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的《到祁連山去》是從岑參的《送費子歸武昌》開始的。“曾隨上將過祁連，離家十年恒在邊”，小說只引了這兩句，其實原詩很長，有岑參浩蕩慷慨的氣勢。這是一首送別詩，公元八世紀中期的某個秋日，岑參送他的朋友返鄉。秋日是適合告別的季節，秋草、飛葉，最能點染離愁別緒（“漢陽歸客悲秋草，旅舍葉飛愁不掃”）。對于“漢陽歸客”費子而言，這倒也是個適合返鄉的時候，家鄉的武昌魚正當季（“秋來倍憶武昌魚，夢著只在巴陵道”）。別離時總難免要“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所以才會追溯“曾隨上將過祁連，離家十年恒在邊”的往事。邊關苦寒，立功封侯也沒那么容易（“劍鋒可惜虛用盡，馬蹄無事今已穿”），好在費子似乎是個豪邁之人（“知君開館常愛客，樗蒱百金每一擲”）。不過豪邁的人勇往直前，大概是不顧及后路的，返鄉時難免就會有些慘淡（“平生有錢將與人，江上故園空四壁”）。盛唐人好像不大喜歡凄凄慘慘地揮手而去，所以最后總要勉力昂揚一下，“勿嘆蹉跎白發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必戀妻子，莫向江村老卻人”。讀到這樣的結尾，我們好像看到殘柳下、酒宴上，詩人扯住故友杯杯相勸，固然是舍不得，卻還要梗著喝到漲紅的脖子叫嚷：我們這輩子還沒算完哪！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有啥意思！還是要整點啥事才能對得起自己啊！對于一個貧老還鄉的人來說，這多少有點強人所難，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但其實岑參也沒“站著”，那時他不過是封常清的幕僚，到邊關去也是想謀個出身，前路如何尚未可知，看到費子的結局恐怕不能不有所觸動吧。所以那番話雖是說給費子聽的，恐怕也是給自己打氣。若不是從費子想到了自己，詩里面也不會有“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貴賤那得知”的感慨了，那追問的哪里是費子一個人的貴賤，更是自己，也是天下人的貴賤。這就是離別詩的秘密：看上去是在給朋友送行，但所謂朋友既然曾和自己共度一段光陰，那這送行何嘗不是在與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告別呢？在那一刻，費子衰頹的面容，正是銅鏡里自己倏然老去的樣子。自己的某種可能性投射在費子身上，被費子替換了。事實上，這種替換甚至都無需像岑參這樣一個參照者去特意提醒，“曾隨上將過祁連，離家十年恒在邊”，單是想起十年在邊的倥傯歲月，再想象徒有四壁的江上故園，費子會不會早就覺得自己的人生恍惚間被莫名地替換掉了？

那天在足球場上看到落雪的王忍冬突然發了癔癥，念出這兩句詩，或許同樣是想起了自己被替換的人生吧？多年之前，如果尚在校園里讀書寫詩的那個年輕的王忍冬，真跟著海子到了祁連山，會不會不止是現在這樣一個落拓的技校教師？他的兒子會不會也不至于死去？如果那樣的話，這篇小說大概也不會有了，或者至少是另外一個樣子，比如沿著公元754年的岑參一直寫下去……事實上，小說也好像就在這個節點被替換掉了。原本讀到開頭我以為李修文要講的是一個盛唐詩人的故事。眾所周知，他很懂唐詩，有過著述，完全可以寫那樣一篇小說。但就像張愛玲在《傾城之戀》里寫的“無線電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惡劣的天氣影響，噼噼啪啪炸了起來”，這一次的歌是首蒼茫的古曲，炸完之后荒腔走板、光影扭曲，轉眼便接上了21世紀足球場上的喊叫與喝彩，然后由王忍冬帶入詭異的沉默。李修文就從這沉默開始講述一個關于替換的故事，也提醒我所謂離別也是一種自我抒情的替換，而一旦回首往事，誰的人生都不過是被替換的人生。

對于小說中的“我”來說，替換倒不是隱喻，而是真實可感的。這個可憐的年輕人自小父母雙亡，吃了上頓沒下頓，二十來歲又得了罕見的腎病綜合征，非換腎不可。如果不是王忍冬的兒子王朗臨終捐腎，“我”早就死掉了，連“嘆蹉跎白發新”的機會也沒有。但麻煩的是，王朗換過來的似乎不只是一顆腎而已。那顆腎不很安分，時不時就要痛一下，“我”也時不時就會被王朗控制，獲得他的能力，也獲得他的記憶，甚至他的情感，包括他對王忍冬或他嘴里的“老王”的心靈感應——李修文似乎刻意要凸顯“替換”的主題，居然不惜采用這樣近乎都市傳說的情節。

當然，對于小說而言，一切虛構都可以是合法的。肉身的器官移植會不會造成靈魂互滲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科學界的態度似乎也模棱兩可，實在不能算是荒誕不經。無論如何，還能比人變老虎更加荒誕不經嗎？李修文不是照樣有能力在《猛虎下山》里把這樣的奇談怪論講得煞有介事，并且意味深長？那么在《到祁連山去》當中，李修文到底要講些什么呢？起初引人興趣的是王忍冬的怪異表現，以及他1986年“悵望祁連”而未至的往事，讓人疑心這篇小說要喟嘆一代文學青年如費子一般盛年不再而落魄老去。當年的同學摯友、如今的商界巨頭沈東生來到這座城市，但是王忍冬卻百般推托不肯相見，反而和改頭換面的熱依罕狂歌痛飲，甚至想連夜動身去祁連山，更顯出王忍冬脆弱到讓人心疼的自尊。但很快讀者便會被“我”的表現以及換腎的傳奇吸引眼球，然后“我”的故事、王忍冬的故事、熱依罕的故事，乃至于王朗的故事，將會不斷穿插，故意停頓、重啟，然后改變此前敘事的意義。在《到祁連山去》里，“替換”甚至不僅僅是小說若隱若現的主題，也是小說一以貫之的敘事方法，深度參與了情節的構造、人物的設定乃至于結構形式。

因此真相一再延宕，直到接近結尾我們才明白，王朗的人生同樣被替換了。作為沈東生作秀的替跑與運勢的替身，王朗的工作就是替沈東生赴死，他的命是被買斷的。而“我”在王朗記憶里見識的那一幕幕光鮮亮麗的生活，固然可能與王朗的能力有關，同時也是資本與玄學合謀設下的圈套。如此一來，小說敘及熱依罕的騙局和“我”陷入互聯網金融的窘迫，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與結尾一起揭示出所謂“替換”的真相。事實上，早在王朗的遺囑強調“他的器官，只捐給沒錢做手術的年輕人”時，小說就已經提示我們關注不同人物在當代社會中的不同位置與不同遭遇。如果說一千多年之前岑參有關“人生貴賤那得知”的抒情還太過籠統含混，只留下一縷令人悵然卻無從辨析的審美感受，那么李修文在這篇小說里則將“替換”放置在了更加堅固冷硬的議題當中。

不過這樣的深刻似乎并非文學的強項。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小說中與王忍冬有關的另外兩次替換。王忍冬早就知道熱依罕或者鄺冬梅的真實面目，甚至有可能“我”所知道的部分細節還是從王忍冬那里得來的。但他似乎情愿由這個并不高明的騙子替換他對祁連山的回憶。如果說在“我”與熱依罕/鄺冬梅撕破臉之前，王忍冬在微信上與人家你儂我儂，在飯桌上和人家深情合唱，還可以解釋為一種將計就計的消遣，那么在救下意欲自殺的鄺冬梅之后，王忍冬感動到流淚，將“我”拉來自拍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和鄺冬梅商量好了仍去祁連山，“一下火車就結婚”，就絕非是兒戲了。有一種強大的情感，將虛假替換成了真實。在這種情感的作用下，王忍冬自覺地意識到了“替換”的存在，卻可以無所謂“替換”了。如果祁連山真值得一去，和誰去就沒有那么重要，或者，和誰去，誰便是他失去的青春，可以支撐他的余生。而王忍冬之所以不肯讓“我”去見沈東生，同樣是出于這樣一種情感。他很清楚“我”并不是王朗，他甚至還見過很多冒充受捐了王朗之腎的騙子。當他順嘴失言，讓“我”以后有機會帶上父母一起去裕固族自治縣找他的時候，或許多少暴露了，他其實未見得相信“我”父母雙亡的身世。甚至，有沒有可能，這個敘事者“我”自陳的身世本來就不可靠，作為讀者的我們其實才是被騙者，反而王忍冬是清醒的？不過即便如此也沒有關系，并不影響王忍冬付出他強烈的情感。王忍冬知道沈東生“替換”的秘密，知道“我”如果當真與王朗、也與沈東生同月同日出生的話，與沈東生見面會意味著什么樣的結局。王忍冬裝瘋賣傻地拖延著于“我”而言必死的會面，確如他自己所說，是“因為我一直拿你當我兒子”。

而如果那種強大的情感是真實的，那么，“我”何嘗不是王忍冬的兒子？鄺冬梅更何嘗不可以是王忍冬的老婆呢？在因時光、欲念、客觀的貧富差距與主觀的權衡算計而勢必不斷被替換、因而無比叵測的人生里，或許“確認”的信念本身，就是確認自我的方法。這種“確認”指的是堅定的凝視、不可動搖的相信，以及那種強大的情感。就像海子那首詩所說，“那些是在過去死去的馬匹，在明天死去的馬匹，因為我的存在，它們在今天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