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淵源關系看，夏商的小說與強調文學實驗，注重敘述技巧的先鋒文學關系密切。這類小說屬于小眾藝術，作家的主觀特征明顯，閱讀上需要讀者有極大的耐心，順著作家的思路，亦步亦趨，緩緩前行。如果用一個詞來命名這類小說，我想應該是反常規小說。小說怎么讀不懂，作者就怎么寫，這種陌生化的形式探索，在上世紀80年代，大行其道，風靡一時。夏商的創作很長時間沿襲著這種風尚。90年代以來，一批最初涉足文學實驗的先鋒派作家，像蘇童、余華等逐漸轉向歷史敘事，新寫實、新歷史主義等具備寫實風格的作品在文壇漸露端倪。相比于余華、蘇童等快速轉向，夏商反倒有些遲疑。他一直沉浸于文學實驗，或者說具有實驗風格的文學寫作。在一些評論家心目中，他是屬于少數幾個堅守實驗風格的小說家。但最近讀到他的長篇新作《東岸紀事》，有點暗暗吃驚，夏商好像脫胎換骨，寫作風格有很大的變化。

《東岸紀事》寫浦東，從上世紀70年代寫到80年代末。這種以地方區域為描寫對象，通過一個人或一個家族故事來表現歷史變遷的長篇小說，在今天實在是如過江之鯽，多得不能再多了，夏商的《東岸紀事》是不是想加入這類時代的大合唱？但細讀之后，我感到夏商的作品有明顯的風格特色，這種特色是混雜著各種復雜的時代感受，他好像要在這快速變化的時代潮流前，給自己確立起一個文學標桿，讓大家看看上海的前世今生，讓讀者見識夏商式的文學表達。作品沒有都市小說的喧囂氣息，但沾染著一絲難以抹去的懷舊情緒。像一些喜歡標榜先鋒實驗的作家、批評家一樣，夏商的文學記憶大概還停留在80年代。對照今天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80年代猶如夢幻一般，在夏商的作品中趕也趕不走。作品里到處是80年代的文學氣息和氛圍。那位在上海師大中文系念書的喬喬，是80年代的文學青年，她參加詩社、戀愛、未婚先孕、出走、流落社會，最后與文學徹底絕緣，走上了經商之路。好像預先隱藏著一個巨大的文學隱喻，喬喬的身世象征著很多上世紀有烏托邦幻想的文學青年的命運歸宿。喬喬很迷人，但很坎坷。與喬喬有染的男人們動機單純，他們希望喬喬風流依舊，光彩依舊，但歲月不饒人。看著日漸粗糙、粗俗的喬喬，他們不能不懷念過往那段如煙似夢的黃金歲月，有時內心還會浮現出一種淡淡的遺憾。如果喬喬依然是青春如舊該多好啊。這種發自內心的嘆息，讓人不能不對過往歲月的懷戀。有人說懷舊是一種時代病。美國批評家詹明信將懷舊視為最具后現代特色的時代癥狀，體現著一個人對當下歷史的復雜情感。如果說，現代理性所代表的批判傳統，在現實面前是一種反省姿態的話，那么，后現代是在現代理性崩潰之后的一種感嘆。《東岸紀事》對當下生活不是批判，而是焦慮，有時還混雜著淡淡的感傷。作者已經不像文學實驗期那樣對現實充滿憤怒和譴責，而是變得寬容而抒情。作品徐徐展開的是一段一段委婉的故事，傾訴的沖動有時會突破敘事的常規，噴涌而出。如作品對刀美香在云南生活的講述，竟然可以占據數萬字的篇幅，在小說結構上似乎有一種過度膨脹。但靜下心來慢慢回味這樣的敘述，似乎也有它的合理性。我們不妨可以將這看作是作者對一個在滬外鄉人的性格把握，刀美香是需要這樣相對稱的敘述來匹配，否則，孤苦伶仃一個人，淤積于內心的孤獨將讓她無法在上海生存下去。而且，她那種孤獨而拼命奮斗的生存激情，也無法在作品中有一種充分的顯露。刀美香給小說帶來一股原始的生命激情，讓上海平淡而柔和的都市生活，平添了一種奇特的異域風俗。

夏商是一位長期浸潤于先鋒寫作的實驗文學作家，《東岸紀事》在他的寫作歷程中有一些變異。作者似乎對寫實和歷史有了一種回歸。他要回憶歷史，像復原真實一樣展現作者心目中的歷史鏡像。但即便是這樣，實驗的痕跡也不可能從夏商筆下流逝。記得夏商很多年前說過，小說就是一種虛構的藝術，作家需要將一種虛構的東西通過文字筆墨來呈現比生活真實更有力的真實。如果我們將后一種真實稱為文學真實的話，那么，在《東岸紀事》中，夏商還是在小說形式上維持著一種實驗的風格。我以為這種實驗風格在作品中是通過紀實形式體現的。夏商在小說中用不小的篇幅敘述浦東歷史，這些歷史記錄，有些是有案可查的。還有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出現，作為故事小說的一種裝飾，起到亂真的效果，如于雙戈搶銀行這一細節，讓那些熟悉上海80年代新聞事件的人記憶猶新，仿佛小說不再是一種虛構，而是近乎回憶性質的自敘。其實這種仿真的小說處理方式，是紀實體文學的獨特形式，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喚起懷舊的沖動。

《東岸紀事》如果是一部懷舊意味濃厚的作品，那倒也罷，我們可以對照著上海往事，感嘆物是人非，歲月流逝。但夏商并沒有在這方面走得很遠，他回過頭來，像一位鄉土作家那樣專注于一方水土和那里的風土人情。因為浦東與上海的特殊關系，夏商要將浦東這塊長久懸置于都市生活之外的鄉土天地，收入自己的筆下。夏商是不是要像福克納將目光緊緊盯住自己生活的那個小鎮那樣來描寫浦東六里橋，這實在很難說，但對于曾一度著迷于實驗小說的夏商來說，福克納的小說，應該是不陌生的。夏商的《東岸紀事》是有那種方寸空間蘊含巨大歷史包容性的特色，但在具體的小說技巧處理上，走的似乎不是西方現代派的路數，而是中國言志文學的抒情傳統。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周作人曾將中國文學傳統區分為載道與言志兩種路數，而新文學傳統，尤其是新詩與小品文，在周作人看來，應該是延續了言志的傳統。夏商不是散文家，而是小說家，但他不是一個“說書人”式的小說家，而是具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強的主觀抒情特色，有一種詩歌語言的迷一樣的形式感。整部小說的敘述空間有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抒寫。六里橋的確是浦東一個普普通通的地名，它非常具體，有自己的風俗習慣，那些生活在這一空間中的男男女女，也有不同于浦西人的做派。但夏商顯然不會滿足于這樣的鄉土敘事和鄉土記憶，他是希望淺處著筆，呈現的是文學上海的另一種風貌。如果我們回想一下當代上海文學想象中，有這樣的文學敘事和都市想像嗎？我想是沒有。夏商的小說不是想在獨創方面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文學之路，而是他需要一種與他自己的感覺、經驗以及敘述風格相適應的文學呈現方式。在他的記憶中，六里橋的生活與一般人們想象中的都市生活不同，六里橋不是南來北往、陌生人云集的都市，而是鄉里鄉親常來常往的棲息地，人與人之間走得很近，因為近，所以他們不適應都市疏遠的人際關系。即便是相親之間有矛盾糾紛，但銘心刻骨的仇恨，似乎很少在作品人物身上展現。喬喬經歷了這么多坎坷，最終她還是那么豁達和寬容，一點都不記仇。反倒是那些遠離這片土地的人們，都顯得有點六神無主，時不時地低頭咀嚼浮上心頭的淡淡鄉愁。著眼于這樣的鄉土景觀，《東岸紀事》有許許多多生動的場面描寫，這些鄉土風情在夏商筆下顯得那么地強有力，那么地生氣勃勃，放在上海都市文學的長廊中觀賞，真是別開生面，因為有關上海的文學記憶，這樣的文學表達不多見。夏商的這一文學表達，讓我注意到對上海的文學的理解應該更深入，以往總是在城市—鄉村、現代—傳統這樣的二元格局中把握城市文學，但當代中國城鄉一體化的結構方式，在文學上似乎很少有一種積極的對應。文學上的中國城市想象，常常被鎖定在底層文學和消費文化的風花雪月之間，那些接地氣，有中國特色的城鄉一體化的文學敘事，理論上可以描述，但小說創作中成功的案例實在不多。夏商嘗試用《東岸紀事》這樣的表現方式來抒寫，的確值得人們認真關注。

(原刊于2013年《南方文壇》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