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民營滑稽劇團盛況空前，最多時有30多家。滑稽藝人們懷著強烈的翻身感，笑著向昨天告別，踴躍參加文化主管部門組織的業務學習班，歷經“改戲改人改制”，力求摒棄舊時滑稽舞臺的低俗、媚俗之風，創排了數部跟上新時代節拍、充滿海派文化氣息的劇目，令觀眾耳目一新。

戲里戲外歡呼“天亮了”

1949年7月，上海解放不到兩個月，上海聯合滑稽劇團的《天亮了》在天宮劇場開演，這是新政權的陽光普照申城后，滑稽戲打響的頭一炮。演員陣容“乓乓響”，由姚慕雙、周柏春、程笑飛、小劉春山、夏萍領銜主演。戲單上標注的這部“劃時代的幽默大喜劇”，講述了惡霸地主向貧農逼債，并將貧農女兒搶去逼婚，鄰家參加游擊隊的兒子及時趕到，拯救了未婚妻，鎮壓了地主，迎來了解放。劇情雖有模仿《白毛女》之嫌，質量亦平淡無奇，卻表達了滑稽藝人歡慶解放的喜悅心情。一時間，觀眾熱情極其高漲，西藏路天宮劇場門口人潮洶涌，票房鐵門也被人潮擠壞了。

這出戲的編導劉謙在戲單開篇有感而發：“這次，我們積極地排演了滑稽劇《天亮了》，我不敢說這是滑稽劇的改革，但肯定地說，我們從劇本起，已開始糾正滑稽劇過去的陳腐和錯誤為旨。‘滑稽’二字含義頗深，并不是以胡鬧見長，我們應該懇定和認真地干，使滑稽劇能夠步入正軌的道路。”

演出期間，節外生枝。劇中飾演鄉保長一角的滑稽名家俞祥明，因曾應允為紅寶劇場老板唱戲，卻“跳槽”到馬路對面的天宮劇場演出，而且票房火爆，“紅寶”老板心生忌恨，叫了幾個嘍啰將俞祥明一頓痛毆。事發后，周柏春等人現編唱詞上電臺控訴，又往所在地公安分局遞呈狀紙，要求嚴懲兇手。接過狀紙的公安局局長是位南下的解放軍干部，聽了事情原委，氣得臉色發青，一個電話擲地有聲：當即扣留“紅寶”老板，勒令其承擔全部醫藥費，登報賠禮道歉，對肇事者繩之以法。周柏春聽聞公安局處罰決定，熱淚盈眶，從心底里歡呼：天亮了！地痞流氓“戲霸”欺侮藝人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

在姚慕雙、周柏春的記憶里，還有一樁“懸案”。上海解放前夕，他倆去電臺做節目，收到一封匿名信，字里行間，既鼓勵兄弟倆發揚戲曲文化，又勸告他們懷瑾握瑜、莫唱詆毀共產黨的段子。其實，姚周兄弟早就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行徑大失所望，讀罷來信，更加堅定了追求進步、向往光明的信念。直到上海解放，他們才知道這封信是一個叫李嘉富的解放軍戰士寫的。

“中國菩薩”產自法蘭西

一出滑稽戲，連演一年又九個月，每天日夜兩場，禮拜天還得加演早場，后來又被邀往首都北京公演，堪稱舞臺奇跡！

1950年2月，小說家張恂子仿效莫里哀名作《偽君子》的戲劇結構，移植改編成滑稽戲《活菩薩》。參照文明戲的寫法，劇本僅為一張幕表，上面交代出場人物與情節概要。“第一天講戲，第二天上戲”，具體臺詞由演員即興發揮。劇情講述的是無業游民魯道夫寄居寺廟，遇潘老太因兒子隨商船出海不歸，前來燒香問卜，魯道夫大吹法螺，裝神弄鬼，被潘家奉為“活菩薩”，迎回家中供養。豈料魯道夫得寸進尺，圖謀占有潘家兒媳，侍女略施小計，魯道夫不打自招，潘老太幡然悔悟。

借了法國名著的外殼，洋溢的卻是純粹的本土風情，加之“七塊頭牌”楊華生、笑嘻嘻、張樵儂、沈一樂、程笑飛、小劉春山、俞祥明的演繹，后來又請拍過《桃李劫》《塞上風云》的電影導演應云衛作藝術加工，精益求精，票房長紅，甚而引來文化大家的關注。1951年4月23日，茅盾在天宮劇場觀看《活菩薩》后欣然題詞：“吸收各方意見，總結本身經驗，配合當時當地的政治號召，不斷提高業務，同時也提高觀眾。滑稽戲在今天是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的。”

然而好事多磨，風頭正勁的《活菩薩》差點遭遇停演。原來，滬上佛教界六位法師看戲時如坐針氈，怒不可遏，給了這部戲三大罪狀：誣蔑佛教，濫用法器，丑化僧人。上海市人民政府相關部門的干部接到訴狀后，要求劇團妥善處理：“最好考慮停演，否則全上海的僧人居士都找上門來，就不太好辦了。”哪能辦？劇組只好妥協變通，譬如撤換原先的禪杖道具，將“大做法事”一場戲徹底簡化，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平息風波。

《活菩薩》雖紅，評論界也有不同聲音。有人認為“活菩薩”為配合政治形勢，角色身份不斷變化，猶如“萬靈膏藥”一貼了之，如宣傳抗美援朝時，潘家兒子居然參加了志愿軍；“五反”運動時，魯道夫唆使潘家兒子偷稅漏稅；鎮壓反革命時，魯道夫又搖身變作美蔣特務。林林總總，把嚴肅的政治斗爭庸俗化了。同時，劇目創下高票房，蓋因劇組采取“海派噱頭”的營銷術招徠觀眾，演出“雙滿月”送紅蛋，大熱天送扇子，在劇場門口組織“小堂名”吹吹打打迎來送往，熱衷于做花樣文章。但在解放初期，這出戲確實在戲曲改革的探索和破除迷信的宣傳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飛不起來的“阿飛戲”

阿飛，來源于舊上海的洋涇浜英語，為小癟三、小地痞、小流氓的統稱。“飛”音同Fly，乃蒼蠅之意，美式英語中特指城市流氓。況且，彼時上海灘，一些混混腳蹬旱冰鞋，穿梭于街頭巷尾搶人東西，搶了就跑，被搶的赤腳追也追不上，徒喚奈何，于是阿飛之“飛”，有了形象化的闡釋。

1950年，申城加強治安管理，法辦了一批流氓阿飛。程笑亭領銜的新新滑稽劇團，率先將報刊披露的罪行劣跡編寫成滑稽戲《阿飛總司令》。這出戲的戲單，開宗明義，摘編了若干件“阿飛的供狀”：是年5月16日，上海市公安局常熟分局在林森中路（現淮海中路）泰山療養院附近捕獲一批小阿飛，年齡在十八歲至廿三歲之間，個個都有綽號，叫什么大厚皮、小寧波、小烏龜、寧波阿梁、廣東小王等。被抓的原因是當天大厚皮、小寧波等強行向蔣利和調換皮鞋并借錢，致生齟齬。告發人蔣利和本身也是阿飛，他起初訴說在混亂中被扒去三萬元和一支派克鋼筆，經詢問后他才坦白是誣告，但打架斗毆情況確乎存在。常熟分局將他們教育后釋放。據寧波阿梁交代，他們以敲竹杠吃白食、跳舞等是常事……凡此種種，大致勾勒出當年社會殘渣眾生相。

一時間，滑稽舞臺“阿飛戲”盛行，雨后春筍般地涌現《阿飛展覽會》《阿飛制造廠》《男女小阿飛》《阿飛轟炸機》《阿飛集中營》《小阿飛》等劇目。由劇情觀之，大同小異，全是阿飛爭風吃醋、逼良為娼、搶劫行騙、調戲婦女、聚眾斗毆等套路，劇終則因惡貫滿盈而逮捕法辦。舞臺上的阿飛，多以“飛機頭”“八字胡”“盲公鏡”“小褲腳管”的形象登場。輿論界對此深揭猛批，認為滑稽戲借揭露之名，行展覽阿飛犯罪行徑之實，社會效果不佳。

很快，滬上各大媒體發表多篇社論：《提高戲曲質量，不演壞戲》《有毒草就得斗爭》，滑稽界聞風而動，積極投入整改。

向新社會文藝工作者轉變

作為直面時代變遷的新編劇目，新大陸劇團的《幸福在東方》，特意選擇在西藏中路東方飯店的東方劇場首演，可謂別有深意。只是故事線索比較松散，拼湊痕跡較重，前半段講紗廠老板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血淚史，后半段講母女兩代紗廠工人解放前后的感情際遇，觀眾看得如墜云霧。唯一值得稱道的是，剛剛踏入新社會的滑稽演員觀念大變，吃苦耐勞，“一崗多能”，幾乎包攬了劇組的所有工種。除了編導李昌鑒出演戲里的反派角色，其他演員亦不甘落后，胡君安兼舞臺監督，朱翔飛、譚岱任舞臺助理，張利音管劇務，張恨儂做提示，唐茜娜搞置景，王亞森掌控照明，胡士奇張羅服裝，王敏負責效果，張明操辦道具……好一派臺前幕后“勞動最光榮”的演藝新風尚。

一些劇團也在嘗試穿新鞋、走新路，著眼創作“現實喜劇”，如聯藝滑稽劇團的《裁縫店》和華亭滑稽劇團的《紅光滿面》堪稱異曲同工，分別講述了新舊時代手藝人的不同遭遇：《裁縫店》里的老裁縫李寶林，解放前與二房東、偽警察及三教九流斗智斗勇，解放后克服生意清淡的困境，另辟蹊徑改做人民裝而使顧客盈門，生意蒸蒸日上。《紅光滿面》里擅做西菜的李阿華，經人介紹到美國兵艦上謀生，解放軍渡江消息傳來，美國兵艦欲從吳淞口外逃離，李阿華歷經波折回到祖國懷抱。然而時過境遷，西菜遇冷落，生活無著落，他在苦悶中堅定信心，政府發行勝利折實公債使得工商業枯木逢春，適遇歐洲新民主主義國家訪問團陸續抵滬，李阿華的高超廚藝有了用武之地。兩劇從不同視角反映了老百姓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絕處逢生，脫胎換骨，柳暗花明又一村。

1949年11月1日，滬上滑稽界成立上海滑稽戲劇改進會，籌委會由周柏春、楊笑峰、房笑吾、俞祥明、楊華生等組成，邀請軍管會文藝處負責人到會指導，會上選出了主席周柏春、副主席楊華生、房笑吾及執行委員11人。翌年仲夏，上海文化局舉辦第二屆戲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滑稽界有9位編劇和導演參加了編導班的學習。實行“戲改”之關鍵，還在于對承載藝術的“人”進行教育和改造，隨著“蜜蜂”“藝鋒”“大公”“大眾”為代表的重組劇團脫穎而出，滑稽界群情激昂，迎頭趕上，去蕪存菁，在較短時期內實現了舊社會藝人群體向新社會文藝工作者的轉變。

蜜蜂滑稽劇團是姚慕雙、周柏春昆仲于1950年9月12日領銜成立的，他們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拿出了倡導社會主義新風尚的滑稽戲《小兒科》與《老賬房》。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文化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上海代表共13人，滑稽界代表為周柏春。

周柏春在《自述》中寫道：

白天人多，學習政治，晚上討論戲改，或者觀摩各路名將的精彩表演。那時候，我看到的戲倒是蠻多，看過梅蘭芳的《宇宙鋒》，李少春、袁世海的《將相和》，還有周信芳、程硯秋等名家的精彩演出。我由于職業關系，當然對侯寶林等相聲大師最感興趣，成了他們的聽眾，貪婪地吸取北方曲藝的養料。

不久，殷切盼望的一天終于到來！北京大飯店的廳堂里，幾十桌宴席，像蓮花朵朵開放在碧波池中央。周總理來了！周總理和藹親切地來到我們中間。大廳里有幾十個餐桌，周總理到每一個餐桌前和大家握手，噓寒問暖。到我們這一桌，大家立起來自報家門。我上去與周總理握手，自家報名，我恐怕報自己一個人的名字總理勿曉得，就連姚慕雙一道報進。我講：“總理呀，我們是解放前一直在電臺上‘自由彈唱’的姚慕雙、周柏春。”周總理和藹可親地講：“哎，我知道，我知道。”我激動得實在不曉得再講什么了。就說：“總理呀，你辛苦了！”這時候，我感覺到無比幸福！我們舊社會里受到地痞、流氓、反動派的欺侮，解放后總理日理萬機，居然接見握手，一道講話，我心里越想越開心，真是說不出的高興！

等到會議結束返回上海。火車剛進站，即刻響起了喧天的鑼鼓聲，原來我的同行們早早等候在車站，歡迎我回來。一下車，我的頸項立刻掛滿了簇簇花環，同行們前呼后擁，歡聲笑語，儼然迎接一位“外國首相”。大家爭先恐后地與我握手，幸福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