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解讀同代人的創作要“由人及文，由本及世”

李洱是一位頗有國際范兒的作家。已故評論家程德培說李洱“嚴肅的前額下有一張嘲笑的臉”，出版家韓敬群覺得應該再補充上“一顆溫柔的心”，因為通過編輯出版《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他發現在字里行間，在對前輩作家和同行的描述里，都能看到李洱的溫柔之心。

《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是李洱的最新文學筆記，以批評者之姿態貼近、觀察文學現場，以寫作者之本能參與、表達文學現場，既有著眼當代，閱人、閱世、閱文，剖析、解讀同代人的創作，也集中展示了作者的閱讀興趣和創作經驗。與李洱于20世紀90年代便相識相知的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從“超低空飛行”看到了一種“超高空飛行”，因為好的批評家一般不會滿足于只處理眼下，還要到“萬米的高空”獲得更高遠的視角，把當下的文學場域匯入到人類的精神歷史、文化歷史之中。李洱進入到這個場域里，輕輕松松地便完成了這項工作。

中華讀書報：《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分為三輯，既有對當代文學現象的觀察，也有對寫作和閱讀的分享。整體而言，您的評論、隨筆和小說一樣精彩好看，人物細節纖毫畢現，令人嘆為觀止。您和筆下的寫作對象有交流嗎？他們認同您的發現和判斷嗎？這部作品為什么起名《超低空飛行》？

李洱：我與這本書中寫到的人，除了史鐵生、汪曾祺和外國作家，大都在日常生活中有過或深或淺的交往。我本可以寫出我所看到的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樣子，但我還是愿意盡量圍繞著他們的作品或者他們的工作來寫。個別篇章中寫到了他們的一些生活細節，因為我覺得這些細節與他們的作品有關，能夠呈現他們的性情，有利于讀者了解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有些篇章在完成之后，曾發給他們看過，我也問過，有什么意見可以提出來，但他們從未提出過意見，最多做些解釋。依我作為一個寫作者的經驗，他們可能會對一些評語有不同看法，但他們沒有表達出來。寫作者會有一種默契，就是尊重別人的看法，比如有些關于我的評論，在正式發表之前，作者和編輯也曾發給我看過，即便其中有些評語非常刺耳，我也不能說什么，因為在閱讀和批評活動中，絕對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寫這些文章絕不僅僅是為了寫出自己的理解，而是要從具體的人、具體的文本那里跳出來，看看這些作家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什么。實際上，這也是我理解的“超低空飛行”，它就像蜜蜂采蜜，就像蝴蝶授粉。之所以寫到外國作家，是因為蝴蝶也會飛過大海。

中華讀書報：寫隨筆、寫評論，您的創作文體界線不是特別分明，散文寫得像小說般故事豐滿，評論寫得像美文般搖曳生姿——您在寫作時是不是已經把文體置之度外？

李洱：一篇文章不管寫成什么樣子，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方便說出自己想說的話。我喜歡讀李健吾的批評文章，他寫小說，寫戲劇，也做翻譯。他的批評性文字，你瞄上一眼就知道他是真正的內行。他的很多批評文章，怎么看都不太規范，但人家有見識，你不能不服。我覺得李健吾也是超低空飛行，他從不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他將心比心，與具體的作家、具體的文本進行細致入微的對話，對作家有著深刻的同情之理解，在這個基礎之上，他發表了自己創造性的理解。

我很喜歡本雅明的《啟迪》、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福柯的《瘋癲與文明》的寫法，對埃科嬉皮笑臉的隨筆也很喜歡，對加繆的隨筆我也傾慕有加。他們即便寫的是學術著作，也會融描述與分析于一體，有故事、有情節、有細節，有微妙的解釋和強悍的論斷，有暢快的抒情或者犀利的反諷。事實上，我也盡量在小說中做出類似的實驗，在《午后的詩學》《花腔》和《應物兄》中，我也借描述不同人物和事件進行過此類探索。我實在不愿意也沒有耐心去寫那種標準的學術論文，雖然我至今依然有閱讀學術論文的興趣。

《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李洱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中華讀書報：您評價格非集知識者、研究者和寫作者“三位一體”，其實您也是。您認為“三位一體”對自己的寫作和研究有何幫助？

李洱：格非對批評對象的選擇和要求比我更嚴格，文章也更學理化、更嚴謹、更深刻，總之他比我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我比他隨意一點，寫這類文章沒那么多講究。黃小初曾俏皮地引用過偉人的話評價我與格非的文字，他說李洱是“金沙水拍云崖暖”，格非是“大渡橋橫鐵索寒”。一次與格非提起，他大笑起來。格非對《金瓶梅》的研究，在我看來是學術研究的典范之作，真的是知識分子、研究者和寫作者三位一體才能寫出來的文章，是一個杰出作家的個人意志與另一個杰出作家的個人意志的較量。他的視域與批評對象的視域在歷史時空中交錯前行，相悖又中和，他的批評作為沉思和研究的呈現，正是兩種相悖而中和的運動的結果。我想，這對當代文學研究，尤其是研究文章的寫作，可能具有啟示性。

當然，在當代文學批評活動中，我們對還活著的、寫作還在進行中的人的批評，要處理的問題可能更復雜一點，因為這里涉及到對我們同時置身其中的現實的看法、情感、情緒必定存在著差異。這個時候，要緊的不是形成共識——這正是作家同行很少對別人的批評提出異議的原因——而是在差異以及意志的較量中，相互照亮。面對同時代人的寫作而進行的批評活動，就如一只蜜蜂帶動另一只蜜蜂深深潛于花叢，一只蝴蝶伴著另一只蝴蝶在海面上款款飛行。

中華讀書報：您的文章，包括寫已故的張潔、程德培等人，也并不為尊者諱、逝者諱，點評中肯、真誠，甚至讓人動容。您寫下這些文字的心態是怎樣的，和寫小說有何區別？

李洱：我的主業是寫小說，寫小說的最大美德就是準確。既然寫人物，就要寫出人物的特征，既然寫特征，就不要去想“諱”不“諱”的問題了。程德培先生已經去世了，如果他還活著，我相信他能夠理解我為什么會寫下他的一些趣事。他以前也沒少講關于我的一些所謂的趣事，甚至不乏虛構。德公地下有靈，可能會說，嘿，這就算是扯平了啊。這些文字中寫到的故事和細節，至少我認為是真實發生在他們本人身上的。小說可以張冠李戴，打個比方，如果你寫的是以魯迅為主人公的小說，你就是把阿Q、吳媽和假洋鬼子身上的一些細節挪到魯迅身上，生活中的魯迅也不會有什么意見，因為他本人就是這么做的。但是，如果你寫的是隨筆或批評文章，你要敢這么做，那就要小心了，因為魯迅一定會對你橫眉冷對。

中華讀書報：您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中關注了當代文學現場和同時代人的寫作，您如何評價您眼中的當代文學？您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現在發展到了一種什么地步，為什么少有“文學大師”？

李洱：我完全理解人們對正在發展和行進中的文學的不滿，這里需要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我們拿目前的文學與以前的文學，或者與國外的文學做對比的時候，總是與那些最好的、已經公認為經典的作品比來比去。比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有些批評家喜歡用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作為評價尺度來衡量當代中國作家。可是托爾斯泰只有一個，別說俄國后來沒有出現第二個托爾斯泰，全世界也沒有。也有人用魯迅來貶低當代作家，問題是魯迅可不僅僅是現代作家，魯迅是先秦文學以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覺得類似的比較除了嘩眾取寵，沒有什么意思。至于當代文學具體發展到哪一步了，還是由后人來說比較好，我對此當然也有我的評價，但還是忍住不說為好。我只想多說一句的是，依現在很多人的藝術判斷力，即便曹雪芹、托爾斯秦、魯迅站在我們面前，絕大多數人也是認不出來的。

李洱

中華讀書報：這就提醒我們對當下的文學作品保持警醒與清晰的判斷。您對同時代作家、學者包括賀紹俊、邱華棟等人的觀察和研究鞭辟入里，為什么格外看重“同時代人”？

李洱：因為阿甘本的著作在國內受到重視，所以同時代人這個概念近年被反復提到。我在書中提到的同時代人概念，與阿甘本有相通之處，也有差異。我更多的側重于在這個時代寫作的人，當然不限于中國作家。在這個時代寫作的人，不管從事的是哪一種文類的寫作，他所面對的現實問題或者說時代的精神疑難問題，都會有相交之處，就像兩圓相交、多圓相交、大圓與小圓相交。這種情況下你談論別人，有時候就像談論自己，因為包含著你對相交部分的評說，你在評說相交部分的同時，也就顯露了你們之間不相交的部分。相對而言，我對有過交往的作家、批評家更有話說，因為在面對文本的時候，要參照人世，要由人及文，由本及世，要找到其合理性，即便發現其中的不合理性，也要給出為何如此之般的解釋。談論同時代人的寫作，可以給我提供一個較為便利的條件，我在立足文本的同時，不會僅僅在一個文本上逗留。我會在不同的文本之間橫渡，在人與事之間跳躍，在文本與文本之間，在人與事之間，在這個作家與同時代的作家之間，建立起某種聯系，其中包含著對差異性的尊重，然后給出某種帶有描述性的判斷，并邀請讀者對這種判斷給出自己的判斷。

中華讀書報：您博覽群書，又曾做過多年《莽原》編輯，對于判斷一部作品的好壞，您都有什么標準？

李洱：一篇小說拿到手上，讀幾行我就知道這個作者有沒有出息，這篇作品在這個作家那里是不是能成為代表作。判斷一部作品夠不夠發表水平，需要一分鐘，判斷它是不是名作，需要三分鐘，基本上不會看走眼。當然，個別情況下也會吃不準，吃不準怎么辦，再來三分鐘。下這個判斷需要直覺，但這個直覺的背后，有著我對文學史的理解，對當下文學狀況的理解，以及對現實的理解。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與文學史、文學狀況以及我們身處的現實，有著豐富的對話關系。有的對話關系是有效的，有的卻是無效的。小說既是道德問題，又是形式問題。這個道德，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道德，而是它與主流觀念、某種意識形態、我們的歷史和現實處境構成怎樣的關系。作者是否準確地呈現了這種關系，是這部作品是否具有道德感的標志，而形式問題，就是看他是否找到了與此相適應的某種表達方式。或許需要強調一句，文學上的形式主義者在積極的意義上都是文學上的道德主義者，他使用的語言、節奏、結構，都有自己的考慮，是他的經驗的外化。

很多時候，看到一個作者的某部作品，編輯驚為天人，恨不得奔走相告，可是在以后的歲月里，這個作者卻再也拿不出像樣的作品了。實際上，出現這種情況是很自然的，一個作家，他的某種經驗具有獨特性，或者說傳奇性，當他準確地寫下來，那自然是一部好作品，但一個作家要成為真正的作家，則需要他的經驗處于生長狀態，不斷更新，而且在文學史的意義上盡量做到謝朝花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這個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但是沒辦法，這正是編輯對作品的要求，我知道有責任心的寫作者也常常對自己有這樣的要求。說到底，這跟野心無關，不妨把它看成吊在作家面前的一根胡蘿卜，提醒自己正常地走在創造性寫作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