富的歷史文獻，整理出版迫在眉睫。時任湖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車文儀同時擔任湖南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他組織湖南有關高校科研單位、博物館、圖書館專家學者共同研討，確定了湖南古籍整理出版六大全集及眾多散集的規劃，指任楊堅先生為《王船山全集》編委會辦公室主任及全集責任編輯。船山著作涵蓋文、史、子、集，文字古奧艱深，近一千萬字。此前只出版過均被稱為《船山遺書》的兩種王船山著作全集，一種由金陵書局刻印，六十二種，兩百九十八卷，此為“金陵本”；另一種為“太平洋本”，系1933年上海太平洋書店在“金陵本”基礎上增補缺漏而成，共計七十種，三百五十八卷。

接任務之初，楊先生面臨著不少困境，然而這些困難并沒有讓他望而止步。他在湖南省圖書館老館等地設立臨時辦公室辦公，被同事們戲稱為“游擊隊長”。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楊先生帶領助手以十年心力廣搜版本、精校文字，終于在1995年完成了《船山全書》出版。新版《船山全書》相較于“金陵本”和“太平洋本”具有以下四大特色：首先，全面收錄了傳世的船山著作及以往未入集的散佚文獻；其次，依據可靠的舊抄本、刻本及船山手稿對前兩版進行校勘，致力于恢復原著面貌；再次，廣泛搜集海內外各版本船山著作，對新版內容進行反復校訂以確保準確性；最后，采用現代標點規范對全書進行精確標點，并統一編排體例，大大提升了現代讀者的閱讀體驗。

21世紀初，湖南啟動重大文化工程《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工作。楊先生以80歲高齡，拖著羸弱的身軀，強忍病痛的折磨，毅然投身于《船山全書》的再一次修訂重版。一直到他去世前五天，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第二版面世后，是否還有缺失和錯訛之處。

除完成兩項重大文化工程外，楊先生還參與了《走向世界叢書》和《湖湘文庫》的選目工作，點校了《走向世界叢書》的《倫敦與巴黎日記》等5種圖書，翻譯出版《希臘羅馬神話》。楊先生終身筆耕，總計校點古籍38種，校譯編輯各種圖書14種，為岳麓書社奠定了湖湘文獻出版根基。

古籍整理的“楊氏標準”

對于古籍出版，楊先生總結出“楊氏三則”：這是他對古籍編輯工作的深刻認識和獨到體會，對后世古籍編輯工作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一是死磕版本。除了以“金陵本”和“太平洋本”作參考外，楊先生幾乎走訪了所有收藏船山遺稿的圖書館和研究機構，想盡一切辦法復印資料回來，反復比較，找到最佳版本作為編校出版底本。他為了給《讀通鑒論》一書校正異文，確認某本異文是否為底本的正確版本，費時一年翻閱了國內8個圖書館所藏的上百本舊抄本古籍。他和團隊輾轉杭州、上海、北京、濟南、鄭州等地，在浙江省檔案館找到現存的關于其書的一些殘卷，到杭州圖書館發現相關手稿，最終找到重要線索，從而校正了異文，還原了底本。

二是去除“美容”。一次在審讀校樣《詩廣傳》時，楊先生發現助手為讓文本顯得文通字順，刪掉了文本中的一個語氣詞，以致喪失原文的真實性。他當即批注：“船山先生的語法錯誤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這句話，既表現了他對原文歷史性的恪守，也讓后來人注意在古籍校勘工作時，謹記不要矯枉過正，隨意“美容”。

三是勘注如探案。“食倭瓜三片”見于《郭嵩燾日記》。為厘清“倭瓜”的本義，楊先生不僅考證出“倭瓜”在晚清時期的湖南特指南瓜，而且還將清同治年間的長沙菜市場瓜菜價格行情表附注于后。這種勘注方式，讓讀者不僅知書，還能見微知著。這就是楊先生功底深厚、整理古籍有據有跡的體現。

這樣高標準的要求，使有些同事叫苦不迭。據說有實習生在辦公桌案角偷偷地刻下了“楊公校書，十命九休”的謔語。卻未想被楊先生看見了，他非但不惱，還笑吟吟地說：“剩得一條命，也正好用來校《全唐文》。”這份幽默和豁達，表現出楊先生對古籍整理的高標準堅守。

楊先生一直堅守著出版的“初心”。他深知出版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賺錢，出版本身是一項文化事業，是為了對文化歷史的傳承與傳播。這一點在楊先生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體現，比如堅持有疑惑處必深究，判斷不清的字必查證，始終堅持用筆校打印書稿，他常說：“這可以告訴電腦，人的手能寫漢字；告訴電腦，人手寫字是有尊嚴的。”“校書如掃落葉，也許掃不干凈，但需盡自己的能力，以不失落一片樹葉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是這樣說的，同時也是這樣做的。

這位在編輯工作中從不茍且的老人，待人謙和有禮，是岳麓書社的“活字典”。無論編輯書稿中有什么問題，到他那兒總是可以迎刃而解。在生活中，他也有幽默風趣的一面。如有一次他參加出版社年會表演節目時，用帶紹興口音的湖南普通話念自己寫的打油詩：“勘校校到眼花花，錯字跳出來呱呱。白日黑夜叫，逮住一個笑哈哈。”打油詩里不光體現了自己的豁達樂觀，也讓我們感受到了他的親切和詼諧。

楊先生的付出受到學術界和出版界高度認可。《船山全書》出版后，張岱年、任繼愈、程千帆等十余位學者贊譽《船山全書》為“古籍整理范本”。張舜徽先生致信楊堅：“校對仔細，力求無誤，認真負責之精神，實罕其匹。”

1995年，楊先生憑借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卓越貢獻，獲得韜奮出版獎，兩年后，他主持編纂的《船山全書》榮獲1997年度國家圖書獎。

出版家鐘叔河感嘆道：“他坐得住，極認真，逐字細讀，這種人如今已絕跡。”出版家、作家唐浩明撰文深切懷念楊堅先生，對他深厚的學養、嚴謹的工作作風，給予高度評價。岳麓書社將楊先生總結出的“塑我、塑文、塑他”（自我淬煉、雕琢文本、滋養后人）作為社訓；岳麓書社紀念墻上高懸著楊先生的照片，以此來紀念這位卓越的出版家。

（作者系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