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世昌（1908—1986），浙江海寧硤石人。我國著名紅學家、詞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他是一位赤誠的愛國者，一生為人存真、治學求實。“讀書常不寐，嫉惡終難改”是他詩書生涯的真實寫照。

1978年11月，吳世昌（左4）與吳門五子及導師組成員合影。攝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施議對/供圖

1964年間，我自福建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考上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研究生。導師，夏承燾教授；專業，唐宋文學；研究方向，宋詞。夏承燾教授開設兩門課程：專家詞及詞學專題。夏先生以龍榆生《東坡樂府箋》及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作為讀本，逐首品賞，并且專門為我設置一道論文題目。但這道題目當時未曾告知我，直到《夏承燾日記全編》正式出版方才發現。1965年2月2日，晴。夏先生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

今年破舊俗，不拜年。改《龍川詞系年》。施生來，與散步至黃龍洞，紅梅才有數朵。為說論文題可作“宋詞如何寫新題材”，此古人之“古為今用”。

1968年8月，我帶著《東坡樂府箋》及《稼軒詞編年箋注》離開西子湖，到工農兵當中“經風雨、見世面”。我不相信讀書無用論，盡管當時尚未見夏先生日記，但不會忘記自己的研究生身份。1978年，我以研究生身份“重新報考”研究生。經過初試、復試，入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導師，吳世昌教授；專業，唐宋文學；研究方向，宋詞。二次讀研，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還沒蓋好，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借居在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文學系居住在北京師范大學西南樓。一室六人，三張上下鋪，四張簡易辦公桌，一個面盆架。我住102室，居上鋪，下鋪鄭君華；同門雍文華居下鋪，上鋪胡明；另二位，高鑫及江裕斌各居上鋪與下鋪。我的另外三位同門師兄弟陶文鵬、董乃斌、劉揚忠以及另外三位同年師兄弟李少雍、齊天舉等居101室。二室諸友，早出晚歸。白天到大學圖書館及各個課室，尋覓空余座位，安排一天的讀書與寫作。

入學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提出口號：認清形勢，下定決心；鉆研學問，成為專家。并說，社科院研究人員平均年齡46歲，面臨后繼無人的危險。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屆研究生（時稱“黃埔一期”），肩負重任。由于本人已當過一次研究生，經導師同意、研究生院批準，不用修讀相關課程，可以直接撰寫畢業論文。在一個工作日的上午，我到導師吳世昌先生家，請示論文撰寫事宜。但我所提論題，如蘇軾研究、辛棄疾研究等都被否決。

吳世昌先生說：“你已經跟夏先生學習過兩年啦，對你的要求，跟其他人不一樣。你所寫的文章，如果是一百篇當中再加上一篇，成為第一百零一篇，那就沒多大意思；你所寫的文章，應是你所在領域的第一篇，以后人家修文學史，必然想起，施議對曾經寫過這么一篇文章，非找來參考不可，這樣的文章才有意義。”

1978年11月，吳世昌（右）與施議對合影。攝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施議對/供圖

1978年11月，夏承燾（右）與施議對討論學問。攝于北京天風閣。 施議對/供圖

要寫文章第一篇，目標高遠，應當如何達至？依據導師教示，三年課讀生涯，我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端正立場、修正觀念以及調整方法上。當時，我選擇李清照。李清照是一位爭議性較大的女性詞人。學術界對于李清照《詞論》的評價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李清照對于蘇軾的批評過于嚴苛，是落后保守的體現，不利于詞體的健康發展；另一種意見認為，李清照對于蘇軾的批評，為維護詞的本體地位，有利于詞的健康發展。這兩種意見體現了兩種不同的觀念，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立場及觀點。我在對李清照作品進行全面閱讀與研究后，對現有的關于李清照的論斷重新進行分析、批判。我認識到，李清照對于蘇軾的批判，乃謂其不協音律，而非不協聲律。蘇軾既以詩為詞，同時亦以詞為詞。詞學界將不協音律，誤以為不協聲律，這是彼時李清照研究的一個盲點。基于此，我將詞學界的相關討論與自己的研究體驗，寫成一篇小文，請吳先生審閱。吳先生看過后未曾多言，當即親筆為小文題寫篇名：《李清照的[詞論]研究》。我想，這是先生給予的肯定。因此，三年時間，讀詞、寫文，自李清照起，于聲律與音律入手，辨別正變，進一步推進詞學聲學研究，亦以李清照為標的。我以《詞與音樂之關系》為題，撰寫畢業論文。之后，我又在碩士論文基礎之上，以《詞與音樂關系研究》為題，完成博士學業。從碩士論文《詞與音樂之關系》，到博士論文《詞與音樂關系研究》的寫作過程，正是自己端正立場、修正觀念、調整方法的過程。這一過程，大致經歷三個階段：首度讀研階段（1964—1968），研讀坡公、辛帥以及其詞調、詞律，為詞學聲學研究打下基礎；二度讀研階段（1978—1981），承接聲學研究成果，對于詞與音樂問題的思考，有所承接、有所進益；三度讀研階段（1983—1986），歸納、概括，綜合論述詞與音樂，制約與反制約的關系。與劉堯民《詞與音樂》相較，我們論述的對象同樣是詞與音樂，但所持立場及觀點卻不同。20世紀40年代，劉堯民撰寫《詞與音樂》，在當時算是一項“墾荒的工作”（羅庸語）。劉說詞與音樂，因為是詞史的第一章，原題“詞之起源”，其所論列偏重音樂對于詞的制約。我說詞與音樂的關系問題，既說制約，又說反制約。我以為：“詞與音樂二者在發展演變中，經歷了從互相融化到互相脫離的漫長過程。”劉氏強調一個方面，所謂“音樂之賜”，我顧及兩個方面，詞與音樂。劉以為，詞不能沒有音樂，離不開音樂。我以為，詞可以脫離音樂。當時的著眼點，正在“關系”二字上。

總之，我的課讀生涯自1964年至1986年，三度攻讀研究生課程，所謂傳舊與創始，究竟是如何朝著“第一篇”的方向進取，自己尚未認真思考過。詞學界的一位前輩邱世友先生幫我作了個小結，他來函稱：“顧吾兄從學于夏、吳二大家，得通變之思于吳，得實證之學于夏，斯二者詞學專家，各以其治學特點授兄，而兄則融二家之長，成獨有之治詞風格。”實證之學與通變之思，確實是夏、吳二位導師為人、為學所樹立的典范。夏先生將實證之學概括為一個“笨”字，他說，“‘笨’從本，我做學問靠的就是這一個‘笨’字”；吳先生作結構類型分析并將詞體結構論的構成法則，歸結為“十六字玉尺”，所謂“即景傳情、緣情述事、就事造境、隨境遣懷”，亦為其通變之思的體現。夏先生以聲學為度金針，吳先生以觀念為拓胸襟。夏、吳二位導師之所樹立，永遠是我進取的目標及途徑。而今，二位導師已經遠去，謹借小詩一首，表示敬仰之意。題曰：《戊子金谷苑送別有作》。詩云：

三月十七日，轉頭已再周。

平生多少事，行止且無憂。

一棹煙波遠，大江滾滾流。

崇樓天欲蔽，蕖影立沙鷗。

我本農家子，白衣入翰林。

始隨永嘉夏，聲學度金針。

后逐海寧吳，袒誠款實襟。

古粵移居晚，空階寒氣侵。

唧唧復唧唧，當戶未成匹。

斟酌仰南斗，幾篋文史溢。

幸得素心人，光照臨川筆。

登高知幾重，太白連太乙。

（作者系澳門大學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