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當下時興的流行語來概括，那么周宏翔的《角色》所講述的，可以說是一個有關“替身文學”或“白月光文學”的故事。“替身文學”首先普遍是一種悲劇性敘事，因為“母本”的地位已然被確定，盡管他/她或許早已不在場，并且無法復現，但他/她在追尋者的心目中，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所謂“白月光的殺傷力”即是如此。追尋者會去徒勞地尋找“副本”，在他們身上投射對“母本”的特殊感情，這種情感投射本身就“動機不純”，因此很難有一個好的結果。它的精髓之處在于一種錯位感，過去與當下在一瞬間疊加，無論追尋者還是“副本”，都難以分清真實與虛偽，進而對感情和自我產生懷疑。

這樣的替身關系，在《角色》中存在兩對。老杜雇傭蔣紅紅來扮演心愛之人米蘭（兩人眼角都有一樣的痦子），又在聽蔣紅紅講述過高天寶的往事后，特意雇傭了叢小野（他和高天寶都是刀工了得的廚子）。蔣紅紅是小說的絕對主角，她嵌套在這兩對關系中，既是“副本”本身，又是“副本”的尋覓者，其中的悲劇特性都在她身上集中呈現。在前一段關系中，她受人雇傭，明知道自己只是替身，又不得不以堪稱職業的態度和技巧，去扮演那個或許已不存在于世的陌生角色；在后一段關系中，蔣紅紅在叢小野身上不斷發現高天寶的影子，并在敞開心扉的過程中逐漸沉湎，最后卻驚覺一切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高天寶是蔣紅紅揮之不去的牽掛甚至執念，為找到高天寶，她不惜與師父決裂，扔下如日中天的事業，不管不顧沖去廣州，找到的只有虛幻。從廣東回來，起起伏伏多年，生活日漸艱難，老杜的特殊委托給了她物質上的支持，但代價是她不再能擁有自己。她本以為能在叢小野身上找到慰藉，但叢小野有女朋友的事實、他辭職的決定，以及老杜對她無休止的要求，一系列事件讓她明白，真實的自我早已不復存在，“他（高天寶）和她原本的角色，在同一天演到頭了”。

“角色扮演”（Role-playing）原本是個心理學詞匯，指的是個體通過戲劇化的表演來重現往日情景，以此起到緩解內心沖突、釋放壓抑情感的作用，進而獲得精神上的拯救和放松。從這一解釋出發去觀照人物，就會發現蔣紅紅既是拯救者也是被拯救者，她給老杜帶來了精神上的安寧，也得到過叢小野的照顧，而當叢小野離職、角色扮演結束，她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支撐。在青年亞文化中，“角色扮演”（cosplay）也并不鮮見，年輕人會委托專業人士來扮演自己喜愛的動漫或游戲角色，讓他們以這些角色的身份來陪伴自己，并從中獲得心靈慰藉。這和老杜雇傭蔣紅紅沒有什么實質性區別，不同之處在于，老杜清楚地知道米蘭已經不在，蔣紅紅只是替身，而角色扮演的委托人是發自內心相信那些虛擬人物是真實存在的。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的“信念感”，委托者要向角色投注更多感情，這種感情遠比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更為強烈。也正因為如此，一旦委托結束，委托人往往會產生嚴重的“戒斷反應”，他/她無法立刻適應現實世界，回味之余會感受到漫長的空虛。作為扮演者的蔣紅紅是清醒的，她知道用什么樣的語氣和說辭去回應老杜的要求和試探，知道用什么樣的小細節去把戲做得更真更足，更討老杜歡心。在劇團浸淫多年，“見過的，聽過的，經歷過的，數不勝數”，扮演他人對她而言輕車熟路；但當她成為向他人投注情感的一方時，經驗和理智便統統失效。她當然知道叢小野不是高天寶，但過于強烈的情感讓她無法不在二者間建立關聯，并在叢小野離開后情緒坍塌。

“年少時不能遇見太過驚艷的人”，這句話俗氣，用來概括蔣紅紅又是合適的。十二歲，情竇初開的年紀，單調枯燥的練功生活，遇到背挎菜刀、刀工了得的高天寶，有點“一見楊過誤終身”的意思，但又帶點血腥——為保護蔣紅紅不被欺負，高天寶砍斷混混一根手指，為了“還賬”，又自斷一根手指，并且就此消失。蔣紅紅在門縫中目睹全程，青春期的慌亂在她心中埋下一顆種子，并在數年后兩人重逢時瘋狂生長。兩人的身份沒有變，還是戲子和廚子，但又分明生疏，高天寶的斷指處，“雖已長了新肉，但切口突兀硌手”，兩人間的隔閡亦是如此。之后又是漫長的拉扯：蔣紅紅邀高天寶來看戲，高天寶急于外出打拼，沒有答應；高天寶打來電話，蔣紅紅賭氣不接，長期不再聯系。汶川地震給兩人帶來轉圜余地，高天寶寫下長信，告知蔣紅紅自己的發展情形，蔣紅紅由衷感到高興，又因為寫不出像樣的回信感到氣悶，索性又鬧起別扭，兩人再次回到安全距離。等到她察覺到高天寶的異樣并不顧一切奔赴廣州時，為時已晚，高天寶徹底離開了他，她在這世上成了孤獨一人，這也是她感情如此強烈的原因。

關于高天寶的離去，小說給出了兩種不同的敘述行文。在蔣紅紅向叢小野的講述中，高天寶的離開頗具詭異色彩，他在學徒期間經歷了老字號內部的復雜斗爭，被他人陷害，不得已吃下有毒的菜品，撿回一條命，卻喪失了味覺，口舌不再能嘗出味道。兩人在酒吧相遇，高天寶向她講述經歷，然后在解手時憑空消失，“人潮擠亂了她的視線，她回頭看空空如也的酒桌，橫七豎八斜倒的酒瓶，那張座位，好像從頭到尾就只有她自己坐過”。而在小說結尾，老杜叫蔣紅紅給他做豌雜面，蔣紅紅拿起刀，想起高天寶，“那天去廣州的醫院，在病床上，她看到了他，他原原本本就躺在那里，說不出一句話”。如果后一種敘述是真實的，那么前一種敘述，很可能就是蔣紅紅對高天寶死亡事實的美化。高天寶到底因何而死，她在廣州是否見到了他最后一面，兩人是否有過最后的交談，這是作者留下的懸案，既是讓讀者去自行判斷，也是在加強蔣紅紅因執念而生的譫妄。無論如何，高天寶是蔣紅紅心里的一根刺，無法拔除也無法撫平，叢小野的出現，或許讓這根刺產生了動搖，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刺扎得更深，“她低著頭，還來不及哭，下一秒，她切到了自己的手”。

小說結尾，蔣紅紅發現了隱藏在廚房縫隙中的攝像頭，她好像身在楚門的世界中，總有一雙陰暗的眼睛在盯著自己。我們無法判斷這是不是老杜的惡趣味：既希望蔣紅紅扮演好米蘭，又雇傭叢小野來試探蔣紅紅的情緒，既通過攝像頭看到了一切，又在明面上假裝無事發生。這種矛盾也從側面印證了委托者的心理糾結，宣示了替身的尷尬處境。

“你我找不到最終的答案，就交給時間，時間總能替你我至少一人回答。”這是米蘭寫給老杜信中的一句話，是陳述句，也是疑問句。兩個人漫長的情感糾葛，時間真能給出答案嗎？答案究竟是什么，是應該銘記還是應該遺忘？在另一篇小說《另一出戲》（《文藝報》2025年4月18日6版）中，周宏翔同樣寫了一個叫做蔣紅紅的女人，她在離開劇團后，開始網絡直播，上半場唱川劇，下半場扮男人。當她穿上男式西裝時，會想起另一個穿西裝的男人，他曾經說會帶她走出小小的房間，卻因為醉酒從陽臺跌落，先她一步離開。兩篇小說的主題一以貫之，都是在叩問當代人的情感和主體性問題：情感是生活的全部嗎？當一個人的人生被情感牢牢束縛，這是一種忠貞還是一種病態？當我們失卻一段重要關系或一個重要身份，我們是否就成了“失敗的人”，失去了重新開始生活的資格？在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中，我們真正的位置又在哪里？蔣紅紅切傷自己的手是一個隱喻：一味沉湎于過去，只會再增添新痛。高天寶對蔣紅紅說：“每個人的真我從不在人群中，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我們只是老天分配的角色，目之所及，都是假象。”或許的確如此，我們都是在不停扮演虛假的角色，“真我”另在他處，但如何扮演好當下的角色，不被已經謝幕退場的角色束縛未來的人生，也是一項更為重要且嚴肅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