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姚鄂梅作品《家庭生活》《貼地飛行》《少年前傳》《海燕》。

姚鄂梅，湖北宜都人，現居上海。作品散見《人民文學》《收獲》《鐘山》《當代》《十月》《花城》《上海文學》《長江文藝》等刊物。多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收獲文學排行榜。曾獲得《人民文學》獎、《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上海文學》中篇小說大賽佳作獎、《北京文學》優秀作品獎、《長江文藝》雙年獎、汪曾祺文學獎、湖北省第五屆屈原文藝獎等獎。著有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白話霧落》《少年前傳》《海燕》等11部，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家庭生活》《基因的秘密》等7部，《傾斜的天空》《我是天才》兒童文學2部。有作品被譯成英、俄、德、日、韓等國文字并出版。

“在小說《不會飛的海燕》中，姚鄂梅隱身靜水流深的敘述背后，將全部光束投向一個平凡小城女性的生命史。原來，無聲走過的路上也暗布驚雷，凡俗人生里也凝結著時代之變。這是千千萬萬‘海燕’中的一個，從未在天際與浪尖飛翔過，然而，她在大地上找到了生的尊嚴。”

2025年5月11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河南日報社、河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共同舉辦的“2025當代文學之夜”在河南鄭州舉辦，揭曉并頒發了2024年度長篇小說五佳和《當代》文學拉力賽各獎項。宜昌籍著名女作家姚鄂梅的《不會飛的海燕》獲得第二十六屆《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長篇小說獎。評委會授予《不會飛的海燕》的授獎詞形象生動且凝練。

談到作品獲獎，姚鄂梅感慨地說，非常感謝《當代》雜志對她的垂愛與信任，2005年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就發表在《當代》，當時也獲得了拉力賽的冠軍。“除了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感謝《當代》雜志，我還要感謝選出這個冠軍的我的讀者，感謝我作品當中的很多小人物，感謝他們，在我散步時、做飯時、拖地時、洗衣服時，他們以不可捉摸的方式呼喚我，把我拉向桌邊，我非常感謝這些人物，他們點亮了我的作品。”姚鄂梅的感言情感真切、富有韻味，如同她的性格一般。

1968年底，姚鄂梅出生在鄂西的清江邊，1987年的冬天，在宜都縣城，她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可以定期閱讀《星星詩刊》《詩刊》等刊物的地方。正是這些詩刊，讓她癡迷于詩歌，并最終走上文學創作之路。幾十年來，她筆耕不輟，以其沉穩而堅實的筆力，獨到而深邃的洞察力，創作并在《人民文學》《收獲》《當代》《鐘山》《花城》《上海文學》《長江文藝》《大家》《山花》等刊物上發表了一大批深受文學界和讀者廣泛好評的優秀作品，許多作品多次被選刊及各種年度選本選載，曾獲《人民文學》獎、《上海文學》獎、《長江文藝》獎等。她是中國當代文壇上非常有影響力的實力派作家，也是中國當代文壇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標。

幾十年的創作中，她始終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和命運軌跡，作品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尤其擅長描摹弱勢群體中女性與家庭內部的幽微境遇，用平等的眼光和悲憫的情懷，捕捉社會處境背后的精神狀況與人的尊嚴，以其充沛的想象力、高放的寫作視野和深湛的思想力度備受矚目。如《狡猾的父親》《穿鎧甲的人》《貼地飛行》等作品，都生動展現了她在挖掘人性、貼近現實的獨特視角。她的小說《背風處》2021年在《當代》第4期發表后，《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等刊物先后選載，備受好評。作品收入小說集《家庭生活》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后，曾連續5次加印，并入選豆瓣圖書榜單2021年度十佳國內原創小說。

“家鄉和童年記憶，是我人生的基調，是寫作的無盡源泉。人永遠不可能跟他的出生地告別，那就像與生俱來的胎記一樣難以清除。”姚鄂梅稱自己是從宜都農村走出來的一位寫作者，談到家鄉時，她的言語里流露出的是自然、隨和、親切。在談到她對社會弱勢群體命運的關注與書寫時，姚鄂梅坦然道：“無論是寫弱勢群體的生存，還是寫女性的抗爭與自我救贖，我力求讓小說里的人物在現實里活得更好。”

訪談

地域寫作是一個作家的起點，也是精神的歸處

記者：鄂梅老友你好，非常感謝你接受家鄉媒體的采訪。

姚鄂梅：仲謀你好。時間過的真快，記得我們第一次認識，是在1994年的春天，當時，我們一起參加了由《北京文學》雜志社和宜昌市文聯聯合舉辦的主題為長江三峽行的筆會活動。那時候，我們都才20多歲，可一轉眼，就已經30多年了。

非常感謝家鄉的媒體和朋友一直以來對我的關注和關心。某種程度上講，我感覺自己從沒真正離開過家鄉。

記者：你從宜昌到上海的人生經歷，對你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你的作品中是如何體現的？

姚鄂梅：通常這些問題我是不會去考慮的，也沒有必要去考慮它，我只是一個埋頭寫作的人，通過寫作，慢慢探討困惑著我的東西，表達生活中我們無法一言以蔽之的復雜情緒，我不會關心自己在此地是如何寫的，在彼地又是如何寫的，對我而言，創作恰如一個獨立的生命，它有自己的成長規律，不管我把故事發生地放在宜昌，還是上海，或者某個虛擬的地方，我的思考肯定都是超越這些地名的。

記者：你身居上海，但許多作品背景都是在小城市或者鄉村，在閱讀你的作品時，有時會想到這些作品就是以宜昌或者宜都為背景創作的，講述的也都是鄂西峽江的風情人文。你如何看待“地域寫作”？在作品中如何構建獨特的“家鄉敘事”？

姚鄂梅：地域寫作是一個作家的起點，也是精神的歸處。但在構建“家鄉敘事”時，我會刻意避免標簽化的風情描寫。比如《貼地飛行》中進城務工者的“癡心妄想”，表面寫城市漂泊，內核仍是峽江人骨子里的倔強：他們不再滿足溫飽，而是帶著與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氣闖蕩。地域寫作的終極意義，在于用方寸之地叩擊普遍人性。我的三峽書寫從不耽溺懷舊，而是將方言的節奏、巫氣的民間邏輯融入現代性困境，就像我的中篇小說《北方密碼》里那個穿黃裙子的母親，她的北方記憶在南方小城發酵成格格不入的詩意，地域的異質感，恰恰成了人性共情的橋梁。

我喜歡選擇多棱鏡般的視角，來呈現倫理的復雜性

記者：你的作品多以女性為主角，寫的都是普通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你希望通過作品傳達怎樣的女性聲音？你如何看待女性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變化？

姚鄂梅：是的，我更關注普通女性的生存狀態。她們承載著社會的雙重期待：既要獨立能干，又需隱忍犧牲，像一塊永遠“能修補一切”的橡皮。在我看來，她們每一個人都是那么不同，最終卻難逃某種共同的命運，比如《衣物語》里的小城女孩，以服飾為鎧甲對抗日常的擠壓；又如《西門坡》中建立女性公社的流亡者，在“出走”中尋找救贖的可能。

當代女性正經歷著角色的劇烈嬗變。她們不再甘做父權移交鏈條中的“郵包”，卻在覺醒中遭遇更為復雜的困境：《少年前傳》里的母親們以獻祭式的付出綁架子女成長，《柜中骷髏》中程姐因為生理殘缺陷入自我否定。這些矛盾揭示了一個真相：社會一面鼓勵女性掙脫枷鎖，一面又用新的規訓去束縛她們。

我覺得我的工作有點像“救生員”，打撈那些沉浮于困境的女性，通過文字演繹她們的人生，展示她們“這樣活過”。

記者：你的作品善于通過個體命運折射時代變遷。你是如何通過個體故事來展現廣闊的社會圖景的？

姚鄂梅：我常常被生活的瑣碎所吸引，那里藏著最真實的時代印記。我寫的個體，并不是對宏大敘事的注腳，而是鮮活的生命本身，比如菜場里為幾毛錢爭執的婦女、集市上守著小店的老人、在時代浪潮中顛沛流離的異鄉客。他們的喜怒哀樂、掙扎求存，就是時代最細微的脈動。

我不刻意追求全景，只沉入具體的人心。當一個人物的命運因政策變更、經濟起伏或觀念更迭而發生轉折時，時代的影子便自然投射其上，并留下或深或淺的擦痕。與其說我對那些擦痕感興趣，不如說我對那些擦痕的形狀、深淺和顏色之類的細節更感興趣。獨特而富有表現力的細節，總是令人如獲至寶。

記者：小說集《家庭生活》收入了你的《基因的秘密》《外婆要來了》《柜中骷髏》（又名《背風處》）《游刃有余》4部中篇小說。這4部小說聚焦家庭倫理，探討了親情、愛情、婚姻等主題。在這些作品中，你的視角獨特、文字冷峻，有一種很強的疼痛感。你是如何在生活中觀察到這些素材的？如何看待當代家庭關系的變化？在作品中如何呈現復雜的家庭倫理？

姚鄂梅：你對《家庭生活》這部小說集的解讀是很敏銳的。這4部中篇小說的素材，其實就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皺里，菜市場的閑聊、醫院走廊的嘆息、突然沉默的鄰居。我不過是個生活的“拾荒者”，把那些被忽略的疼痛撿起來，放進了故事里。

當代家庭關系像一面被反復擦拭的鏡子，看似光潔，照出來的卻是裂痕。傳統“家國同構”的框架解體后，消費主義和利己主義正腐蝕著以“情”為根基的倫理。親情變得功利，婚姻淪為交換，而女性往往在育兒與生計的雙軌上疲憊的奔跑。比如《柜中骷髏》里，程姐為保全婚姻親自給丈夫物色情人，這種扭曲的“犧牲”，正是家庭權力失衡的縮影。

我喜歡選擇多棱鏡般的視角，來呈現倫理的復雜性。《基因的秘密》里“妹妹”作為旁觀者，始終隔著一層紗觀察著姐姐的苦難；《外婆要來了》中的李南直接參與嬰兒的販賣，在“善意”與罪惡間掙扎。在作品中，我不給人物貼善惡的標簽，他們都舉著“愛與責任”的旗幟，卻在暗處利己而行，就像《游刃有余》中，善良如何將家庭拖入絕境？答案就藏在人性模糊的灰塵里。

世間沒有任何一種事物是不能變成小說的

記者：《貼地飛行》講述了一群農村年輕人為生活所迫進城打工的酸甜苦辣、愛恨情仇。這部小說關注農村青年的命運，展現了他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追求。您如何看待“底層”寫作的意義？在作品中如何呈現小人物的尊嚴與力量？

姚鄂梅：這部小說的創作源起一個快遞員，我當時住的房子是沒有電梯的，有一天我碰到一個小伙子，他不像別人爬樓爬得沉甸甸的，而是很輕快地上來，一陣風地下去。見了兩三回以后他會主動跟你說話，有一天他說，這是我最后一次送快遞，我換工作了。

我也是村子里長大的人，看到他們，我總是會有特別的感覺，就像我們是從同一個屋出來的，大家走了不同的路，現在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我內心很想貼近他們，但又沒有渠道。那個人給了我這樣一種機會。

我一直認為，“底層”寫作絕不是俯視憐憫，而是對尊嚴的勘探。在城市化道路上，我寫過的小人物如楊粒、袁圓等，早已超越溫飽的掙扎。他們懷揣“癡心妄想”，以肉身撞擊階層的鐵墻，送外賣時偷背導游詞，在肯德基店復習考證，甚至用愛情作攀巖的繩索。這些看似笨拙的投機，實則是尊嚴的覺醒：他們要求與城市平起平坐，哪怕“貼地”也要飛行。

小人物之力，隱藏在“不沉淪”的微光中。袁圓用決絕的“儀式”斬斷鄉土枷鎖，楊粒的母親在蔥油餅香氣里重拾生計。他們被命運碾軋卻不交出靈魂，那份“狡黠的生存”與“溫柔的抵抗”，正是我以筆為燭想要照亮的，那就是卑微者從未停止對生命主權的爭奪。

城市一邊接納他們，一邊又嫌棄他們，而文學要見證的是，這些“燕雀”的翅膀，早已攪動了時代的颶風。

記者：《像天一樣高》是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你曾說過：“不管我以后還要寫多少，寫得怎么樣，《像天一樣高》對我來說，都是一部重要的小說。”你為何對《像天一樣高》如此看重？

姚鄂梅：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可以說是我的精神自傳，更是對上個世紀80年代詩歌黃金時代的一次深情回望。那時，詩歌是鋪展在大地上的星光，是年輕人莽撞而純真的信仰。書中的康賽、小西、阿原，他們帶著理想奔赴遠方，又在現實的碰撞中各自抉擇，有人妥協，有人堅守，而小西的“瓦爾登湖”正是對詩意棲居最后的執念。

這部小說封存了我生命中最熾熱的歲月。那時候我們漫無目的地游蕩，憑一紙詩句走遍全國的友人，那些潮濕而自由的記憶，在多年后仍然讓我心中有一種疼惜感。它是我必經的成人儀式，哪怕遲來，也必須以文字的方式祭奠那個精神至上的年代。

記者：2024年11月30日，根據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改編的電影《不想和你有遺憾》上線公映。這是不是你的小說第一次改編成影視作品？你今后是否會向影視方面發展？

姚鄂梅：《不想和你有遺憾》確實是我的小說首次改編成影視作品。我沒想到《像天一樣高》發表20年后，竟然會被搬上大銀幕，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真誠的文學作品還是有生命力的。

影視化是文學作品的新生，但這并不會成為我的創作追求，我深愛小說這種文體，世間沒有任何一種事物是不能變成小說的。

我是懷著告別疼痛的決心來寫這部長篇小說的

記者：你創作的《少年前傳》是一部關注青少年教育成長的長篇小說，小說以一個小切口打開對教育現狀的思考，充滿了對“雙減”背景下的教育焦慮感，同時，你也以冷峻的文字，寫出了成人與少年的道德困境。你為何會想到創作一部與青少年教育成長話題有關的長篇小說？對目前的教育現狀、青少年成長你有什么樣的憂慮和思考？

姚鄂梅：創作《少年前傳》這部長篇小說，源于我對當代教育現狀的焦慮與道德困境的關注與思考。三個媽媽與三個孩子，像三輛精密設計的戰車，在“雞娃”的軌道上沖鋒，卻因為目擊一場地鐵站的猝死事件，被拋入見與不見、說與不說的道德裂谷。

值得憂慮的并不只是孩子課業的重負，更是教育的目的被成績異化后，少年如何在一片荒野中辨認“人”的形狀。當成人以愛之名，用前途為砝碼交換真相，如小說中母親自導綁架案逼孩子改證詞，少年被迫在純白心性上烙下第一道陰影，這正是成長的悲愴：我們教孩子正義，卻又親手教他們掩埋正義。

每個少年都白璧無瑕，而成人世界的妥協與算計，常常讓他們未及長成便已銹跡斑斑。

記者：《我們的朝與夕》是你2023年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上海為背景，描寫了不顧家人的反對，憑著熱情和闖勁來到上海的小城姑娘衣泓和單親媽媽星星、退休后仍心懷拍攝紀錄片夢想的職業女性叢向陽、因戀愛生變來上海尋求新的生活出路的黎曉等幾個女人的故事。這是你第一部以上海為背景創作的長篇小說，關注的是一個社會現實話題，即“滬漂”人群的生活狀態與生存環境。你是想通過對這一類女性群體的書寫表達什么樣的價值觀？

姚鄂梅：在《我們的朝與夕》這部長篇小說里，我寫了幾位不同年齡和背景的“滬漂”女性，她們“堅韌的生命力和對自我價值的追尋”。

上海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著衣泓的青春熱血、星星的生存重擔、叢向陽未熄的理想、黎曉逃離的決絕，但我想寫的，不是簡單的奮斗成功學，而是她們如何在異鄉的縫隙中扎根、碰撞、彼此的取暖，甚至頭破血流也不輕易放棄對“尊嚴”和“可能性”的堅持。無論起點如何，她們都在努力定義屬于自己的生活，而非被動接受命運的腳本。這份在繁華都市里掙扎、生長、互相聯結的“女性力量”，是我最想傳遞的一種價值觀。

都市里有著無數個“衣泓”、“星星”、“叢向陽”、“黎曉”，她們的孤獨、堅韌、微小的歡欣與巨大的失落，動人心弦，但我想說的是，小說是虛構的，但那份在陌生土地上尋求歸屬與意義的情感共鳴，是真實的。

記者：《海燕》是你最新創作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仍然是以普通女性為寫作對象，你在創作談里說道：“我是懷著告別疼痛的決心來寫這篇小說的。”你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感受？這種感受是源于你一直以來對普通小人物的關切或者是感同身受？

姚鄂梅：《海燕》2024年刊發于《當代》雜志第1期，當時小說名是《不會飛的海燕》。今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時改名為《海燕》。

小說講述了一個叫林海燕的普通女孩的成長故事。她像千萬個平凡人一樣，讀書時默默無聞，工作時不被看重，甚至“聲音從來沒人愿意聽”。但她始終在生活的夾縫中努力向上生長。小說通過她跌撞前行的經歷，展現了小人物生命里的驚雷，那些無聲走過的路，實則是步步驚心。

我是懷著告別疼痛的決心來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過這樣的時刻，無論你是在走路，還是在閑坐，還是在干著別的什么，突然之間，就像水鬼在岸邊露了一小塊頭皮，你想起了過往的某一點疼痛或尷尬時刻，你的臉上一定會不由自主地露出某種微妙的表情，那是至死都不會忘記它的表情。可惜，生活如大兵壓境，迫使你跟那點疼痛或尷尬火速了結，再無糾纏。但你真的放下了嗎？不可能。它只是被你深深地埋進了心里，就算跟你的骨灰一起變成粉末，但它仍然跟你在一起。

創作這部小說，是因為一個突然而至的念頭。雖然如此，但我內心的情緒儲備卻由來已久，在我的成長歷程中，我親眼見證過諸多跟我同齡的少年、青年，如何因為一件小事走上了令人悲傷的岔路。剛進初中的時候，一名男同學在全校個人衛生檢查中查出耳后有積垢，被揪出示眾，他一氣之下退了學。我至今不知道他后來如何、現在在哪里。一名正在集體宿舍睡覺的女生，午夜驀地醒來，發現半開的寢室門在風中兀自晃悠，她放聲尖叫，竟夜無法停止，最終走向瘋狂。一名獨自走在路邊的全裸女孩，全身勻稱地布滿灰塵，目中無物地看著前方，步態優雅，不疾不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全裸的同性，以后我再也沒有見過像她那樣完美的女孩……  類似的記憶還有很多，它們零碎、散亂，又生硬、硌手，常常在不經意間跳出來，在一片光明的心頭投下點點陰影。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他們，我會年年重溫他們，并為自己當年只是一名無能為力的看客感到心痛。漸漸地，我對這種重溫的行為著了迷，因為他們讓我感到輕微的痛意。我對痛意也著了迷。

小說中的海燕，從小害怕打雷，作文笨拙，活在哥哥“海鷹”的陰影下；她拼命學習卻高考失利，工作后因調班錯過“勇斗劫匪”的榮譽，婚姻里供養丈夫卻遭遇背叛。這些并非戲劇化的苦難，而是生活最真實的粗糲質感。可悲的是，當海燕作為一個文學人物時，人們也許能從她的遭遇中讀出疼痛感，但在現實生活中，海燕幾乎是一個笑柄。

記者：你的作品無論是寫女性、還是寫家庭生活，主題都是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命運。寫平凡人的夢想是如何被生活一點點擊垮，乃至零落成泥。你為何對社會弱勢群體如此關注關切？在創作中，又是如何做到把自己對社會問題的思考融入作品中，并通過不同的人物形象呈現出來的？

姚鄂梅：這種關切并非我的刻意選擇。當你在城鄉間行走，看見少年因貧輟學的沉默，母親攥著病歷單在醫院走廊里發抖，你就會懂得所謂“底層”，不過是命運天平偶然的傾斜，任何人都可能墜入其中。

總得給他們一個說話的機會，比如《少年前傳》里向母親豎起中指的昊天，他的憤怒不是虛構的戲劇，而是教育焦慮壓垮童年后必然的裂痕。文字是一把溫柔的匕首，如果我的書寫能讓“不可見”之人被看見，就是值得的。

記者：從2005年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像天一樣高》發表，到目前已經創作出版了《白話霧落》《真相》《西門坡》《1958·陳情書》《衣物語》《一面是金，一面是銅》《少年前傳》等11部長篇小說，如此高產的創作，你是如何做到的？

姚鄂梅：我并沒有刻意追求“高產”，而是寫作多年，慢慢養成了一種節奏。

年輕時，寫作是青春的自發傾吐，像《像天一樣高》里對詩歌時代的追憶，那是沒加任何雕琢的赤誠。隨著年歲的增長，它逐漸蛻變為“智慧型”的自覺表達。我不迷信靈感，只信任日復一日的伏案。人物立住了，自會帶著故事奔跑，比如《我們的朝與夕》中衣泓的命運，早已脫離了我最初預設的軌跡，但這種意外往往是不可多得的驚喜。

記者：你對有志于文學創作的青年作者，尤其是宜昌的作者朋友有什么建議？

姚鄂梅：我沒什么特別的建議，但我有點體會，供大家參考：如果你決意寫下去，就要做好長期堅持的準備，這會是個漫長的過程，既是創作的積累，也是人生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