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晚年，孫犁先生頗好讀史，他說：“史實之中，寓有哲理，瑣碎之事，直通大局。”也正因此，讀史筆記，在他晚年的創作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這類筆記體文字，盡管孫犁先生自稱是“讀書時零碎心得，粗淺記下”，卻別有一番意味。

1991年，孫犁先生在《讀〈后漢書〉小引》一文中，如是評價范曄的寫作：“他的語言簡潔，記事周詳，有班固之風，論贊折中，而無偏激之失，亦班氏家法。時有弦外之音……”這樣的評價，用在孫犁先生的讀史筆記上，正合適。

一

孫犁先生認為，《后漢書》中的“馬援傳”寫得最好，對這篇傳記稱贊有加。他覺得把馬援置于光武帝、隗囂、公孫述這三股相互抗衡的勢力間書寫，是“很高明的剪裁手法。寫人物，單獨刻畫，不如把人物放在人際關系之中，寫來收效更大”。

馬援是漢朝的一員大將，武功、文事兼備。論武功，六旬高齡時，他仍率兵征伐五溪蠻；論文事，則留下“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的典故，沿用至今。盡管文韜武略，他晚年卻慘遭讒毀，對此，孫犁先生評價道：“給（馬援）這個人物，增加了悲劇色彩，使讀者回味無窮。”

這句話的前半句，說的是寫作手法；后半句，是對馬援的點評。馬援的悲劇從何而來？馬援與光武帝、隗囂、公孫述周旋時，最早投奔于隗囂的麾下，在光武帝看來，他不是自己人，所以一直不受重用，“晚年之所以讒毀易人，也是因為他遠非光武嫡系。”孫犁先生如是說。由此可見，哪怕再有文韜武略，也比不上站對隊重要。

孫犁先生引《后漢書》之語：“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對這個“功名之際”，孫犁先生有一段言說：“功名之際，如處江河漩渦之中。即遠居邊緣，無志競逐者，尚難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況處于中心，聲譽日隆，易招疑忌者乎？雖智者不能免也。”

顯而易見，這里有孫犁先生自己的感喟，畢竟那時他剛剛經歷了一場時代的動蕩。這里也有對功名的解讀——既然要功名，便有利害；功名越大，利害越重。馬援便是一例。

不禁想起陳草庵所作元曲：“功名盡在長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舊好；人，憔悴了。”

二

《后漢書·賈逵傳》寫道，賈逵進宮講學時，稱《春秋左氏傳》“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更說“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后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一下子捅到了肅宗的“腰眼兒”上。龍顏大悅，立刻“賜布五百匹，衣一襲”，并“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對賈逵此番行徑，范曄評價道：“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他還嗤之以鼻曰：“徒有以焉爾。”孫犁先生說：“（徒有以焉爾）這個詞兒很新鮮，也很俏皮，意思是說：也不過就是那么回子事罷了。”

孫犁先生認為范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理想終歸是理想，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他之所以這么說，大概是想到了特殊時期思想界、文化界的一些人，他們“皆從經典中尋章摘句，牽強附會，以合時勢。跡其用心，蓋下賈逵一等。其中，自然有人迫不得已。但主動逢迎者，為多數。文藝創作亦如此。其作品，太露骨者，固不以為人齒，然亦有人，由此步入作家行列，幾經翻滾，終于成為‘名家’”。

這段話是孫犁先生1991年寫的，三十四年過去，此類主動逢迎的“名家”，依然存在。

三

如果沒讀孫犁先生的《讀〈舊唐書〉記》，我不知道還有王叔文這樣一個人。孫犁先生言簡意賅地道出此人的人生軌跡：“（王叔文）并沒有祖蔭，在政府也沒有后臺。他是以偶然的機會上到這個舞臺，充當了短時間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劇的下場。”

由《舊唐書·王叔文傳》可知，所謂“偶然的機會”，是“以棋待詔”——因擅長下棋而出任翰林院待詔。憑借“小技”得到恩寵，一路升遷，這在古代的官場并不稀見，關鍵是得到“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后，自己偷著樂就得了，安分守己當官、吃俸祿，“鯉魚躍龍門”的王叔文偏偏欲望膨脹，以致蠢蠢欲動，勾結黨羽私議，妄圖奪取兵權，夢想著“野百合也有春天”。這便注定了他的悲慘結局。

面對極端復雜的政治環境，王叔文一個下棋的，哪里玩兒得轉？孫犁先生認為，“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駕馭不了那么復雜的政局，應付不了多方面的牽扯關聯。在官場上動動筆還容易，后來又兼度支、鹽鐵副使，這是要見效率的官，就有點無能為力了。”果然，政局大變過后，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

對王叔文罹此慘劇的原因，孫犁先生直指“不自量力所致耳。諺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雖善于弈，其于政治，則經驗甚不足矣”。

這話說得很客氣，顯然，孫犁先生對王叔文懷有幾分同情。“風亦不動，樹亦不動，乃汝心動也”，人的位置發生變化，內心難免隨之發生變化，以致一葉障目，過分高估自己，王叔文就是這樣。

四

《舊唐書》中有“韓愈傳”，孫犁先生讀后，說了這樣一段話：“由以上所記，可略知韓愈的性格及為人。韓愈沒有祖上官蔭，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較開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都頑強地活下來了。作為一個文人，這都是好品質。文章能創新，自成一家，和他這些素質，也不無關系。”這個評價十分中肯。

韓愈出身卑微，在朝為官，他的“以文待詔”與王叔文的“以棋待詔”大不同，會對國家治理起到一些正向的作用。況且，韓愈沒有王叔文那么大的野心，《舊唐書》稱他“拙于政務”，韓愈也說自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不過，孫犁先生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說：“韓愈因諫迎佛骨，招來大禍，幾乎殺頭。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詞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憐。能得到皇帝哀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這篇表寫得有路數，有策略，證明韓愈不只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還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在《潮州刺史謝上表》中，韓愈既承認自己“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又稱贊憲宗治下“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圍繞悔過與頌揚，做足了文章。

文人之長的“文”，先幫了韓愈，又害了韓愈，再救了韓愈。這篇表確實有作用，沒過多久，韓愈轉任袁州刺史，待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國子祭酒。

五

在孫犁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曲終集》中，有一則《耕堂讀書隨筆》，里面提到了司馬相如，還有與司馬相如同時步入官場且曾為皇帝“尤親幸者”，如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等。除了司馬相如，另外幾個人的下場都不算好。司馬相如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一是確實有能力為朝廷做事，二是“常稱疾避事”，三是“不慕官爵”。

對此，孫犁先生有過這樣一番議論，他說司馬相如“不像那些窮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場，便得意忘形，急進起來。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為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像嚴助等人，必須具備如下的條件：既有深文之心計，又有口舌之辯才。這兩樣，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難而退，專心著書了”。這番話，似乎也在說孫犁先生自己。

孫犁先生接著說：“（司馬相如）他也不像一些文人，無能為，不通事務，只是一個書呆子模樣。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節，會彈琴，能戀愛，能干個體戶，經營飲食業，甘當灶下工。”這種能上能下且多才多藝的“全能型文人”，現如今也找不到幾個了。

更重要的是，司馬相如不僅“不慕官爵”，還不把自己的著作當回事，無意傳之后世。他真是既淡泊于利，又不屑于名。

孫犁先生指出，一些文人熱衷官場，主要是因為官場可以給他們帶來好處。但充滿誘惑的曲徑，可以通向禪房花木，可以通向危險之境。于是，“耕堂曰：文人與官人，性格多不同……因此名士多與貴官相處日久，必爭論失歡。”

這是孫犁先生長久觀察文壇與官場的經驗之談，也是他讀古書時基于現實世界發出的感喟。所以，他才會對司馬相如贊賞有加：“司馬相如之為人，雖然不能說堪作后世楷模，但他在處理個人與環境，個人與時代，文藝與政治，歌頌與批評等重大問題方面，我認為是無可非議的，值得參考的。”

這是孫犁先生的自省，也是所有文人的鏡鑒。

謹以此文，紀念孫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