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發》采用了嵌套式的敘事結構——“我”為了找到編輯所說的“‘啊’一下的東西”，只身前往吐虎瑪克鎮采風，偶然發現了大約三十年前編劇王維留下的劇本手稿，劇本講述了獸醫巴吾里江與帕麗扎提的愛情故事。兩層時空，通過鎮小學的老屋進行聯結。

《春·發》的最初版本完成于去年11月，只有“劇本”部分。我發給朋友看，對方一番友情贊美后，說：“但是，讀完總覺得差點那種讓人‘啊’一下的東西，你懂嗎？”

那種“東西”到底是什么呢？是故事的戲劇性反轉？是深刻的思想洞見？還是充分的情感震撼？我坐回書桌前，嘗試以真實的“我”重新進入吐虎瑪克鎮，去發現、去感受，企圖捕捉那個能瞬間擊中讀者、讓讀者發出驚嘆的“東西”。

現實的觸感來源于小鎮的日常生活。后勤主任的退休焦慮、孩子們的童言無忌、回民飯館老板的異樣神情，老屋的腐朽陰森，這些細節使得最初帶有明確功利性的“體驗生活”轉向了不確定的生活現場，并由此構建出該小說的嵌套式結構。

在《春·發》的同系列短篇小說《快遞》中，出現過一個沒有名字的人物，只以“獸醫丈夫”的稱呼存在。有朋友讀完后，問我能不能寫一寫“獸醫丈夫”的故事。我想，那個故事應該關乎他的職業，關乎愛情，也關乎友情。于是，唐代詩人王維寄贈友人李龜年的《相思》在我的腦海中浮現：“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在小說人物王維的劇本里，巴吾里江和帕麗扎提的愛情故事在新婚之夜戛然而止。“他們在一起，能幸福嗎？”帶著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我”開始在吐虎瑪克鎮進行“二次尋找”，但“我”的行為似乎觸碰了某種禁忌，小鎮居民或沉默、或回避，直到我在金順商店遇到了帕麗扎提（一個與劇本中女性角色同名的人）。對于“我”的請求，帕麗扎提用一個寫在雪地上的詞語——炭疽，給出了巴吾里江的生命答案。至此，那種“‘啊’一下的東西”，以一種無聲、悲涼的方式抵達。

作為寫作者，我們總是想通過奇思妙想和精彩敘事來引讀者矚目，“王維”是這樣，“我”也是。可是，作為寫作者，作為現實生活的觀察者，如果功利性的小說敘事最終以對受苦難者生活的悲劇強化呈現出來，那我們所追求的“東西”是否還真的重要，真的值得我們繼續追求？當我們面對故事，在“啊”一下之后，我們是否需要警惕我們擁有的敘事權力，我們的寫作行為會是一種對現實倫理的破壞嗎？

“啊”一下之后，我們腦子里的想法開始自己的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