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不正的現象，古已有之，于今為烈。其突出表現為：言之無物長而空，言之無據虛而假，言之無文呆而硬，言之無味淡而平。就文藝批評領域來看，不良文風催生的文本，往往千文一面，或以學究式面目出現，故作高深，晦澀難懂；或以文件化語言表達，生硬呆板，教訓讀者；或故作驚人之語，滿嘴跑火車，表達很離譜。因此，改進文藝批評領域的文風，絕非可做可不做之事，實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我看來，改文風，還是必須回到文藝的“真善美”上來。

文藝批評必須堅持“真”的原則。從事文藝批評，需要我們真正做到不失底線，不立虛言，對文藝作品的價值做出科學正確判斷，發出真實的聲音。作家索爾仁尼琴曾說，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劇作家博馬舍也說，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魯迅曾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然而，現在說真話的文藝批評實在太少了，代之以虛頭巴腦的諛評和神化。“聰明”的批評者們礙于面子，心懷雜念，生怕傷了批評對象的“威名”，于是栽花不拔刺，美言加笑臉。現在，文藝批評太需要真知灼見了。批評者也太需要說真話、吐真言了。所謂真知真見、真話真言，是在科學的批評理念和價值體系指引下對文藝實踐、文藝現象、文藝作品的洞見顯現，是切合創作實際的有力量的思想傳達。做到這些，需要批評者比創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實事求是地論成績、說問題。

文藝批評必須堅持“善”的態度。這里的“善”，不是指“時刻、到處說好話”，而是說，無論是肯定還是批評，批評家始終心懷一種善念，堅持一種具有建設性的“發心”。優秀的文藝批評往往能為創作者提供有益指導，幫助他們檢視創作的優劣高下，提升他們的創作水平。以19世紀俄羅斯文學為例，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大批評家對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眾多大作家的作品批評，既讓作家作品凸顯其深藏不露的潛在價值，也促使他們對自身創作的不足有所警醒與反思。文藝評論應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以文化人，而不應以勢壓人、盛氣凌人，更不能目中無人。批評者以一種對話、對等的態度對待批評對象，采取務實的、實事求是的、科學說理的方式進行批評，方能讓被批評的作家藝術家心悅誠服。從這個角度看，文藝批評當然可以“批評”，而且必須“批評”。但這種“批評”必須在學術的范圍內，不要上綱上線，不搞人身攻擊，其目的也是為了促進作家藝術家的成長、真正推動文藝事業的進步。

文藝批評還必須體現“美”的文風。文風之美，與批評家的思想修養、理論修養、藝術修養密切相關。高遠的思想站位、獨到的理論發現、精準的藝術論斷，都有利于促進“美”的文風的形成。批評者需對批評對象進行精到的研究，通過評論文章帶給接受者以思想的啟示。批評的精彩，也來自于縝密的邏輯推理和言說能力。汪曾祺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寫評論又何嘗不是這樣？所以說，批評絕不是創作的附庸，而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批評文本，不僅能夠發現作家作品所蘊藏的美學價值，使作品能夠為受眾更好地接受，而且其自身就是一篇文采斐然、才華卓著的藝術作品。譬如，魯迅的批評文章，極少學術腔調，大都以隨筆形式出之，看似輕松隨意、日常絮語，但卻如匕首投槍，潑辣尖銳，四兩撥千斤；亦如賢哲談話，幽默風趣，舉重若輕。好的文藝批評，乃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是真善美的統一。

（作者系廣東省作協文學評論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