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從史學蔓延到文學資料學

一般而言，學界普遍將阿蘭·內文斯（Allan Nevins）1948年創建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視為現代口述史學（Oral History）誕生的標志性事件。而華人世界對于口述史的認識，大抵是從唐德剛譯注的《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稿完成于1979年）開始。該書連同其后譯注出版的《張學良口述歷史》《李宗仁回憶錄》，正是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中心主持的中國口述史項目。對于口述史作為史料文獻的類型及形態，可以從王成志等人編寫的《北美藏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檔案文獻提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一窺堂奧。在此書收錄的224宗檔案文獻中，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館藏口述資料編目類型均為“Oral History”，與“Papers”（檔案）、“Memoir”（回憶錄）、“Journal”（日記）、“Photographs”（照片）、“Newsreel Footage”（新聞影片）、“Video Tapes”（錄影帶）等門類并列，載體形態通常為訪談轉錄整理稿。藏于美國、加拿大其他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口述資料，有時也被編目為“Interview”，載體形態除轉錄文稿，有時也包括錄音帶在內。

在歷史學領域，“口述史”既是一種文獻類型，也兼指學科領域和研究方法。而自其誕生之日，鮮明、強烈的跨學科屬性，就是這一概念的題中之義。新聞學、社會學、人類學，可以說是口述史學關聯最為緊密的“近親”學科。阿蘭·內文斯本人就是新聞記者出身，他竭力推動的口述史學實踐，與新聞學中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s）關聯頗深。社會學與人類學中的質化田野調查（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即與基于統計和數值分析量化研究對照，強調非數值數據的收集，更注重現象的復雜性、主觀經驗和情境化解釋的研究類型，既廣泛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也反過來推動了口述史學的理論建設。

有趣的是，口述史與文學自覺不自覺的聯姻，正是口述史作為一種“史學”，進入國內學界視野的方式。有學者認為，大致從1990年代開始，口述史以紀實文學，或者今天所說的非虛構寫作的面貌出現，并引起相當程度的社會反響。馮驥才、李輝、老鬼等作家的多部紀實作品，作者都明確聲稱是綜合使用文獻史料和口述史料撰寫而成。其后更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史方法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特別是“口述自傳”“口述實錄”的諸多實踐。如《浩然口述自傳》（浩然、鄭實）、《舒蕪口述自傳》（舒蕪、許福蘆）、《黃藥眠口述自傳》（黃藥眠、蔡徹）等，這些著作的史料及方法論價值，已經受到研究界公認。

筆者認為，在文學研究的層面，口述史屬于文學資料學的范疇。現代文學學科在1980年代的興起，一定程度上即仰賴于對資料、文獻和版本的重視。王瑤曾指出將承接古典學術傳統的“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鑒別文獻材料的學問”應用于現代文學研究的可行性與必要性。朱金順在《新文學資料引論》中進一步將現代文學的資料研究細分為“版本”“校勘”“目錄”“考證”“資料的搜集和整理”五個部分。與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相比，當代文學有其自身的特點。當代文學的研究內容，在更大程度上是“活人的歷史”，這在“古代—現代—當代”的時間鏈條中，使得當代文學作為學科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但如果置于歷史研究的視野，這正是當代文學研究與口述史學結合的天然契機。口述史學與傳統歷史研究法的最大區別，正在于它面對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而就文學資料學而言，將“活人的歷史”記錄和留存，即第一手史料的制造，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口述史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四種類型

近年來，口述史方法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又有諸多值得重視的發展和新變。筆者將相關領域的實踐成果，粗略分為專題口述史、群體口述史、自傳口述史和應用口述史四種類型，以下分別進行評述。

第一，專題口述史的代表性著作，當舉王堯積20年之功編纂而成的《“新時期文學”口述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版）。書名中的“新時期文學”，可以視為總括性的“大專題”，其下又按“思潮、事件、論爭”（上編）、“創作、編輯、出版”（下編）分出若干“小專題”，如“傷痕文學”“杭州會議”“批判《苦戀》”“‘人文精神’大討論”“改革文學”“女性寫作”“文學期刊與小說”等。王堯的關注焦點之一，是作家作品背后的文學生產過程，因此他著力以某個專題為圓心，匯聚作家、批評家、編輯家和文學活動家的多層口述，以期形成交響復調、互證互駁的“聲音”效果。在當代文學研究的總體視域內，如何進一步開掘專題，使得口述資料既與主流文學敘述，特別是已被文學史篩選過的“經典”或“重要”的文本、思潮、事件建立聯系，又能避免與主流文學框架同構，從而更大限度地發揮口述史的功效，則是后來者接續努力的方向。

第二，群體口述史，即以問題為導向，按照文類、代際等尺度而展開的焦點群體（focus group）口述。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有楊楓編著的三卷本《中國科幻口述史》（成都時代出版社，第一卷2022年版，第二、三卷2023年版，該書被視為“搶救保存了珍貴的科幻口述史檔案，同時也為中國科幻的研究和探索積累了豐富的史料”），邵燕君、肖映萱主編的《創始者說——網絡文學網站創始人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該書是對榕樹下、起點中文網、盛大文學等網文網站30余位創始人、管理者的訪談整理稿）等。筆者主持的“新中國第一代作家口述史”，也可歸入此類。在觀念、邏輯、意義及局限等方面，群體口述史與專題口述史有若干交叉、互通的問題領域。

第三，自傳口述史，即接續《胡適口述自傳》《浩然口述自傳》《舒蕪口述自傳》的方式，有組織或自發進行的口述回憶錄（reminiscences）的采寫、匯集、整理工作。近年出版并產生較大影響的該類作品，有《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楊苡口述、余斌撰寫，譯林出版社2023年版）、《樸——童慶炳口述自傳》（童慶炳口述、羅容海整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等。在人文學領域，這種口述自傳的方法論意義，近來常被稱為“以自己為方法”。不過，口述自傳是口述史學的經典方式，其所面臨的問題，如“口述”與“整理”的關系，“口述”的即時性、生動性（如相當于日記的“對不公正的情緒的記錄”）與“史”的結構性、系統性（如相當于傳記的“時過境遷之后的理性表達”）的關系等等，也是口述史學在方法、倫理、技術上的經典問題。這個方面的具體呈現，后續還會談到。

第四，應用口述史，也即廣義上的“泛口述史”。近年的相關成果，有的是部分運用了口述性資料，如王干《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中的第三輯“聲音”，即匯錄了作者在1990年代與諸多作家、學者的對話。在這條線索上，如今大量發表、出版的文學訪談、對話，都可以視為寬泛意義的口述史。在應用口述資料的綜合研究方面，王洪喆主編的《噢，孩子們——千禧一代家庭史》（漓江出版社2022年版）值得特別關注。該書始于作者在北京大學展開的家庭史書寫實驗（在課程中引導學生選定一位或幾位家人，通過對家人訪談、媒介材料搜集和查閱文獻，完成一篇家庭史非虛構作品）。由此，家庭史成為“融合了口述史訪談、自我民族志、檔案研究、物質性材料和媒介史研究等多種理論和方法的跨學科工作”。這種實踐，與口述史既有的自下而上、強個人性、注重細節等特征，存在豐富的、值得深入探討的關聯。

綜合以上四種類型的得失，可以發現一個常被忽略的隱秘：口述史與文學更為內在的深層關聯，在于其本質上是一種敘事行為。因此，可以借用敘事學的概念作為參照，觀察口述史方法應用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潛層問題。

嚴格意義上，口述史成立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有對話”，也就是說，要有“受訪者”和“訪談者”，且“訪談者必須親臨現場”（參見定宜莊《怎樣做口述歷史》，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第5頁）。從角色功能上來說，受訪者的講述，相當于第一人稱敘事。有趣的問題在于，如何理解作為隱匿（而又必要）的參與者的訪談者的作用。有學者依據訪談者（研究者）的參與程度，將其分為四類：（1）完全參與者，即深度參與受訪者或研究對象的活動，從而獲得“局內人”視角和更符合“自然情境”的資料；（2）作為觀察者的參與者，即參與為主、觀察為輔，攜帶采訪或研究目的參與受訪者或研究對象的活動；（3）作為參與者的觀察者，即主要觀察、偶爾參與，較少干預受訪者或研究對象，但通常難以獲得作為參與者的一手資料；（4）完全觀察者，即采訪者較少與受訪者交流或共情，更多站在“局外人”立場觀察和記錄。這樣的分類方式，與敘事學中全知全能視角/局限性第三人稱視角、介入的第三人稱敘事/不介入的第三人稱敘事，乃至熱拉爾·熱奈特提出的零聚焦/內聚焦/外聚焦的類型劃分，在多個角度可供比較，而其中的核心，還是口述史（尤其是訪談者）的倫理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口述史（或訪談者）的倫理，不能等同于敘事學（或寫作者）的倫理，因為口述史的倫理，關鍵問題是倫理與情理之間的張力。口述史成立的前提，注定它是一種依賴交流環境、需要雙方互動的研究方法，所有投入其中的參與者，都提到情理——也即情感、信任，甚至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良好關系的重要性。因此，口述史不只是一種技術，也是一門藝術，偶然性、現場性、不確定性，都是其無法避免的“不科學性”，但也同時是其最活躍、最生動且最具生產性的品質。

口述史與當代文學研究進一步結合的潛能

如王堯所言，對于文學史研究而言，“口述史寫作的實踐還在初級階段”（見《“新時期文學”口述史》，第14頁）。結合口述史在其他學科領域的應用，口述史方法與當代文學研究結合的潛能，至少還可以從三個方面發掘。

其一，對于當代文學的史料研究，口述史可以廣泛用于“史料批判”。也就是說，口述史不僅可以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新史料，也可以對既有史料進行校勘、考辨，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分析和闡釋。在中國上古史研究中，有一條從王國維的“二重證據”，到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再到饒宗頤的“三重證據”的方法進路，他們都強調出土文獻和歷史文獻的互證。而在口述史學領域，口述與文獻的“二重證據”，也即口述資料與文獻資料的互證，已經得到專業學者的認可。在國際關系研究中，一些學者發展出“批判性口述歷史”（critical oral history）的概念，并將其應用于古巴導彈危機、朝鮮半島危機等重大問題的研究。

其二，對于當代文學的敘事研究，除了前述與敘事學的理論交叉之外，當代文學批評中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文學敘事或者說文學寫作，是否可能真正具有療愈的作用。在醫學研究中，已有眾多學者超越弗洛伊德的“話療”（talking cure）形式，將口述史學應用于老年醫學與懷舊治療等臨床醫學與健康護理領域，逐漸發展出敘事醫學（narrative medicine）的新興學科，這也可以成為文學敘事研究的借鏡。

其三，對于當代文學的社會參與，口述史始終是關乎“沉默的大多數”，或特定弱勢群體或邊緣群體，發掘他們的聲音，進而為其爭取應有權益的賦權手段。如果當代文學的寫作及研究，嘗試重尋在歷史時空中漸次失落的當代性與社會性品格的話，口述史在政治和解、法律訴訟、殘障研究、災難研究等方面的應用，都是可供參照的他山之石（關于口述史的跨學科應用，參見楊祥銀、陳鴻超主編《多學科視域下的當代中國口述史學研究》導論部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

總而言之，口述史已經成為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興場域和廣闊藍海。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應用口述史，重點是將口述史的“活”與當代文學的“活”有效結合起來。作為當代文學研究方法的口述史，是與文字歷史相對的口頭歷史、與官方正史相對的民間野史、與宏大敘事相對的個體記憶、與理論研究相對的實踐行動，因而可以帶來去偽、求真、補充、問疑、撬動、沖擊、探微、燭隱等多重可能。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