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浪嶼小院與鄭愁予聊天 陳夢溪 攝

一晚睡前，我刷到了“2025年6月13日下午4時，臺灣著名詩人鄭愁予因心臟衰竭在美國去世，終年92歲”的新聞，不覺手中一滯，陷入了回憶中。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這首《錯誤》是鄭愁予最為朗朗上口的詩歌，幾代人耳熟能詳，甚至收錄進了部分中學的語文教材中。

九年前，我以晚報記者身份受詩人舒婷邀請，第一次到廈門采訪“鼓浪嶼詩歌節”，曾與鄭愁予先生有一面之緣。

天公不作美，落地廈門后刮起了一場巨大的臺風，作為土生土長的北方人，那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臺風。傘被吹跑了兩次，身上全淋濕了，地上的東西被吹到天上去，甚至自己都險些被吹跑，發了幾張圖在朋友圈，領導和同事紛紛留言安全第一。

在這樣一種混亂的情形下，沒想到還能“抓”了幾位知名作家和詩人專訪，實在是很幸運的事。

這次詩歌節來了不少知名詩人，大多數是舒婷的朋友。那時候舒婷夫婦長住在鼓浪嶼，舉辦詩歌節，也可看作是一次詩人朋友之間的聚會。

在鼓浪嶼美景的風雨飄搖中，白天我聽大家談論詩歌，散場后便約詩人們采訪。一次，我約鄭先生飯后在餐廳采訪，他立刻愉快地答應了。

其實這次我并不知道他會來，采訪也不在計劃之中，于是我臨陣磨槍，看了許多鄭先生的詩歌和報道，也大致了解了他的生平。鄭愁予出生于1933年，原名鄭文韜，祖籍河北寧河，出生于山東濟南，當代詩人，臺灣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臺北大學）統計系畢業，曾任《創世紀》詩刊編輯，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師，臺北藝術大學教授。鄭愁予童年時，跟隨當軍人的父親走遍了大江南北；抗戰期間，隨母親轉徙于大陸各地，在避難途中，由母親教讀古詩詞，15歲開始創作新詩；16歲時，他隨父母離開北京，去往臺灣 ；到臺灣后就學于新竹中學；1951年開始在臺灣報刊發表詩作；1955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夢土上》；1958年畢業于臺灣中興大學，曾多年在基隆碼頭任職；1968年赴美留學，獲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后來在愛荷華大學和耶魯大學任教。代表作有《錯誤》《水手刀》《殘堡》《小小的島》《情婦》《如霧起時》等，他被稱為“浪子詩人”“中國的中國詩人”。

當時住在美國康州年過八旬的鄭先生已經在南京待了一段時間，后飛廈門參加活動，因為南京是他兒時久居的一個城市，他對廈門也不陌生，在金門居住9年的他也無數次地向這邊眺望。有趣的是，廈門立著知名的鄭成功雕像，他告訴筆者，自己是鄭成功的第11代孫。

鄭愁予說自己是“抗戰兒童”，在童年時隨著軍人父親走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

他認為自己和別的詩人不太一樣，因為在抗日戰爭時期貫穿了他的童年，他一直在逃難。當他看到侵略我們的人炸毀了鐵橋，只能步行，碰到馬拉著炮車，撞了他，他就寫了“達達的馬蹄”那句，到后來盡管他長大了，但這些事情在他的潛意識里產生了非常深的影響。

鄭先生聽到我是北京的記者，便很自然地聊起了他在北京的經歷。鄭愁予記得自己16歲時“從北平逃出來”的經歷，內心“自然就渴望和平”。鄭家三百多年都是軍人。抗戰時期鄭愁予家里不少人也在警界，二伯父在臺兒莊當警察局長，他當時訓練八個縣的民兵聯合抗日，鄭家人逃難便從南京逃到他那里去。

1981年，中國作協邀請了鄭愁予等8位在美國教書的作家和學者進行“破冰之旅”，第一站就是到北京，從16歲離開北京的三十多年后，鄭愁予回憶自己再次回到北京的感觸。“我最愛的是北京的城墻，回去以后第一個感受就是城墻沒有了。”鄭愁予說，小時候陪伴他的城墻和城樓，還有護城河，“有一些護城河現在變成馬路了，很寬，我小時候護城河水特別的清，因為是玉泉山的水，清澈的水上游著一群一群的鴨子，我們吃的北京烤鴨就是護城河上的白鴨子。” 鄭愁予說，那次在北京他見到了很多作家和詩人。鄭愁予說，自己離開北京的時候走過一座橋，準備上飛機，“我突然就哭起來了，大聲地哭，哭得痛不欲生，簡直就難受得不得了，我們一起去的另外7個人都愣了，不明白發生了什么，我是真的憋不住了到最后。”

盡管年過八旬，鄭愁予十分健談，他戴著紅色的棒球帽來到了鼓浪嶼的褚家園咖啡廳，叫了一瓶紅酒，一邊喝酒一邊接受采訪。我們聊了詩歌的沒落和當代年輕人的閱讀，聊了鮑勃·迪倫剛剛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還記得他出人意料地對于這位美國歌手的獲獎提出了批評。他看來，有的詩人寫詩，可能就是想得諾貝爾獎，不見得他的作品好到什么程度，就能得到這個獎的認可。如果詩人把目標定在拿獎，那就是投其所好，諾貝爾評選委員會喜歡什么樣的詩人，就去做什么樣的詩人，他們喜歡流放詩人，就去做流放詩人，東歐有幾個流放詩人都得了諾貝爾獎，因為有些作家會去做出這樣的姿態。顯然這樣的創作態度不是他所認同的。

在我們要離島的那天，天氣終于放晴。盡管在鼓浪嶼住了三天，卻沒能好好在島上轉一轉，所以至今對鼓浪嶼的風景毫無印象。不過與詩人鄭愁予在窗外暴風驟雨的小屋中談天，成了一份獨特的經歷。現在回看這一次采訪，竟也成了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