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西藏（油畫）

縱情之馬（油畫）

趙培智作

今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70周年、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許多以新疆、西藏為主題的美術作品展在各地舉辦，包括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和美邊疆 民族同歌——新疆西藏美術作品展”。

民族邊疆一直是中國美術創作的富礦。新疆、西藏題材的美術創作始于20世紀40年代。這與抗戰時期美術家紛紛走向西部有關，也與中國美術努力繪就民族團結“同心圓”的積極作為緊密相連。

奔赴邊疆寫生

縱觀20世紀新疆、西藏題材美術創作歷史，大致三個時期非常富有表現力：一是20世紀40年代，描繪新疆、西藏以及青海和甘肅地域多民族生活、地理景觀的畫作，畫風質樸，有著鮮明的民族學和人類學特征；二是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一大批高質量的美術作品表現了新疆和西藏民族地區生產生活、民族解放、民族大團結的新面貌；三是改革開放時期，美術界主張展現新疆、西藏地區的自然面貌，注重其內在氣質的純凈感，同時吸收現代藝術形式和語言風格，拓展了美術創作的空間。

20世紀40年代初，美術家大多聚集在重慶和成都。1933年至1944年，成渝、川陜、甘新、川康、康青公路陸續通車，打開了人們走向西部邊疆民族地區的大門。隨之，關于新疆、西藏、青海等邊疆民族地區的影像持續傳入，諸如1939至1940年電影人鄭君里赴多地拍攝的紀錄片《西北特輯》，1941年攝影家莊學本在重慶和成都等地舉辦的“西康影展”，都極大地吸引了美術家們的目光。奔赴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區寫生創作，成為一個時期最受矚目的潮流。

1943年至1944年，司徒喬遠赴新疆伊犁等地寫生并舉辦展覽，1945年返回重慶舉辦“新疆寫生畫展”，轟動一時，拉開了藝術家赴新疆寫生的序幕。司徒喬深受新疆地理環境和人民生活的感染，偏向以濃烈的色彩和激昂的熱情作畫，寫生創作了數百件表現節慶活動、民風民俗以及多民族融合的作品，其代表作《套馬圖稿》《哈薩克人家》等，向觀眾揭開了邊疆地區游牧民族生活的神秘面紗。

而后，1946年韓樂然來到新疆旅行作畫，臨摹克孜爾石窟壁畫并舉辦展覽，翌年又作克孜爾石窟之行。不同于司徒喬色彩的黏稠感，韓樂然描繪南疆生活的水彩畫呈現出通透明亮的調性。緊接著黎雄才、趙望云、黃胄等也到新疆寫生，他們都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跡。

相較而言，20世紀40年代受到戰時環境和交通阻隔的限制，能夠入西藏腹地寫生作畫的美術家寥寥無幾，只有吳作人、葉淺予等數人。大多數是在甘肅和青海等青藏高原的邊緣，沿著現有的公路展開寫生創作，代表者有孫宗慰、韓樂然、董希文等。孫宗慰的《蒙藏生活圖》系列作品、董希文的《哈薩克牧羊女》最具代表性。前者以多畫面和多重視角展現了青海多民族融合的服飾、節慶、習俗等；后者則是借鑒現代主義的立體構成手法，同時融合臨摹敦煌壁畫的新經驗，描繪了連綿不絕雪山下的牧場中，哈薩克牧羊女浪漫多姿的生活場景。

誕生一批精品佳作

新疆、西藏和平解放后，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通過青藏、川藏公路，蘭新鐵路，越來越多美術家來到新疆、西藏寫生創作。具體而言，20世紀50年代，葉淺予和黃胄赴新疆寫生時間最長，在創作上取得的成就也最高；20世紀60年代，羅工柳、詹建俊、晁楣等扎根新疆寫生，也留下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

其中，葉淺予20世紀40年代始就在貴州、四川、西康等地寫生，在赴新疆寫生后，于1952年醞釀創作出《民族大團結》。畫作以環繞同心圓的圖形結構，表現民族大團結的視覺意象，意義影響深遠。而黃胄1959年創作了尺幅宏大的巨制《慶豐收》、1962年再稿題為《豐樂圖》，表現的是新疆多民族人民相聚在一起，載歌載舞、共慶豐收的場景。在這件作品中，黃胄以其多次深入新疆寫生的經歷為基礎，精心安排畫面，在主題和形式、造型和表現上皆取得巨大成功，堪稱展現新疆多民族大團結美術題材創作的典范之作。

這一時期，描繪西藏題材的美術創作宏富，尤以董希文的《春到西藏》最具象征性和吸引力。1954年春，董希文赴康藏寫生兩月余，而后完成《春到西藏》。作品描繪了一幅動人的場景：春光明媚，土地復蘇，杏花樹下勞作的人們起身張望，遠處新開發的公路上，汽車川流不息，遠景是高聳入云的雪峰，恰如其分地展現了西藏人民解放后喜悅昂揚的情感意象。董希文將解放和春天聯系在一起，用汽車和公路寓意新生活，用充滿期待的張望和歡聲笑語表達了人民的心聲，別開生面。1963年至1964年，董希文油畫《千年土地翻了身》、朱乃正油畫《金色的季節》、李煥民版畫《初踏黃金路》、郭其祥雕塑《女牧工》、葉淺予中國畫《高原之春》、潘世勛油畫《我們走在大路上》等，都是以明亮的陽光和色彩烘托效果，表現藏族人民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和蓬勃的精神面貌。

吸收現代藝術形式

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生活在四川的版畫家徐匡和阿鴿創作了黑白木刻版畫《主人》，以人物黝黑的皮膚和強健的體格，展現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力量感。曾經是農奴身份、而今成長為知名畫家的阿鴿，讓這件畫作有著無可比擬的價值。1979年至1984年，朱乃正油畫《春華秋實》、時宜雕塑《高原之春》、詹建俊油畫《高原的歌》、徐芒耀油畫《開拓幸福路》、潘世勛油畫《高原集市》、司徒兆光雕塑《母愛》、余志強雕塑《醉》、盧琪輝雕塑《高原晨曦》等名家名作涌現。這一時期，美術家在表現藏族人民歡欣鼓舞的精神風貌之外，更聚焦于個體的細膩情感，時宜、司徒兆光表現高原母子之愛，余志強、盧琪輝表現高原青年女孩的純美，如同改革開放的春風輕撫青藏高原的沃土。

與此同時，陳丹青1979年至1980年入藏寫生創作一年半，完成《西藏組畫》，塑造了新時期新觀念下的西藏人民形象。相較于西藏解放后描繪青藏高原的陽光和歡聲笑語，陳丹青在《西藏組畫》中追求渾樸深沉的美感。他看到青藏高原上的人們時常是靜穆不語的，嘗試畫出高原上漢子們強悍粗獷的生命力，女性內斂、含蓄、淳樸的魅力。尤其是《牧羊人》中笨拙的親吻，展現出高原愛情動人的瞬間。這在1988年至1998年李伯安創作的巨幅長卷《走出巴顏喀拉》中得到呼應，其畫面中的雄渾壯闊之美，是對生生不息的青藏高原和中華民族精神的禮贊。

創作走向新維度

及至新時代，伴隨日趨便利的交通條件，幾乎所有藝術家都有到新疆和西藏寫生創作。其中，陳堅連續多年赴帕米爾高原、李曉林和吳長江每年相約數次往返塔什庫爾干，都塑造了一大批鮮活的民族人物形象。

2019年，何家英等以工筆重彩形式創作的《雙喜臨門》，以帕米爾高原上的婚禮為表現對象，展現了新時代民族團結發展、國家繁榮昌盛的一幕。這讓人聯想到1983年靳尚誼創作的名作《塔吉克新娘》，也是在藝術語言和形式上追求古典主義理性和秩序美的相互映照。

在此以外，來自新疆的藝術家趙培智，在描繪生養自己土地上的人們時，展現出了更自由舒展的意象。他注重捕捉人們日常生活的瞬間，通過提煉和歸納物象造型，形成了濃郁的藝術語言和情感氣息。諸如在畫作《縱情之馬》中，一種介于現實與夢境間的情緒呼之欲出。其繪畫使表現新疆地域的人物形象不再囿于普通意義上的民族學范疇，而是展開了更具國際化和現代性視覺張力的新維度。通過趙培智的藝術，可以看到20世紀以來，從由外及內畫新疆，到新疆人自己畫自己的新變。

回顧新疆、西藏題材的美術創作，一代又一代美術家深入邊疆地區寫生創作，吸引他們的不僅是雄闊的雪域高原、燦爛的陽光，還有對詩與遠方的向往，更是源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石。他們用手中畫筆繪出民族團結“同心圓”，共譜和美邊疆的民族之歌。

（作者系中國美術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