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鏡池

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時任燕京大學校務長的司徒雷登受邀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做了演講。此次南下廣州，司徒雷登還與當時正在協和神學院任教的李鏡池見面，也正是這一次見面，促成了李鏡池的北平之行。根據李鏡池的回憶，司徒雷登跟他見面是想“拉”他回燕京大學任教的。就在同一年，許地山因為與司徒雷登意見不合，辭去在燕京大學的教職南下香港。此次司徒雷登親自邀請李鏡池，有可能就是為了填補許地山辭職后留下的空缺。

對于司徒雷登的邀請，李鏡池內心其實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是李鏡池認為司徒雷登之所以向他伸出橄欖枝，是因為覺得他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則是當時日軍正在對華北步步滲透，使北平在事實上已經成為抗日的前線，時刻處在戰爭的威脅之下。但李鏡池最終還是決定接受邀請，這是為了方便自己的學術研究。在與司徒雷登相見之前，李鏡池任教于廣州的協和神學院，由于“什么都要教，都要管”“凡中國學術的，連中文圖書也由我管”，這就導致他沒空再做研究了。聽聞友人鄭德坤“有緣回燕去研究”，李鏡池非常羨慕，還曾打算“回平過兩個月”，但始終未能成行。此次司徒雷登主動發出邀請，對于李鏡池而言無疑是久旱逢甘露。于是在向協和請假之后，李鏡池在一九三五年的八月又回到已經闊別數年的燕京大學。

現存有一份由李鏡池于一九三六年填寫的研究計劃書，其中提及李鏡池當時的研究計劃：“先研究古代中華原有之宗教思想，次研究中世外來宗教對于中國之影響，次研究近世之教亂及各種秘密結社。”而今天學界重點關注的是李鏡池在《周易》研究方面的成果，他是以“《周易》研究大家”的身份被寫入二十世紀的學術發展史中的。但李鏡池在一九三六年撰寫的這份研究計劃中，明顯以宗教為主題，并無半字涉及《周易》，這不能不令人疑惑。事實上，由于李鏡池早年先后在培英、協和等教會學校求學，他開始從事學術研究時選擇的是宗教學領域。

李鏡池填寫的研究計劃書

一九二七年前往燕京大學進修時，他報讀的也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短期班。后來轉向《周易》研究，主要的原因是顧頡剛的引導——在進修短期班時，李鏡池選修了顧頡剛開設的上古史課程。顧頡剛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開列的“我的學生”名單中，就有李鏡池之名。而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記中，又提及李鏡池選修課的成績為“甲”。正是在顧頡剛的引導下，李鏡池立志要打破《周易》之“謎”。一九三一年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第三冊中收錄了五篇李鏡池研究《周易》的文章，標志著李鏡池開始走上《周易》研究的道路。李鏡池第一次離開燕大返回廣州，為不能順利開展學術研究而苦惱時，顧頡剛也采取實際行動對李鏡池表示鼓勵，李鏡池在給好友鄭德坤的書信中（四川大學出版社《川大記憶：校史文獻選輯》）提及：“最近顧先生把《禹貢》寄來四期，知道你又有編地圖之作，很欽羨。”顧頡剛將《禹貢》寄給李鏡池，既讓李鏡池能及時掌握最新的學術研究動態，也含有鼓勵李鏡池不要因生活瑣事放棄學術之意。

盡管在提交給燕大的學術計劃里，李鏡池并無只字提及《周易》，但毫無疑問繼續研究《周易》是他返回燕大的重要原因。在返回燕大之前，李鏡池就不斷抱怨“沒空再研究《易經》了”“雖則還時時腦里有這本書，很想把它整理，但真不易”。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李鏡池的學術轉型之路充分印證了這句俗語。

二

重返燕大的李鏡池在教學任務上的壓力的確減輕了很多，他后來回憶道：“我教一二年級兩班國文，隔一周作一次文，學生不很多，比較空閑。”但教學任務的減輕并不意味著李鏡池沒有其他的煩惱。與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前來北平時的孑然一身不同，此時李鏡池已經拖家帶口了。李鏡池與他的夫人王文棟相識于燕大宗教學院的短期班，兩人在一九二九年七月成婚。一九三五年再次前來北平時，兩人已有兩子（念國、念民）一女（念慈）。從廣州啟程之時，次子李念民就患上了百日咳。到了北平后，念民又因為“跳傷了腳”而住院，“護士不小心，染上了丹毒，很危險。幸而經過輸血才挽救了，住了一個多月醫院”。

當時李鏡池一家的經濟狀況并不富裕。在前來北平的路上，李鏡池途經上海，因為“沒錢”，所以沒敢在上海逗留。到了北平之后，李鏡池需要解決一家大小的住宿問題。他將家眷留在城內岳父岳母家里，而他自己則選擇住在城郊距離燕京大學較近的地方，以便專心學術。開始時李鏡池住在王懷慶花園里。王懷慶花園也稱達園，是直系軍閥王懷慶于一九二二年在圓明園廢墟上建的園林，今天已經成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燕京大學曾經租借王懷慶花園里的房間作為教師宿舍。根據李鏡池回憶，他在王懷慶花園里居住的房子本是燕京大學為陳垣留的，陳垣卻把這間房子讓給李鏡池居住。說起陳垣與李鏡池之間的關系，始于李鏡池入讀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短期班之時。當時李鏡池選修了陳垣開設的中國基督教史，陳垣在課堂上提及，有幾名清宗室信天主教，但不知其名。后來是李鏡池翻查史料解開了陳垣的疑惑，為日后陳垣撰寫《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提供了線索。此事讓李鏡池在陳垣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兩人的私交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抗戰期間，陳垣還向國學研究所推薦了李鏡池。直到晚年，陳垣依然保持著與李鏡池通信，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陳垣全集》中還收錄了李鏡池在一九六三年給陳垣的信件，其內容為：“貴恙無時不在念，但不敢常驚動耳。知長期疾病中還能有此成績，至可欽佩。”字里行間透露出李鏡池對陳垣的關心與景仰。

在王懷慶花園住了僅僅一個學期，燕大得知陳垣平時并不居住于此，就將宿舍收回，李鏡池不得不另覓住處。他后來選擇在距離燕大也不算遠的成府村居住。成府的房子面積較大，李鏡池就將自己的家人接了過來。為了降低房租，李鏡池與房東商量，以安裝房燈的錢折算成部分房租。對于李鏡池而言，住在成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與顧頡剛做鄰居，可隨時向顧頡剛請教。在顧頡剛的日記里，也記錄了這一階段與李鏡池之間的往來。不過，日記中并未提及這一階段顧頡剛與李鏡池圍繞《周易》進行任何探討，這或者與時局有關。盡管兩人身處的燕大孤懸北平郊外，但時局所帶來的風雨還是打進了這個“世界外的世界”。重返燕大的第一個學期，李鏡池自己住在城郊，而家人都住在城內，李鏡池因此需要兩頭奔波。在城內，他親眼見到日貨充斥的場景——“小孩子不知危險，見到日本貨就說：‘日本貨，不要！’大人趕忙把他拉到一邊，怕敵人聽見”。在戰爭陰影的籠罩下，北平城內的愛國學生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救亡運動。有感于時局的艱險，李鏡池在課堂上教導學生：“如果日本進攻中國，它沒有好下場，亡不了中國。那時全國人民將起來抵抗。我們學生必將分散到農村去進行宣傳抗擊日寇。”

身處時代洪流中的學者們自然也無法專心學術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發布了《告全國民眾書》，其中就提及：“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從顧頡剛在日記中的記錄來看，這一階段他跟李鏡池的交往，并沒有像李鏡池第一次來燕大一樣經常促膝長談了。即便無法全身心投入學術，作為學者，顧頡剛與李鏡池在日常交往中應該也會談論學術。早在李鏡池第一次來燕大期間，顧頡剛就曾囑托李鏡池點校和注釋《周易》，形成《周易五書》（包括章句、異文校、句讀考異、集目和通檢）。根據李鏡池的回憶，《周易五書》的初稿在一九三一年就完成了，按照顧頡剛最初的想法，是想交給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但該社后來倒閉了，《周易五書》出版的計劃也因此擱置。出版計劃的擱置也讓李鏡池有更多的時間繼續審視自己前期的書稿，他認為自己當初由于倉促成稿，只是胡亂解釋，理解并未透徹。他希望能更深入地研讀《周易》，進一步完善自己的書稿。我們有理由相信，在跟顧頡剛的來往中，他會向顧頡剛透露自己的想法，并向顧請教。（后來顧頡剛與李鏡池多次試圖推進《周易五書》的出版，皆無果。李鏡池直到晚年依然在修改《周易五書》的書稿。李鏡池去世后，其孫李銘建將李鏡池之遺作結集成冊，于二〇一九年在中華書局出版，命名為《李鏡池周易著作全集》。《周易五書》的書稿也被收入《李鏡池周易著作全集》中。）

《李鏡池周易著作全集》 中華書局版

為了完善《周易五書》的書稿，李鏡池參考了當時與《周易》研究相關的成果，如聞一多的《周易義證類纂》。李鏡池對聞一多的《周易》研究評價頗高，認為“聞氏既精于訓詁，又以其社會學、民俗學之博識佐之，勝義獨多”，不過也有“范圍較狹，所錄卦爻辭，又往往僅見片詞斷句，校讀全文，或有捍格”的缺點。受該書的啟發，李鏡池萌生了“析《周易》為類編”的想法，并且已經形成了部分書稿。除此之外，在燕大任教期間，李鏡池也發表了與《周易》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我們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燕京大學國文學會編輯發行的《文學年刊》中找到李鏡池撰寫的《“朋盍簪”釋》一文，該文是對豫卦爻辭的含義的解釋。在這篇論文中，李鏡池引用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的文獻。在那個沒有網絡檢索的年代，要通讀這么多文獻，李鏡池所下之苦功可想而知。

三

一九三六年的清明節，李鏡池參加了燕京大學組織的西北旅行團，前往西北地區考察。此次西北之行從北平出發，沿著平綏鐵路經察哈爾（指民國察哈爾省）和山西，最后抵達綏遠（今呼和浩特）。根據李鏡池的回憶錄，我們可知他的心態應該是比較輕松的，一路上“經過山西大同，游云崗，觀佛窟”。在大同還給岳父買了兩瓶青梅酒，給自己買了一把七星古劍。這把七星古劍后來讓李鏡池帶回了廣州。廣州淪陷后，日軍在李鏡池的住處搜到了這把古劍，以為是武器，還對李鏡池進行搜捕。幸虧李鏡池當時已回到開平老家，才逃過一劫。

李鏡池第一次欣賞到西北風景的雄奇壯麗：“西北的山很雄偉。在南方沒見很大的山，多是青翠秀麗的。西北的山很蒼勁雄拔。”然而，這片雄奇壯麗的河山當時正處于日軍鐵蹄的蹂躪之下。東北、熱河相繼淪陷后，察哈爾成為日軍下一個進攻目標。至一九三五年，日軍又在熱河和察哈爾邊境先后制造了“察東事件”和“張北事件”。面對著日軍的步步進逼，國民黨毫無作為，坐視大好河山淪陷。此次西北之行，讓李鏡池對國民黨的抗戰態度有了更直觀的認知。燕大旅行團抵達察哈爾時，察哈爾省的官員親自設宴招待。李鏡池席間冷眼旁觀，發現“吃的西餐，相當豐盛，可是吃完就了事，也沒人出來講講話”“中間兩頭都有穿了長袍馬褂的官員陪，吃的雖好，卻無意義”。察哈爾官員們只管吃喝、不管時局的官僚作風，讓李鏡池倍感失望。當旅游團來到綏遠，時任綏遠省主席的傅作義親自接見，他的作風與察哈爾的官員們形成了鮮明對比。他沒有拿出豐盛的西餐來接待燕大的旅行團，“桌子上只擺了點花生米、糖果”，而傅作義本人則“穿得很樸素，講了一番抗日作戰的話，說日人到了內蒙，侵犯綏遠，我們就跟他打，他沒敢來”。傅作義的言行給李鏡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認為傅作義“雖是國民黨軍官，卻不像國民黨軍官那樣腐敗”。

按照李鏡池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察哈爾、綏遠兩省官員在抗戰一事上態度的差異。察哈爾的官員對抗戰態度消極。而出身晉綏軍的傅作義在抗戰一事上態度則比察哈爾的官員要堅決很多。

毫無疑問，通過此次的西北之行，李鏡池對抗戰前線的情況有了更加清晰的認知。平綏線沿線國土已成危地，而國民黨官員除了傅作義等少數的官員之外，皆態度消極，毫無作為。現實讓李鏡池意識到“華北危殆”，不可久留。于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季學期結束后，就向燕大提出辭呈，獲得批準后就立即動身返回廣州。他們當時“雇了一輛貨車，連人帶行李，從成府一直駛到塘沽”，然后“從塘沽搭招商局貨輪直達廣州”，最后再從招商局貨倉直接返回位于芳村白鶴洞的協和神學院。此次返程，李鏡池將在北平期間撰寫的《周易》“類編”也一并帶走了。途中他們所乘坐的招商局輪船因為卸貨在青島停留了半個小時，而李鏡池就利用這半個小時在青島的中華書局預約了一部《辭海》。

后來發生的事情印證了李鏡池“華北危殆”的判斷。就在李鏡池回到廣州一年后，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迅速攻占北平，李鏡池的學術引路人顧頡剛為避日軍搜捕，不得不倉促離開北平，開始了輾轉逃亡的生涯。我們不難想象，如果拖家帶口的李鏡池依然留在北平，憑他日常在燕大課堂上發表的抗日言論，很有可能也會成為日軍搜捕的對象。即便不被盯上，北平淪陷后的燕京大學也成了“孤島”，物資匱乏，李鏡池一家也必然會陷入窘迫之中。

然而，山河破碎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能夠置身事外。返回廣州的李鏡池也沒能避開戰火的波及，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學者，李鏡池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他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理解。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李鏡池逃回開平老家。其間，他一方面領導抗日宣傳，“組織青年和小學教師敲鑼打鼓到各村巡回演出，貼宣傳標語、宣傳畫，在錦湖圩搭了一個戲臺，一連演了幾晚戲”，另一方面還從宣傳隊里挑出部分身強力壯的愛國青年組成游擊隊伍，并學會了如何裝卸和使用駁殼槍，打算在日軍侵犯時展開抵抗。毫無疑問，李鏡池是用實際行動來踐行他在燕大期間鼓勵學生宣傳抗日的教導。

抗戰期間，李鏡池為了生計，輾轉于香港、大理、臺山、韶關等地，還不止一次差點遇上生命危險，但即便如此，他也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他受顧頡剛委托，完善《周易五書》，擬交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還曾幫助許地山編撰《道藏子目》，擬作為香港大學的叢書之一出版。只是因為戰亂的原因，這些計劃最終都無法落實。李鏡池為學術研究而積累的資料也在顛沛流離中散失，其中也包括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仿照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而撰寫的“類編”。直到抗戰結束，李鏡池任職嶺南大學，他的《周易》研究才重新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