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收藏有一支老式的“派克”鋼筆（現于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暗紅色的塑料質筆身鍍有金色的圈紋，已有點變黑的金黃色筆頭依稀能看見“PARKER JUOFOLD PEN”字樣。這是1938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贈送給時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鋼筆。

一支鋼筆，書寫一支鐵軍。斯諾用這支鋼筆記錄新四軍浴血奮戰的事跡，而這支“鐵軍”則成為插向日軍的一把尖刀。

項英別著鋼筆的照片

斯諾贈送給項英的鋼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藏

《良友》畫報1939年12月15日刊發斯諾文章《項英的一支鐵軍》。上海圖書館藏

斯諾筆下的項英

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20世紀世界杰出的新聞記者、作家和評論家。他于1928年7月來到中國，1936年6月，他前往延安采訪4個月，在全民族抗戰爆發之際，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的寫作，出版后轟動海內外。

1938年7月，斯諾再度來到中國，從香港抵達漢口。當時，項英正準備赴延安參加9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8月途經漢口時，經周恩來引薦，會見了斯諾。斯諾非常興奮，迫不及待地采訪了他。項英詳細介紹了自己的出身、參加革命的歷程、艱苦卓絕的江南三年游擊戰爭和改編新四軍后馳騁江南、抗擊日軍的事跡。也正因為這次采訪，斯諾撰寫了介紹項英及新四軍的通訊。

1939年4月，斯諾夫人采寫的《西行訪問記》被譯成中文印刷出版，因她沒有見過項英，經斯諾許可，將斯諾采寫的《項英》一文收錄在該書，單獨列為第八章。斯諾采寫的通訊《項英的一支鐵軍》在《亞細亞》月刊1939年5月號發表后，先后被上海的《華美》周報(1939年6月10日第2卷第7期)和《良友》畫報（1939年6月15日143期）節譯轉載。

斯諾見到項英時，就對他的相貌和樸實的言談舉止產生敬意，他這樣描述道：“他兩手的指頭是粗短而且胼結；他的嘴唇和鼻子是寬闊而且粗厚；他的牙齒有幾顆已經落掉了，是不規則而且不美觀地突出著。但是他的笑容卻是勞動中國的動人的笑容。”項英向斯諾講述了自己苦難的家庭故事，他于1898年生于湖北省武昌，家庭貧苦，父親是一個店鋪里的伙計。項英10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他和母親、妹妹相依為命。為了家庭生計，項英和幼小的妹妹來到一家織造廠做學徒工，經常挨打受虐待，從那時起他就養成了反叛的性格。（《西行訪問記》）

項英于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領導工人運動。項英很快成為武漢工人階級的領袖之一，深孚眾望。因其出色表現，項英在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斯諾看來，“他是個‘黨所造成’的人；他對于政治及軍事上所知道的一切，差不多全是在紅軍及共產黨的教導之下而學會的。”（《西行訪問記》）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項英臨危受命，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策應紅軍主力突圍轉移。忠于職守的項英送走中央機關的最后一支隊伍后，面對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局面。斯諾在《項英的一支鐵軍》中寫道：“1934年秋天，完成了掩護大隊紅軍的撤退工作以后，他們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江西既不能立足，他們便散居在浙江、福建和廣東的邊界，他們的無線電通訊站最后也被破獲，于是他們和共產軍的西進部隊失掉了聯絡，變成了一支失落的孤軍。”項英領導游擊隊運用游擊戰術原則，在群山峻嶺中與敵人周旋，英勇機智，九死一生，歷經無數艱難險阻，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艱苦卓絕的殊死斗爭。

斯諾被紅軍游擊隊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以斗爭求生存的英勇事跡所感動，“項英的那些堅強的老戰士們，在這三年里頭，是身歷了真正的地獄……可是這小小的部隊并沒有屈服，他們拒絕繳械，始終保持著那革命的忠誠和團結，一直到底，對于信奉一個偉大主義的任何地方任何種族的人，這是個何等的教訓啊！”項英告訴斯諾：“我們軍隊里所剩下來的，差不多是純粹的鐵了。”斯諾感慨道：“真是，純粹的鐵，——鍛煉成純粹的鋼的。而且，這支軍隊是從那著名的‘鐵軍’中，產生出來的寶貴蒸餾物，舊紅軍的第一批干部人物，原都是從‘鐵軍’中產生出來的。”（《西行訪問記》）

結束采訪后，斯諾將自己的“派克”鋼筆贈送給項英。項英的堅強意志令他由衷欽佩，新四軍在抗日戰場的英勇表現更令他肅然起敬。

插向日軍的一把尖刀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根據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當局的協議，在南方八省堅持游擊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和游擊隊于同年10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轄4個支隊和1個特務營。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后移駐涇縣云嶺。新四軍按照中共中央確定的方針，各支隊向華中敵后挺進，實行戰略展開，在大江南北展開了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第1、第2支隊相繼進入江南敵后地區，創建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第3支隊進抵皖南抗日前線，展開對敵作戰；彭雪楓率新四軍竹溝留守處部隊一部東進，與豫東抗日游擊第3支隊一部和先遣大隊合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開辟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李先念率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從竹溝南下豫鄂邊區，沿途會合各地抗日武裝，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開展豫鄂邊區的抗日游擊戰爭，在信陽縣四望山創建抗日根據地。新四軍馳騁華中，英勇奮戰在抗日前線，成為插向日軍華中派遣軍的一把尖刀。

正如斯諾在《項英的一支鐵軍》中所說，“經過了無窮的襲擊，包圍，追逐，封鎖，災荒，疫病，這支有九條性命的紅軍，到現在忽而一變成揚子江下流日漸擴張游擊勢力中一個鐵的中心了。”至1938年3月，新四軍組建的消息傳播四方，許多人來投軍，“有的帶來了步槍，少數的帶錢和糧食，舊時的農衛隊更帶來了手榴彈、長矛和斧頭來參加。新四軍的人數從五千增加到一萬，到7月的時光已達到了兩萬的數目了。”

新四軍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令斯諾折服，深受鼓舞。他認為，應該讓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江南紅軍游擊隊是如何出生入死、與數十倍的敵人周旋的，深刻理解這支久經血與火的淬煉、信仰堅定、意志堅強、深受人民愛戴和擁護的部隊的光榮戰史。

血與火淬煉的鋼筆

1939年5月出版的《項英將軍言論集》曾刊登一幅項英在學習的照片，下有文字說明：項英將軍雖是一個工人出身，但卻非常努力學習，有一次他對上海去慰勞的一位代表說：“新四軍作戰到現在只有半年，年齡極輕，需要加緊學習。同時兄弟（指項英自己）今年四十一歲，也是年輕的，可以說我的生活還是一個剛剛開始，因此更需要加緊學習。”愛學習的項英非常珍惜斯諾贈送的鋼筆，一直隨身攜帶，記筆記、寫心得體會、起草文件、草擬電報都是用這支鋼筆，并寫下了《新階段中新四軍在江南抗戰的任務》《本軍成立兩周年紀念感言》《論目前國內外情勢》《保持和發揚新四軍的優良傳統》等文章。

1941年1月，蔣介石調集兵力，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伏擊了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遭受重大損失，葉挺軍長談判遭扣押，項英遇害。當時在香港的斯諾從廖承志處得知皖南事變真相后，十分震驚。他氣憤至極，奮筆疾書，將皖南事變真相寫成新聞稿，不顧國民黨政府的禁令，毅然通過香港向海外媒體發稿。美國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和《星期六晚郵報》等發表了斯諾從香港發回的報道，揭露了事實真相。斯諾成為第一個向海外報道皖南事變真相的記者。

項英犧牲后，他的警衛員深知這支鋼筆的珍貴，突出敵人的重圍后，將它交給新組建的新四軍第7師政委曾希圣。曾希圣又把這支筆交給新四軍軍部的通信科長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把這支筆交給軍部的機要秘書顧雪卿保管。1957年，顧雪卿把珍藏多年的這支鋼筆上交到南京軍區干部部。1959年，南京軍區又把這支鋼筆移交給軍事博物館珍藏。如今，這支鋼筆正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