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從“新文化”運動肇始到抗戰終獲勝利三十年間（1915—1945），一己天地里的思想“星火”，漸成大眾場域中的思潮“薪火”。“新文化”運動的滾滾人潮之中，諸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一眾人等，櫛次涌現，在院校內外身兼學業與思想之師，更兼學術與觀念之師。這樣一批“師者”，自然可以說是與時代同步共生、同頻共振的一代“名師”。

不過，同時也應當看到，當時，國內仍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畢生埋首書齋、躬耕硯田，始終恪守“勤謹和緩”之道。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之下，他們的事業與人生歷程亦各有各的風景可贊可賞。其中，時人譽之為史學界“南北二陳”的陳寅恪與陳垣，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亦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代表性人物。

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曾于1936年初接受北平《世界日報》專訪。陳垣此時已年過半百，總算是挪出一點寶貴的治學時間，極其謙虛謹慎地接受了記者的采訪。陳垣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當時已撰著了一系列史學名著，然而，在接受采訪時，陳氏話語非常謙遜，且十分簡要，令記者大感無所適從，無法從中體察與拈提出能令讀者大眾所矚目的所謂“看點”與“焦點”來。訪談的內容僅在報上連載了三次便戛然而止。這樣的情形，與當時同樣由該報記者專訪并予報道連載達十一次的沈兼士、十三次的周作人、十五次的顧頡剛等人相比，在篇幅上的差距實在是太過懸殊，不免令人感到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了。

殊不知，這恰恰正是“勤謹和緩”之學者風范所在。曾謙稱“我是書堆里的人”的陳垣，早在1920年，即對京師圖書館所貯，由熱河運來的原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進行了實地調查，當年即撰成《文津閣四庫全書統計表》。這是國內首次對《四庫全書》的冊數與頁數所做的精細調查，在當時的學術界實為開創性工作，也為隨后即將開展的四庫全書影印工程做了有力鋪墊。

之后不久，陳垣又通過對故宮摛藻堂的清點查驗，發現了倚墻而立的《四庫全書薈要》書架和書函。幾乎與此同時，故宮中又發現了元代刻本《元典章》。陳垣又迅即著手，將故宮元刻本細加校勘辨析，接續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元典章校補釋例》這兩部在校勘學領域有著杰出貢獻的著述。

從上述這么一段陳氏學術生涯來看，可知同時代的中國學者群體里，除卻那些勇猛精進的新派知識分子之外，更不乏始終埋首故紙、扎根書堆者，他們恪守與奉行“勤謹和緩”治學方法，乃是自然而然的風度與風范，是無需過度公開宣揚的。

實際上，在《世界日報》的訪談報道中，陳垣也已然向讀者展現了一位看似“書堆里的人”，如何在一條少有人行、鮮為人知的學術路徑上不斷精進突破達至學術巔峰。只不過，當時對陳氏學術生涯不甚了解的記者，尚無法在訪談時體察出這一點來。

其實，就在“五四”運動前后，作為“新文學”運動領袖人物的胡適，也突然一頭扎入“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之中，有意發揮“舊學”，發意整理“國故”。這看似與勇猛精進、破舊立新之勢背道而馳之舉，實則別有深義。從1919年夏寫至1921年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中，胡適將中國儒家歷來奉為方法論的“格物致知”四個字，用“科學方法論”予以了一番新的解釋，將之歸納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一句話。

及至后來，胡適又從宋代學者李若谷的著述中，探究考證出所謂“勤謹和緩”的治學“四字訣”來，在1937年4月公開講演《治學方法與習慣》中，他更進一步總結與強調了以“勤謹和緩”為核心的“學術方法論”。至此，年近半百的胡適，可以說是基本完成了從“勇猛精進”轉而著力“精進”，直至終身致力于“精進”這樣一個在其個人治學生涯總體上可稱圓滿的，邏輯上確實也可以自洽自證的“閉環”路線。

仔細翻檢過往百年的浩繁文獻，靜心聆聽那個時代諸多名師的輪番講談（講演與訪談），不難發現蘊藉其中的治學與處世之道——原來，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的學術精神與人生態度，非但并不互相沖突與矛盾，還是可以同頻共振、互為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