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梵的短篇小說集《閱讀障礙》，收入了他創(chuàng)作于1997-2024年的16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時間跨度近三十年。16篇小說中出現(xiàn)的人物，身份足夠復雜，教師、記者、女學生、醫(yī)生、護士、黑幫頭目、特務、老公安、銀行職員、小鎮(zhèn)打架高手、退休工人，不一而足。以不同的姿態(tài)和身影，他們出現(xiàn)在辦公室、校園、實驗室、精神病院、門診部、監(jiān)獄和派出所里，或者是在碼頭、小鎮(zhèn)街道和長途客車上。他們有的去往民國，有的來自當下；有的從青年一路走向死亡，有的則從看似沉靜的日常生活走到驚心動魄的絕境。16篇小說呈現(xiàn)的世界足夠寬闊，從某個角度來說，在這個世界里穿梭著的“他者”，就是作者用了近三十年的時光，為了不斷深化或闡釋自己對于人生的認知而取用的思考和表達樣本。

困境

在這部小說集的后記中，黃梵說：“當個人試圖與宿命角力，一切現(xiàn)代性的困境，便在小說中釋放出來。”確實，“現(xiàn)代性的困境”，可以視為是那個古老的命題——“宿命”在當下的必然走向與結果，是每個個體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在16篇小說中，這些“天真的愚人”（福柯語），以各自的方式行走在不同的軌道上，他們徒勞地與其“宿命”角力，其起點雖然不盡一致，然而最終，卻都遭遇了被虛無和悖謬籠罩著的“困境”。在《方向正北》里，逃學的女孩芳芳帶著刺猬離開城市，穿過城墻，進入山林，然而，她肯定沒想到，這一次充滿愛與勇氣的放生行動，卻為自己帶來了可怕的危險。實際上，這樣的一種愿望與結果相悖的“剎車”（黃梵語），在這部小說集里一再地發(fā)生了。在《凹痕》《女校先生》《費馬的靈感》《七毛》中，我們都遇到了這樣的在小說中具有剎車功能的“臨界點”。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樣一種“臨界點”的處理，其冷峻與殘酷，雖然有突出的設計感或者說人為的戲劇感，但若換一個人來寫，其過程和結局恐怕也將是如此。畢竟，這就是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的真實一面啊。以《十七歲的愚人節(jié)》為例，“我”在家里熬夜看完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上午起來后，吃了父親親手為“我”做的煎餅，還被父親溫和地介紹給了兩位客人。“我”因此受寵若驚，卻沒料到，這竟然是自己被父親送進精神病院的前奏。這樣的經歷與反轉，我們似乎總是會在社會新聞或日常閑談中遇到。甚至，這篇小說中的一些情節(jié)簡直就是巴西作家保羅?柯艾略本人經歷的復刻。十七歲時，保羅?柯艾略就曾因性格叛逆，被父母三次送進精神病院，接受電擊治療。而“我”一再逃跑的嘗試與努力，又讓我們不斷想起杰克?尼科爾森主演的那部電影《飛越瘋人院》。黃梵寫于2002年的這篇小說，因此不僅是對福柯《瘋癲與文明》一書的現(xiàn)實注解——小說中的精神病院，似乎就是書中“愚人船”與電影中“瘋人院”的合體，也成為了折射保羅·柯艾略少年魔幻經歷的文字鏡像。借由這一文字鏡像，黃梵提醒了我們小說所具有的驚人的真實性與鮮明的指向性，以及我們每個人都回避不了的困境。

退行

面對這樣的困境與宿命，身處其中的個體究竟應該怎么辦？作為小說家，大概并不能為此提供一個完美答案。正如黃梵在后記中所說的：“我并未用小說來關注這些困境的徹底解決，寧愿讓人感到迷惑不解。畢竟人遭遇的困境，比人以為有的能力要神秘、高深，這大概是無法用小說回答的真正原因。”不過，在黃梵這部小說集里出場的某些人物，其行為或選擇卻表現(xiàn)出某種方向上的相似性。我們或可以借用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退行，來對之進行概括和界定。

“退行”這一概念最早由精神分析學派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提出。隨著其他后來者的不斷修正與完善，“退行”多用來描述個體在面對壓力、焦慮或創(chuàng)傷時，其心理與行為退回到早期發(fā)展階段的表現(xiàn)。這樣一種不成熟的心理與行為表現(xiàn)，可以幫助其暫時滿足欲望或需求而消除焦慮。實際上，在黃梵的小說中，那些不斷發(fā)生的退行性行為，其心理動機，除了消除焦慮和壓力以外，或許還可以被看作是對自我本真狀態(tài)的保護，其姿態(tài)雖然不是進取和積極的，但是目光卻未必是逃避或向后的，而更有可能是向前的。

《金國的指南針》中，天真善良的傻子金國，因為對那輛進口自行車的喜愛而不自覺地尋找知音，最后居然愛上了收廢品的、喜歡小偷小摸、一直在欺騙他的韓嶺霞。這其中的錯位自不待言，不過作者對金國出于“本能”而追求愛、建立“關系”的過程的描述與呈現(xiàn)，確實表現(xiàn)出了一種退行性的特征；《費馬的靈感》中，我——胡奉三，又名少君，作為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銀行職員和話劇團演員，在抗戰(zhàn)期間的重慶大轟炸中，卻表現(xiàn)出了一種不思進取的懶散。與我的漫不經心形成對比的則是，我的全部空閑時間都被“有著迷人的簡潔與典雅”的費馬大定理填滿了。以致敵機在天上轟鳴，我“仍躺在蚊帳里”，思索著要重現(xiàn)已經丟失了的費馬大定理的靈感。這樣的行為選擇，無論是從逃避現(xiàn)實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回歸自我的角度來看，都可以說是退行性的；而在《十七歲的愚人節(jié)》里，我和姐姐的辭職，以及在《槍支也有愿望》里，當槍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與其使命構成了悖論而最終選擇了自毀——這樣的一種從秩序和穩(wěn)定關系中的脫落，同樣也可以從“退行”的角度進行理解與闡釋。

夢境

在《閱讀障礙》這部短篇小說集中，還有一類關于夢境的敘寫，亦與困境中的退行有關。弗洛伊德和榮格均賦予夢極其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對夢具有的退行特征進行過討論。約蘭德·雅各比在《榮格心理學》一書中指出：“每一次的疲倦、精神散漫、情感反應，尤其是每一次睡眠，都是退行的表現(xiàn)。”她認為：“在榮格的思想體系中，就是退行也有其積極的價值。……在夢中，正是退行激活了無意識中的意象，并將其提升到意識中，豐富了意識。”這些討論和表述，為我們理解黃梵小說中描繪的那些夢境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視角。

在《良民》中，隱瞞了自己過去的國軍軍情五處文書員身份、“潛伏”在大陸靠房租生活的陳浮云，在新上任的居委會主任找他談話，提醒他不能靠房租生活得這么富，要把房租減免到公房水平之后，做了一個飄浮在《麥克白》的舞臺上空的夢，在夢里，他拿著鈔票卻憂心忡忡，第二天就主動減免了房客的租金。在《費馬的靈感》里，我在疲憊不堪的思索中昏沉入睡。在夢里出現(xiàn)的一片雪地里，我拿著一根樹枝，邊走邊在雪地上寫下公式和數字，結果走了不到二十米，就完成了費馬大定理的證明。然而，這個美妙的夢卻被敵機轟炸的氣浪給掀翻了。而在《閱讀障礙》中，因為小時候糊了十年火柴盒而落下閱讀障礙的老溫，卻在夢中拿起了長條桌上詩人梁鋒的長詩《工具詩》，結果出乎意料地克服了自己的閱讀障礙——通過對上述夢境的書寫，黃梵推著他小說中的人物進入“退行”的狀態(tài)，去處理他們在現(xiàn)實中面臨的壓力和焦慮，以及童年的創(chuàng)傷經驗。雖然在從夢境回到現(xiàn)實以后，那樣的焦慮和傷痕似乎仍在，但是通過對于夢境的反復回味，他們是否可以實現(xiàn)自我安慰，或者完成對于自我的確認？這或許是作者有意要留給讀者去想象的。

饒有意味的是，這部小說集的最后一篇、也是這部小說集的同題小說《閱讀障礙》里，作者“黃梵”意外地進入了小說，在老溫老實承認“我最怕的就是書里的概念，還有因果、邏輯關系”之后，“黃梵”給他提了一個重要的建議，讓他去找梁鋒的長詩《工具詩》來讀。作者“黃梵”因此成為小說中的“他者”，也成為了退休工人/畫家老溫那個奇妙夢境的促發(fā)點。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談中，黃梵指出，小說中的老溫實有其人，閱讀障礙也是實有其事。至于小說最后老溫做的那個夢，黃梵則表示：“這個夢是一種啟示，還是一種真正的解決方案，小說并未披露。”實際上，到了這個時候，隨著小說作者本人生猛地介入小說，其小說中一系列人物的“退行”，已經從無意識轉向了有意識，從消極轉向了積極，老溫的夢，因此也許即可以理解為是榮格所說的“主動的夢”了——這個夢屬于老溫，又何嘗不是作者黃梵本人的夢呢？本文在此要再次引用約蘭德·雅各比在《榮格心理學》一書中說的話：“盡管有時候在個體心理中退行是障礙的表現(xiàn)，但同時也是通向平衡的道路，甚至可以說，它提供了拓展心理的契機。”或許，在不斷回味夢境的時刻，在此之前以圖像為其唯一“精神拐杖”的老溫，終于有可能擲杖前行，進而超越自我的精神困境，實現(xiàn)與個體自我內在的協(xié)調。

（作者系金陵科技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