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對話，特別是與文學中人坦誠相對，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場筆試。

第一次將因為文學的對話公之于眾，是1992年中篇小說《鳳凰琴》發表引起電影改編熱之后。也是由于自己太較真，不滿意相關劇組未經我的同意，將小說中的主人公由男性改為女性，一家媒體探得消息后，派人來到我當時居住的黃州，認認真真地采訪一整天，之后寫出來的文字，則是認真過頭，添了一些不實之詞，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大約是初出茅廬就得到了教訓，自此以后，每逢訪談都會格外小心，寧肯木訥無語，也不輕易放一聲花腔。即便如此，同行中人仍不時放出話來，說我很不會說話，很容易傷到別人，這話讓我很納悶。1998年第十二期的《江漢論壇》發表了俞汝捷先生對我的訪談《由〈大樹還小〉引發的對話》。所有說話，完全是自說自話，沒有任何針對的意思，實際效果卻是某些人所聲稱的那樣——傷到別人了！由此開始，曾暗暗自我較勁，不再接受采訪。最長一次，也就是寫作《圣天門口》期間，差不多有兩三年不吭一聲，惹得一些人在背后嘀咕，說某某是不是江郎才盡了。

之后的意外始于《中華讀書報》的舒晉瑜，她不知從哪里找到我的電話，于一天深夜打過來，開口就說采訪之事。這是我們之間第一次通話，她的聲音卻頗似家中親人，我一秒鐘也沒有猶豫便答應下來。之后，說起此中緣故，我倆都覺得奇妙，那篇訪談名為《下去走走有好處》刊載在2001年4月27日的《中華讀書報》上。從舒晉瑜這里開始，關于文學的訪談變得一發不可收拾。為了編這個集子，將能找到的相關文字匯聚到一起，總字數竟然有近50萬字。

話雖然說得多了，對訪談之事仍舊充滿敬畏，絕對不敢學那口吐蓮花或滿嘴跑馬，一般情況下，都會要求對方將整理好的文字發來，自己再訂正一番。真正讓自己體會到文學訪談之快樂，是與李遇春教授對談的那一次。本來，我們是想談另一個話題，說著說著，突然來了靈感，腦子里冒出一個概念：文學是小地方的事。似乎窺見被文學藏得很深的某種隱秘，那一刻，我們都很高興，接下來還圍繞為何北方以村莊為基本文學單位，南方則以小鎮為基本文學環境，從上午談到下午，絲毫不覺得時間的漫長。

正是這一次之后，自己才發現，原來只限于文學的對話，也可以趣味無窮。在所有訪談中，舒晉瑜可能是做得最多了，有些文字過于生活化，就沒收入此書，然而一些內容卻相當有趣。有一次她在一個訪談中問，如果自己身陷孤島，會隨身帶一本什么樣的書。那時，我剛從南海回來，便回復她說，這不是一個好問題，在南海高溫高濕空氣中含有高鹽分的條件下，無論帶什么書去無人孤島都是沒有意義的，再經典的書，用不了兩天就會被弄廢掉。舒晉瑜也一點不覺得掃興，將這些話原封不動地采用了。

訪談本就是兩個人在一起說話，聊得開心，聊得到位，就會成為無話不說的朋友。假如相互存有戒心，免不了要用外交辭令，到頭來要么是如同嚼蠟，要么是相互嫌棄，還有比較堂而皇之的——你我都用別人的論斷發問與回應，看上去字字句句光彩照人，卻都是隔山打牛，連不痛不癢都說不上。我這人不喜交際，文壇內外朋友都不多，所以，對每個訪談，都在打開心扉，真誠地說出每一個字。這樣做也是與自己方便，就像整理這本書中的相關文字時，不需要重新進行調整與修改，因為30年前說的真話，30年后還是真話，與真實的自我并無不同，也就不用再費腦筋。

關于這本書，要特別致謝覃菊華女士，2023年10月22日，從丹東返程途經北京，她為我聯系了團結出版社梁光玉和張陽等幾位見面，請來老朋友李師東、正在北京學習的陳婉清和熊湘鄂，還有正在努力促成《天行者》改編事宜的范梅溪等，在共同見證下，自己收下了出版社諸位主張做這么一本書的情誼。

可以說，這部《文學訪談錄》，完全是不經意間慢慢積攢起來的。常說，言多必失，假如其中有文字冒犯了什么，那肯定不是我的本意。我所說的和所想的，只有一種意思，那就是努力讓文學的自己在文學中做得更好，舍此無他。

（作者系湖北省文聯名譽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