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文學領域，AI寫作在國內引發了多重回響：2023年7月，閱文集團發布了國內首個網文大模型“閱文妙筆”以及基于這一大模型的應用產品“作家助手妙筆版”；2024年5月，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舉辦了AI小說創作研討會，并舉行了國內首部百萬字AI小說《天命使徒》的發布儀式；2024年7月，番茄小說因“AI訓練補充協議”引發爭議，遭到大批網文作者聯合抵制……從既有的相關案例來看，尚未有AI創作的作品能夠在網文讀者中得到普遍認可。我們有必要將AI放回網絡文學的場域中，從網絡文學的技術性與文學性出發，思考AI寫作與網絡文學的距離，進而理解其為網絡文學及理論評論帶來的新變和可能。

AI網文的生成障礙

在當下AI寫作網文的嘗試中，對大語言模型的調用是主要途徑。從技術層面來看，“善忘”與“復讀”現象呈現于AI寫作的過程中，并阻礙其創作出理想的網絡文學作品。“善忘”體現了AI所能處理文本量的有限性，這導致情節缺乏連貫性以及核心設定的疏忽遺漏。“復讀”則表現為大語言模型的語言處理機制會習慣性地重復輸出相似的語詞。這些“生成障礙”可以通過王峰教授的團隊所生成的百萬字作品《天命使徒》來加以說明。

提起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差別，“數量級”往往被著重強調。網絡文學長達數十萬乃至百萬字的數量級，也正是網絡作家在網絡空間中書寫技術的表征。在借助AI嘗試生成網絡文學時，隨著文本數量級的增加，維持邏輯連貫性的難度也不斷加大。在文本處理能力的限制下，AI無法實現對設定的持續，會因為“遺忘”之前輸入的設定而“跑題”。《天命使徒》雖然達到了百萬字的規模，但這一成果并非由AI全自動完成，而是需要反復加入人工的提示與修正。

如果訓練數據中存在大量的重復文本，或是某種語言結構較為通用，那么大語言模型便會傾向于復制常見的模式。有網文編輯指出，由AI生成的網文中會出現大量重復的描述、冗余的形容詞匯以及無實際意義的細節描寫和環境描寫。在《天命使徒》第138章到第157章的內容片段中，“堅定”一詞出現了66次，往往用于形容眼神或語氣，如“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種沉穩和堅定”（第一百三十八章）、“他的眼神堅定而澄清”（第一百四十章）、“林泉的語氣堅定而自信”（第一百四十二章）……這些相似的句式印證了當下的AI寫作在未經人工潤色的狀態下難逃“復讀機”的狀態。

人機交往的生成阻斷

在某種意義上說，大語言模型相較于真實的網絡作家更像“擬人”，前者拙劣地模仿人類，又處處暴露出與人類情感理性相悖的痕跡。當下的AI寫作背離了“交互性”這一網絡文學精神，呈現出“反連接”的特質，這種“反連接”具體體現為文學傳統的失聯、情感模擬的失敗以及共識場域的失效。

文學傳統的失聯表現在AI有套路而少創新。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詩人T.S.艾略特認為“一個藝術家的前進是不斷地犧牲自己，不斷地消滅自己的個性”，最終達到“非個人”的目的。AI寫作看似達到了艾略特所希求的“非個人”目標，但其結果依然是失敗的。盡管網絡文學依賴套路，但套路的堆積帶來的是閱讀快感的消退。作家對套路的反轉與書寫可能性的探索，才是網絡文學良性發展的重要動力。AI對網絡文學的模仿，可以創作出內容上“新”的文本，卻難以帶來新的書寫空間。

情感模擬的失敗體現于AI無法真正理解人類情感，因此生成的文本也無法有效地調動讀者的情緒。網文讀者對于情感需求的鮮明體現之一即“代入感”，這種代入感也是AI寫作尚未能克服的難關。盡管AI可以模仿其他文本中的情感表達，但由于難以理解其中細膩的情緒，也就無法通過生成相應的網絡文學文本來達成與讀者情感需求的“共鳴”。

共識場域的失效體現在AI寫作依然以作品為導向，而缺乏與讀者的交互。眾多疑似AI的賬號更新頻繁，一日甚至可達近十萬字的規模，卻無法對讀者的評論作出回應，這種單向的輸出割裂了網絡文學所具有的“交往”性質。AI僅靠模仿過去的文本或陳舊的梗，無法構建符合讀者當下情感需求的敘事場景，其模仿只能始終徘徊于過去而無法抵達當下。

作家主體身份之問

AI引發的想象力同時包含著消極與積極的面向，構成了對既有網絡作家主體身份的沖擊與重塑。從消極想象來看，AI寫作的介入可能導致真實的作家被自動化的技術所取代。番茄小說“AI協議”的出現激起了作家的危機意識——AI訓練補充協議簽署后，作品將應用于平臺AI智能模型訓練，訓練生產內容受平臺版權保護——由于AI隸屬于資本平臺，其使用本身已是對生產工具的租賃，伴隨使用過程中依賴關系的加深，創作者在自身主體地位的喪失中有著被逐步排除出生產鏈條的風險。

同時，目前由于AI涉及的法律問題以及文學原創問題尚未明朗，AI寫作（同其他藝術領域的AI生產一樣）在當下的網絡輿論環境中處于被抨擊的地位。讀者會依據網絡文學作品文本的措辭以及評論互動等狀況推測作品是否應用AI技術，并由此改變對作品質量的評價（通常是轉向負面評價）。與此相應，作家或平臺則往往會隱藏AI的使用痕跡，制造出“技術透明”的幻象。由此，讀者與作家形成了一種對抗式博弈的關系。

當我們從AI技術對網絡文學帶來的“積極想象”來看，伴隨媒介素養的提升，AI寫作也在促使作家身份發生變革。我們需要意識到技術操作過程中人為的努力，而非單純寄希望于技術自主運行的“便捷高效”。數字藝術理論家列夫·馬諾維奇和埃馬努埃萊·阿里埃利在《人工美學：生成AI、藝術與視覺媒介》一書中提到，AI的操作者依然具有發揮藝術創造力的空間，“具有技術技能和清晰視野的專家用戶使用AI來增強他們的工作，同時保持創造性控制，將AI降級為自動化技術任務而不影響藝術視野”。

在AI寫作的介入下，作家不僅是數字時代的“寫手”，更有著向“調教者”的身份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在AI得到廣泛應用之前，在音樂領域已存在通過歌聲合成引擎的調音形成電子音樂的行為，這一行為即被稱為“調教”。調教這一行為也可以構成AI背景下人機關系的隱喻。以大語言模型為主導的AI寫作需要創作者通過合適的提示詞以及對模型的修正調節從而生成理想的文本。比如在當下推出的“閱文妙筆”“閑云寫作”等專門應用于網絡文學輔助寫作的大語言模型中，作家可以導入已完成的部分作品及相關設定，進而利用大數據語言模型生成故事情節的進一步走向。在此，AI存在的目的是對作家主體的寫作提供輔助與啟發，而非真正取代作家。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