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戰文學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抗日戰爭中形成的紅色革命文學，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義勇軍文學、抗聯文學、左翼文學、淪陷區進步文學等多種文學樣態的十四年東北抗戰文學，在抗戰的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形態和哲學意蘊，生成了無數抗戰文學經典篇章。這些作品既有抗敵御侮的軍歌，又有歌頌抗日聯軍的詩篇，既有左翼紅色小說，又有抗日紀實文學。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重讀東北抗戰文學經典，賡續東北紅色文脈，對加強當代青年愛國主義教育、傳承東北抗聯精神、增強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文學抗戰”的救亡吶喊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義勇軍創作的軍歌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肇始，此后東北抗聯文學的詩歌、戲劇進一步豐富了東北抗戰文學的內容。這一時期東北抗戰文學凸顯出很鮮明的“抗戰性”特征，也就是說，是以文學的方式積極參與抗戰的實踐，即“文學抗戰”。日本侵占東北，激起東北愛國軍民的奮起反抗。在民族危亡之際，反抗侵略、保家衛國成為一種鮮明的社會意識，一部分義勇軍戰士和愛國文人以筆為槍，通過文學來宣傳抗戰、參與抗戰，于是“文學抗戰”也作為一種社會意識直接服務于抗戰，是喚醒民眾、宣傳抗戰、組織抗戰的重要媒介。

軍歌、戰歌和詩歌因其“短平快”和便于傳播的特性，成為“文學抗戰”的重要表現形式。《義勇軍誓詞歌》被認為是最早的義勇軍軍歌，其歌詞“起來！起來！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家園毀，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著頭顱有何用？拿起刀槍向前沖！冒著敵人槍林彈雨向前沖！”和《血盟救國軍歌》的歌詞“起來，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喚起全國民眾，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必須奮起殺敵。”具有極強的宣傳性和鼓動性，后來還成為田漢《義勇軍進行曲》的素材。東北抗聯文學主要以詩歌為主，作者多為抗聯將領和革命戰士。楊靖宇的《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軍歌》是抗聯時期流傳頗廣、影響最大的歌詞之一，不僅漢族同志唱，還被譯成朝鮮語，在朝鮮抗日軍隊中傳唱。李兆麟的《露營之歌》頗具紀實和紀傳屬性，“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真實地記錄了抗聯隊伍物資匱乏的艱難處境和不屈不撓的抗爭意志。周保中《十大要義歌》，指出了抗聯軍人的十大要義，可以看成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東北抗聯中的傳承和發展。除了軍歌，這一時期還有柏華杰、蘇鳳、江德奎、賈冠群等人的《戰歌》作品。此外，趙尚志、趙一曼、李延平、李斗文、于保合、孟靖清、苗可秀等人也創作了不少革命詩作。這些軍歌、戰歌和詩歌成為早期抗戰文學的拓荒之作。

抗日歌謠也是“文學抗戰”的重要表現形式。現存《上起刺刀來》《九一八小調》《九·一八小唱》《提起九·一八》《貧農四季歌》《國恥紀念歌》《東北抗日聯合軍歌》《上山找抗聯》《十勸當抗聯》《投奔抗聯扛起槍》《做鞋送抗聯》《抗日聯軍真英勇》《四季殺敵歌》等數百首抗日歌謠在群眾中廣為傳唱，起到了重要的抗日宣傳作用。這些歌謠的宣傳主題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宣傳抗戰，記錄生活。歌謠規勸親人參加抗聯軍隊，記錄抗聯將士出操、練兵、出發、會師、激戰等部隊生活。第二，歌頌黨的領導。歌謠《共產黨有主張》中：“共產黨有主張，領導群眾把日抗，工農的武裝一齊上戰場”，表明黨的領導和引導得到人民認可，東北民眾意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取得抗戰勝利。第三，塑造抗日兒童形象。抗聯歌謠中出現了《兒童抗日》《人民革命軍少年營歌》《少年兒童團歌》《少年先鋒隊歌》《少年立志歌》《青年團員歌》《抗日救國兒童團歌》等兒童抗日歌謠，這標志著兒童開始作為抗戰主體形象出現，預示著東北抗日斗爭中軍民前赴后繼，戰火中的兒童不斷浴火成長，革命后繼有人。

“文學抗戰”是抗戰社會意識的體現，是東北人民抗日救亡的吶喊，不同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義勇軍和抗聯文學以詩歌為主，不是簡單的口號宣傳，具有文學的基本特征。這些作品通俗易懂，宣傳性、鼓動性、戰斗性極強，感情充沛濃烈，讀唱朗朗上口，易于民間傳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抗日宣傳作用，具有重要的精神價值和歷史意義，是研究東北義勇軍和抗聯精神不容忽視的文本。

“抗戰文學”的多元書寫

隨著抗戰的深入發展，文學抗戰的號召、組織等功能逐漸弱化，抗戰題材的文學作品的“文學性”逐漸豐盈。“文學抗戰”的社會意識已經深入人心，“抗戰文學”是以文學的方式，對抗戰英雄的頌揚和戰爭事件的記錄，反映出東北人民在抗戰中的革命文化和斗爭精神。如果說義勇軍和抗聯將士創作的作品是紀實性的文學作品，那么抗戰中后期的東北文學則更注重文學的虛構特征，側重思想主題、人物塑造和人民性的挖掘。同“文學抗戰”一樣，“抗戰文學”同樣是對歷史存在的反映。將不同階段的抗戰文學串珠成鏈，則能清晰地顯示十四年東北抗戰文學的全貌。以“反日救國”為總主題的十四年東北作家群文學，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文學，作者群也是以金劍嘯、舒群、羅烽、林鈺等黨員作家和李輝英、穆木天、蕭軍、蕭紅、塞克、馬加、蔡天心、駱賓基、關沫南、梁山丁等左翼作家為骨干，這些作家把東北淪陷后的苦難和英勇抗日表現得最為真切。

東北抗戰文學注重國族身份的認同，強調民族意識的覺醒。抗戰之前，東北鄉民們的身份認同如孩童般模糊，日本入侵東北后，殖民暴力如同打破鏡像的“他者”，迫使國民意識到“亡國奴”身份的屈辱，在民族意識覺醒后走上抗日救國的道路。李輝英的《萬寶山》是最早反映東北抗戰的長篇小說，通過“萬寶山事件”揭露了日本挑撥中朝關系，陰謀侵略東北的野心，喚起中國民眾的抗日情緒。作者通過文學鏡像彌補地理身份的缺失，在想象中重建了“白山黑水”的完整圖景。《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是“國防文學的提出之作品現實的基礎和根據”（周揚：《現階段的文學》），在東北抗戰文學中具有重要地位。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被魯迅稱為“顯示了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是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唐老疙瘩在身份認同、革命紀律、個人情感的撕扯選擇中，最終在戰場上死亡，通過集體信仰實現主體整合，完成了身份的救贖。作品在凸顯民族性和階級性的同時，深刻地挖掘了人性。蕭紅的《生死場》聚焦“人與畜類一起忙著生，忙著死”的東北底層鄉民，感同身受地書寫了月英、金枝、二里半等鄉民“老馬”般的悲苦命運，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筆觸批判了呼蘭河人蒙昧的生存狀態，同時也書寫了李青山等人國仇家恨下的民族抗爭。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在揭示抗日戰爭復雜性的同時，展現了民族意識在知識分子階層中的覺醒，頌揚了東北人民對日寇入侵的頑強抵抗精神。作品揭示了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的互動和轉化，在民族話語與殖民權力的博弈中得以成功突圍。這些作品具有極強的抗日意識，成為了東北抗戰文學的經典名篇。

東北抗戰文學中的短篇小說更是不乏經典佳作。這些小說或顯性或隱性地表達出抗日主題，顯露出作家深沉的民族意識、憂患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日偽在東北推行“國語”殖民政策，逼迫中國學生在學校學習日語，企圖抹殺漢語傳統，引發了廣大民眾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開始自覺運用本土語言抵抗日語規訓。李輝英的《最后一課》是最早的東北抗日題材短篇小說，靜真牢記老師的叮囑盡力多學“中國文”，和都德的《最后一課》中小弗朗士學習法語形成了互文。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中果里失去祖國后流浪在中國，展現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和朝鮮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兩篇小說揭露了語言剝奪對主體性意志歸宿的摧毀，展現出戰爭年代被侵略的土地上保護母語與家國情懷的同構性。羅烽的《婁德嘉兄弟》和《三百零七個和一個》中，一個是不愿哥哥為日本人做向導而射殺了哥哥，一個是不愿看孫子赴日學習成為走狗而毒死了孫子。兩篇小說的主人公有著清醒的民族意識，為民族大義不顧個人親情，為了“大家”舍棄“小家”。描寫東北人民的苦難，揭露戰爭暴力是東北抗戰文學的又一主題。羅烽的《呼蘭河邊》《第七個坑》、林鈺的《鍘頭》、端木蕻良的《爺爺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白朗的《生與死》等作品可視為代表，無論是殺死、摔死的孩童，還是被活埋、鍘頭的百姓，作品中充斥著暴力與苦難的書寫，揭示了侵略戰爭本質的荒謬和殘酷。這些作品中的平民悲慘遭遇構成了民族創傷的集體記憶。此外，反抗斗爭也是抗戰文學的重要主題。端木蕻良的《遙遠的風沙》、舒群的《老兵》、蔡天心的《東北之谷》、白朗的《一個奇怪的問》等作品，塑造了一個個抗日英雄、革命者的形象，頌揚了民族革命中的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

東北抗戰文學的價值認同

東北抗戰文學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文化的雙重認同。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是中國“父法”的象征。日本入侵東北，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導致父法權威崩塌，社會秩序失序。不同于國民黨的消極抵抗，“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時間在東北成立了義勇軍。東北抗聯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極大地加強了對革命隊伍的領導。羅烽詩歌《五年祭》痛斥“是誰喊著不抵抗”，揭示了父法秩序的真空。而《八月的鄉村》則塑造了共產黨作為“新父法”的象征，共產黨成為東北抗戰的真正領導者。東北抗戰文學清晰地顯示了這條主線，義勇軍歌謠《共產黨有主張》和小說《八月的鄉村》等作品都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東北抗戰領導者有力的佐證。東北抗戰文學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中國革命文化和東北地域文化的載體，是在抗戰過程中形成的紅色文化，“是先進文化，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有機統一體”。東北抗戰文學通過“抗日救亡”話語重構了戰時社會秩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和文化抗戰得到了社會認同。

東北抗戰文學具有獨特的存在形態。“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成為日軍占領下的獨立“時空島”，其中生成的抗戰文學或可視為是東北抗戰史上的“孤島文學”，較上海時期的孤島文學早了整整十年。東北抗戰文學在存在時間、作者群體、作品數量、文學影響等多方面都為孤島文學提供了淪陷區的斗爭經驗。1936年東北抗聯成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基本形成。雖然沒有成立統一的文藝組織，但成分復雜的東北義勇軍文學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聯文學的作者自覺將“反日救國”作為文學創作主題，東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具雛形。“中韓抗日同盟會”成立后，姜敬愛、李旭、張赫宙等朝鮮作家和綠川英子等日本反戰作家的加入，賦予了東北抗戰文學陣營國際性屬性，一個擁有多階層、多黨派、多民族、多國別的“東亞文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涵蓋中、朝、日多國文藝工作者的“東亞反戰文學共同體”在東北十四年抗戰中發揮重要作用，也為后來的全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到了示范作用。

東北抗戰文學為中國抗戰文學提供了重要的文學范式。作家們自覺地將東北抗戰文學置身于中國抗戰文學、東亞抗戰文學、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的宏大視野中，顯示出很強的世界格局。東北抗戰文學作品中常見對于“異族”的發現，在蕭軍、蕭紅、舒群、羅烽等人的小說《索菲亞的愁苦》《下等人》《羊》《無國籍的人們》《八月的鄉村》《沒有祖國的孩子》《鄰居》中，塑造了大量俄國人、猶太人、朝鮮人、日本人、吉普賽人的形象，異國民族群像成為東北抗戰文學中的一道風景。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可視為中國現代文學較早的軍事文學作品，其后《遙遠的風沙》《邊陲線上》《東戰場別動隊》《大江》《戰地》等軍事題材作品次第出現，軍事文學正式登上文壇。同時，東北抗戰文學的牢獄書寫較為成熟且集中，蕭軍的《羊》、端木蕻良的《被撞破的臉孔》、林鈺的《女犯》、白朗的《生與死》、羅烽的《獄》《滿洲的囚徒》、舒群的《已死的和未死的》、駱賓基的《罪證》等都是書寫獄中生活的牢獄文學，這些作品為后世的同類題材文學作品奠定了基礎。

東北作家是抗戰文學的先鋒隊，東北抗戰文學在中國抗戰文學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文學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意義。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文化，是東北抗戰文學的文化原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重要組成部分的東北抗聯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東北抗戰文學的精神原點。

東北抗戰文學的核心價值，在于將地域性的抗戰經驗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民族精神符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抗戰文學脈絡中，東北抗戰文學及抗聯精神的影響不僅貫穿十七年時期，在新時期以來的東北文學創作中也持續煥發活力。從十七年時期曲波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沈默君、羅靜的電影劇本《自有后來人》等紅色經典，到新時期以后出現的陳玙的長篇小說《夜幕下的哈爾濱》、阿成的短篇小說《趙一曼女士》等，再到新世紀以來問世的遲子建的長篇小說《偽滿洲國》，于峰、吳劍鋒的長篇小說《紅燈記》等，乃至進入新時代以來先后出現的張忠誠的“東北抗聯三部曲”、劉東的《回家的孩子》、劉耀輝的《秋月高高照長城》等兒童小說，從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及影視改編中，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自東北抗戰文學影響傳遞至今的藝術風格、革命傳統和精神底色。在一輩輩作家的傳承中，通過敘事視角革新、歷史反思深化、藝術手法融合等方法，推動新時代東北文學不斷突破與重構。傳承東北抗聯精神，弘揚紅色抗戰文化，可為當代青年提供精神力量與歷史鏡鑒，對強化現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助力東北文化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東北抗戰文學研究”（22BZW142）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