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夜，得到創始人、《文明之旅》主講人羅振宇，以《一起監督羅振宇寫稿》為題，在視頻號里直播自己的寫作過程。整個直播持續了8個多小時，據不完全數據，同時在線的觀眾一度達到了近14萬人。這場直播，揭示了數字時代知識生產的一些新特征。

直播界面上提供了購書鏈接

在這個一切皆可直播的時代，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似乎也變得前所未見地公開化。羅振宇直播寫稿過程，仿佛打開寫作的黑匣子，打破了知識生產的神秘性，讓觀眾窺知其隱而未顯的運思過程。觀眾看到知識網紅寫稿并非下筆如有神，而是和我們每個人相似，會卡殼，會抓耳撓。這種“透明式寫作”的直播過程解構了普通人對知識階層腦力勞動的完美想象，把寫作這一少數人從事的工作拉下“神壇”。甚至，播主在直播間里和網友之間的互動，也能成為其寫作的素材——這些都構成了知識付費時代以及數字時代知識生產的扁平化特征，即，每個個人都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知識構建、知識傳播中的一個節點。

同時，羅振宇直播間屏幕上不斷跳出《文明》被搶購的成交提示，商品頁銷量顯示2700多本，更成為這種寫作直播的附加產品。

類似的直播其實并不鮮見，在B站等視頻平臺上，至今仍活躍著不少學習博主、創作博主。他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將鏡頭對準自己，然后沉默著，書寫著，寫到高興處，便憑任鍵盤中雀躍出清脆的鳥鳴。羅振宇的寫作直播與他們大體相似。就標題而言，一個典型的學習直播，常常會在標題中邀請觀眾來監督其學習過程。羅永浩也采納相同的引流話術。

羅翔是B站知識區極速發展的符號和象征

早在1979年，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就在《后現代狀態》一書中預言道，在一切知識都被轉譯為“信息量”的后現代社會中：“自我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并不孤立，它處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復雜、更多變的關系網中。不論青年人還是老年人、男人還是女人、富人還是窮人，都始終處在交流線路的一些節點上，盡管它們極其微小，或者更應該說：處在不同性質的陳述經過的一些位置上。”信息革命使得每個人都擁有了自我陳述的權利，于是，“這些陳述一邊穿過他，一邊確定他的位置”，他們既會是敘述主體，也會是被敘述的客體。

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應知識與大眾之間關系的問題。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在當下正變得愈發關鍵，愈發緊迫。在我們的潛意識中，某些特定的知識仍然是被階級格差所塑造的。

當一個農民工開始寫詩，或研究海德格爾時，必定會有無數在既有的知識生產秩序中，占據一席之地的知識上的有產者，對其報以審視的，批判的目光，或同情的，有限的贊許。很多時候，當我們說知識是某種硬通貨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用它去兌換更實用的社交籌碼或階級圖騰。而以知識去敵視大眾，抑或用大眾來壓倒知識的企圖，都是無意義的。我們首先需要檢視“大眾”這一概念，在我們的社會潛意識中留下的殘影。何謂“大眾”？這一被想象出的“大眾”，能否成為知識的主體？

范雨素被認為是素人寫作的典型

英籍奧地利裔作家埃利蒂斯·卡內蒂在《群眾與權力》一書中，如此解釋“大眾”——他稱之為“群眾”——的形成：“在群眾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解放。在此之前，群眾并未真正存在過，只有解放群眾才真正創造出群眾。”

然而，在此種“開放性的群眾”之外，同樣存在著“封閉性的群眾”，之于他們，塑造認同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即是不斷制造出區分。知識就這樣被這些封閉的小團體生產出來。而在碎片化的當代網絡空間中，群眾的封閉與撕裂，使得互聯網誕生之初，對某種基于技術平權的“互聯網精神”的大共同體的想象，崩解為無數小共同體。每一種興趣都能形成固定的圈層，這些圈層的內部秩序往往極為中心化。 如同百度貼吧、微博飯圈以及豆瓣小組，它們大都是被以垂直化的組織形式構建起來的。

那么，在此情形下，我們還能否想象一個最普遍意義上的”大眾”？須知，任何一種定義大眾的嘗試，都是對葛蘭西所謂“文化霸權”的爭奪，都會在大眾的內部塑造出他者。

時至今日，我們應該承認，在賽博空間中，“大眾”始終是一個開放、流動、多元的概念。它如同漆黑的池水，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向它輕輕擲出一粒石子，等待這石子掠過水面，形成知識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