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元一直試圖在軍旅文學中引入某種微妙的哲學思辨意味，竭力捕捉并充分挖掘軍隊中的文職科研工作者角色的獨特人文意涵，由此展開軍人與知識分子雙重身份所包含的獨特問題視域。在他近年來的作品里，技術軍官的人物群像，以及他們略顯復雜的內心世界，成為小說最為引人注目的部分。于是，在人們熟知的軍人鋼鐵意志和紀律風范之外，軍旅世界的知識分子所攜帶的生存困境與精神焦慮被不斷凸顯。由此而來，作者所偏好的關于終極命題的深入思索更是被不斷提及，甚至貫穿他的小說始終。

在不久前的中篇小說《在鋼鐵中發芽》中，西元便從容講述了一個部隊里的科研工作者的故事。在那篇小說里，作者設置了一個特別微妙的矛盾情境，即小說所描述的尖端科技所要求的嚴謹的科學創新精神，與部隊系統相對嚴密的行政長官秩序之間的對立。主人公李老炮兒作為為數不多的、在部隊里搞科研把自己搞得瘋瘋癲癲的人物，他大概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到“鋼鐵秩序”和“首長意志”所表征的行政邏輯對科技創新工作的嚴重制約，這也是小說的現實針對性所在。但小說有意思的是，它一方面基于個性主義原則展開了對于行政秩序之荒謬感的尖銳批評，而另一方面，作品也包含著對于“鋼鐵秩序”牢不可破的合法性的積極認同。因此在小說最后，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那位“不知悔改的笨蛋”所期待的“黑色種子”終于“在鋼鐵中發了芽”。奇跡背后所昭示的意義在于，這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元素之間，理應達成一種平衡與調和。這種矛盾的“想象性解決”方案，正是小說在其現實批判性之外，能夠鼓舞人心的原因所在。

如果說《在鋼鐵中發芽》讓我們看到了集體秩序中個體的獨特意味，也提示我們鋼鐵縫隙中所蘊含的個體可能性，那么這篇同樣探討人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價值的中篇小說《命運來信》，則讓我們明白在軍隊系統的鋼鐵機器中個體世界的局限性所在，也由此讓人思索知識分子群體普遍存在的人性弱點。小說之中，發生在戰略學教授劉大校這里的那些凌亂而略顯龐雜的“胡思亂想”，大概正是屬于知識分子這個群體才有的“標準配置”。這也難怪，基于個性主義的自由意志，恰是一種由來已久的人生執念，這不僅看起來與軍隊行政系統所要求的果決堅毅，甚至有些冰冷無情的施行原則格格不入，而且秩序所呼喚的簡單“粗暴”，往往還會加深這種自我懷疑的“暗影”，凡此種種皆是小說中劉大校苦惱和迷茫的重要原因。

如小說所展現的，《命運來信》里的戰略學教授在琢磨戰略課題之余，總是一次次思索著何謂正義、誰是敵人，或者干脆苦惱于更大的問題，什么是意義？意義的誘惑，總是折磨著那些胡思亂想的人。如小說一開頭主人公所嘀咕的，“意義是什么？它不是你得了多少專業獎項，不是你的職務晉升有多快，而是怎么說呢？是當你與人生的驚濤駭浪搏斗了一輩子，終于能夠云淡風輕的時候，不被外界的榮辱所迷惑，不在乎別人怎么說你，這個時候你還認為值得堅持的東西，才是意義”。在劉大校這里，對于意義本身的追問，隱隱包含著對軍隊系統的長官意志與服從原則的某種質疑。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對于戰略學教授來說，琢磨意義何為的更大意義究竟是什么？小說也極為微妙地呈現了出來。正所謂“疑心生暗鬼”，對于面臨存亡之“戰略”的決策者來說，這種徒勞的思索，甚至自我的懷疑，恰恰猶如“站在門外的黑色影子”，除了讓人陷入長久的虛無和相對主義的迷霧之外，并不能顯著裨益于決定生死存亡的所謂軍事“戰略”。而所謂“五蘊皆空”的通透，也并不能助力于人們參悟人生的迷惑，反而不斷放大了個體的精神危機，使其更深地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淖。

在《命運來信》里，被秩序所淹沒的個體，其實只是龐大機器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對于劉大校來說，秩序之中的個體固然微不足道，我們所有人也都非常清楚“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的確切意涵，但個體英雄主義的萌動總是讓人難以甘心。小說提到了那位早已備好遺書的袁政委，這本是我戰斗官兵應有的風采。然而，相較于袁政委的視死如歸，劉大校更愿意相信所謂“命運的指引”，如小說所言，“命運也很像是兩個巨人在搏斗，一個是命運的主人，另一個是命運的敵人。兩人在搏斗中窮盡了所有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后，接受了輸贏，接受了命運”。我們顯然不可小覷這種“認命”的消極意義，恰恰是這種虛妄與自卑，在不斷瓦解本應堅定的人生信念，從而走向自我的迷失。

是的，我們每個平凡的個體，總會幻想發生在自己身上那個足以改變世界的激動人心的壯舉。然而，俗世世界的超凡英雄終究難以尋覓。正如小說所言，“這個龐大的機器需要的是所有選擇中最穩健的那一個，而不會是更像異想天開的那一個”。在此之中，任何試圖顯示自己獨特存在的異想天開的嘗試，都被證明是無比危險的舉動，而小說也順勢呈現了輕舉妄動的代價。西元的小說也由此讓我們看到，知識分子式的“胡思亂想”是多么虛妄。一切都是如此殘酷，這個世界并沒有那個足以改變一切的東西。小說其實也早已講清了真正的“戰略”所需要的簡單品質，那便是勇氣和智慧，“需要勇氣和智慧，去照亮黑影，照亮自己，照亮這個世界”。而堅定的信仰為何如此重要，其原因恰在于，“某個小小的、看起來荒誕不經的想法，就可能把一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戰爭機器砸個粉碎”。

事實上，《命運來信》里提及的存亡之際的“戰略學”，不斷讓人回想起的是劉慈欣經典小說《三體》中基于“宇宙社會學”所展開的威懾戰略。在地球文明與三體世界的爭斗與博弈中，地球文明猛然發現，事關文明生死存亡的絕對威懾并不能由群體來掌握。群體世界所滋生的人性弱點，終將使得威懾不復存在，正基于此，歷史選擇了面壁者羅輯。而事實也證明，恰恰是冷酷無情的執劍人所建立的強大威懾維系了長久和平。然而現實的矛盾性在于，和平日久之后，執劍人作為救世主的形象日漸暗淡，相反，他作為獨裁者的陰影日益顯現。人類開始厭惡和畏懼執劍人，將其視為不可理喻的暴君。這當然也是人性使然，在生死存亡的威脅被悄然擱置時，每個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厭惡人性本身的冷酷和無情。于是便有了作為羅輯接班人的圣母程心，而她顯然不是一個合格的執劍人。她只關心眼前的愛和人性，由此也葬送了地球文明。用人們評價她的話說，“她當得起圣母，卻永遠當不了救世主”。這便是戰爭與人性，也是戰略與文明的殘酷之處。在此，程心的悲劇，又何嘗不是《命運來信》里劉大校的悲劇？在人物這里，鋼鐵意志與堅毅面目背后，內心的敏感與纖細，以及堅定的信念之外，個體的局限與人性的弱點，總是猶如“站在門外的黑色影子”一般難以擺脫，這也恰是真正的“戰略”所要求的簡單與果決如此難能、堅定的信仰如此可貴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