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小童的長篇新作《雕塑師》是一部特殊而有分量的作品。小說聚焦于鄉村振興中的教育主題，關注貧困家庭孩子和留守兒童，傳遞愛心和正能量，與此同時，作者還以大量篇幅和素描般細膩的筆觸，在鄉村振興，山鄉巨變的大背景下，描繪了大山深處、校園內外幾個普通人身世和精神圖譜，展示了三代知識分子精神自救和精神重建的可能性歷程，從而為這部主旋律題材的長篇敘事賦予了精神探索的深度。

退休教師竹石在小說中是一個燈光和火炬般的存在，對其他人物具有引領性。他從不凡經歷中走來，一路充滿了苦難和傳奇，而當他在家中開辦“周末快樂營”，為鄉村孩子們托起希望的天空時，他的形象就從歷史深處被提升了。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形象，縱觀新世紀以來鄉村教師的人物畫廊，如《天行者》中的張英才，《紫金竹之歌》中的王秋初，《鳳凰春曉》中的倪萬喜等，感覺都不太相近，竹石不僅是鄉村教育的守望者，更是鄉村少年心靈的塑造者，他顯然有著更久遠、更復雜的精神脈絡。追溯當代文學史，女作家張潔發表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小說《從森林里來的孩子》似乎可以參照。張潔講述了一個下放到林區的音樂家梁啟明，他默默地教伐木工人的兒子學小提琴，終于讓這個孩子走出大山，成為音樂學院的大學生。這是音樂和美的力量，也是詩的力量，在那個年代尤為可貴。而如果說《從森林里來的孩子》是特殊年代的“教育詩”，那么《雕塑師》就是新時代鄉村振興中的“教育詩”。竹石和梁啟明，他們不僅有著相似的經歷，也有著相似的理想和追求。所不同的是時代環境變了，梁啟明所面對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而竹石所面對的孩子需要的更多是學校教育之外的人生引導和精神成長。

侯春光是全書的主要敘述者，作為縣城某中學的教務主任，他面臨生活、情感和工作的多重壓力，為此接受了對他曾經的老師竹石進行暗訪的任務，而這恰好成了他精神復蘇的契機。《雕塑師》整個敘事是以侯春光的內心危機開啟的：“一個人在什么情況下會冒出想死的念頭？”當全書的情節在鄉村教育的褶皺里展開，我們看到了更多與之類似的心靈圖景。全書分“白”“黑”“黃”“綠”四個章節，而均以第一人稱的“我”來展開敘述，這樣的結構和視角，雖有局限，卻更具真實感，更能拉近讀者與人物的情感距離，從而有利于呈現人物內心深處的矛盾和精神成長歷程。那些散落在太子河畔的失眠之夜，懸掛在都市街頭的失業之恫，還有面對家鄉與親人的失語之痛和憂郁的深淵，在晝夜輪轉之間，構成了黑白間雜，黃綠斑駁、更多集中于精神層面的敘事張力。

就在這樣的張力中，竹石的雕塑者形象得到了凸顯。他是個歷經苦難，不屈不撓的人，也是個多才多藝，全面發展的人。他雖年過古稀，卻還擁有相對年輕的體魄和不乏浪漫的愛情。可以說，這個人物形象幾乎是理想化的，詩意化的。他是現代教育理念的實踐者，又是傳統文化的傳薪人。在他身上，體現了一個中國鄉村教師所有可能的經歷、擔當、精神風骨和文化韌性，正如他那個現代版“陋室銘”式的書房，老樹根的茶幾與竹制的書架，映襯出他特殊的教育自信——那就像他喜愛的根雕藝術一樣，雕塑心靈，雕塑快樂，雕塑尊嚴，雕塑充滿詩和遠方的未來，讓教育回歸到"人的雕塑"的本質。

毫無疑問，竹石的“周末快樂營”暗含了對當今內卷式的學校教育體系的某種修正，而當康健的北大文憑在就業市場上淪為失效的通行證，只能蜷縮在姨媽家的床褥間，這個場景更構成了對現代教育神話的解構。康健的遭遇不是個案，現實中有多少類似這樣“解題機器”式的莘莘學子，他們都曾是“母親和家鄉的驕傲”，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生教育與價值引導，最后在社會競爭與生活考驗中走向失敗。也許，竹石幫助康健重新站起來的方式是頗具啟示性的，他不僅通過講述自身經歷提供心理疏導，更通過自然體驗、藝術熏陶、勞動實踐等全方位干預，幫助他重建與自我、與他人、與自然的聯結。當康健在河邊釣上大魚時發出心底的笑聲，標志著一個幽閉的靈魂重新找回了生命本真的喜悅。

小說中的苦難敘事具有特殊的啟示意義，竹石、侯春光、康健，這三代人都有各自的困境和苦難歷程，而當他們把這些經歷講述出來，不堪回首的往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某種資源，其心理疏導和精神救贖的力量是驚人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歌頌苦難，但那些在苦難中沒有沉淪的人卻是值得敬仰的，那種不屈不撓渴求自身解放的精神在代際傳遞會顯示出強大的韌性和光芒。小說中幾個女性人物的塑造也是可圈可點的，她們主要以母親的形象出現，如竹石的母親，侯春光的母親，而康健的母親又同時充當了戀人的角色。相比之下，更接近“永恒之女性”的是艾新月，雖然她出現較晚，但仍然很有光彩。

在《雕塑師》的敘事中，山野自然的敘事功能和生命啟示也是很突出的。近年來的小說寫作，“風景的消失”或自然的缺席已經成為某種趨向，文學與自然的關系，無疑值得我們追問和思考。實際上，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東北作家群開始，親近自然、表現山川大地的審美自覺就是東北文學敘事的重要標志和傳統之一。而師小童作為沈陽的本土作家，似乎天然就有這樣的自覺。東北文學的藝術積淀在《雕塑師》中，主要就體現在人與自然的對話關系中。小說的背景在遼東山區的花嶺鎮，這顯然有利于小說中的自然之維的認知與建構。并且這不是通常所說的風景描寫，而是山野自然作為康復和治愈的審美參照，直接參與了小說的主題敘事。正如竹石所說的，如果沒有這連綿起伏的大山，他活不到今天。所以這部小說，貫穿始終的就是四季輪回，山川草木與康復中的生命之間的那種彼此呼應，構成了一種重要的啟示和象征，也深化和拓展了作品的主題。如果說春季山櫻的怒放對應著康健認知體系的重建，夏日松濤的轟鳴沖刷著侯春光的體制焦慮，冬季雪原的寂靜則孕育著新生的可能。在侯春光帶領孩子們辨認紫花地丁的課堂上，自然認知正在重塑被標準化教育格式化的思維模式。

小說是復雜的藝術，它注定應該是反標準化、反格式化的。就表現鄉村振興題材而言，《雕塑師》可謂獨辟蹊徑，小說并沒有直接展示鄉村發展的外在景觀，作為故事背景的花嶺鎮，其發展變化的進程更像是淡遠的山水畫卷。草莓大王郭天福、蘑菇種植戶劉凱等面對竹石所表達的感激之情，所折射的就是人生教育、心靈塑造給鄉村帶來的發展動力和新的精神風貌。而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小說還具有多方面的閱讀價值，它不僅是關注鄉村教育的精神探索小說，也是引導健康之路的心靈成長小說，還是面向未來，塑造心靈，超越苦難，實現精神重建的啟示錄和勵志書。無論是關于年輕一代的迷茫與自救，中年一代的困境與重生，乃至老年人的生活與愛情追求，《雕塑師》都可以為讀者提供真實而深切的教益。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就闡述過：“鄉村是我們復興的基地，”什么復興？當然是人的精神的復興。多以我們當前鄉村振興的偉大進程，與人的精神重建和精神復興，是有著深刻、久遠的內在關聯的，而《雕塑師》的作者則是以最大的真誠表現了這種關聯。當侯春光接過竹石的接力棒，當康健最終走出抑郁的陰霾，當“周末快樂營”從面向全村到面向全鎮，我們看到了一種希望的傳遞，一種精神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