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軼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理事，上海市青年文學藝術聯合會會員。小說作品發表于《上海文學》《西湖》等刊，被《小說月報》轉載，入選第六屆城市文學排行榜。已出版非虛構三部曲《如果上海的墻會說話》《隔壁的上海人》《似是故人來》等。

敬惜字紙

文/沈軼倫

祖父六歲到上海，起初預備念完書就回家。家在浙江嘉興市嘉善縣。祖上留下的老宅門口，貼著對聯“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余”。祖父說，他的字，就從這兒來：豐慶有余的“慶”，光耀門楣的“楣”。

他的寡母，把這個獨養兒子兼遺腹子托付給親戚，于是六歲小慶楣沿著青石板走出老宅，穿過小河邊的廊棚，跨過拱橋，在煙雨蒙蒙中下到碼頭上了船，沿著大蒸港，然后是橫潦涇，最終在松江斜塘這里，與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風帆匯合，一起駛入黃浦江。船到上海，兩岸風景驟變，眼前工廠林立，高樓巍峨，家鄉稻谷蘆蕩已如舊夢。

這是一九三六年，我們家與這座城市的開始。

此時這座遠東最大城市內，盡管局勢緊張，但日軍尚未占領上海全境，接下去的數年里，孤島畸形繁榮，街上車水馬龍，大量西洋建筑和新式里弄拔地而起。外國在華資本的三分之一都在上海。就在祖父來滬的這一年，由于江南地區農業豐收，棉紗成交量增長，橡膠產量翻倍，上海民族工商業短暫回暖。這個城市中的人，以一種天塌下來也要按時出門上班的契約精神，努力抵御著山雨欲來的不安。

也是在一九三六年，拍完《摩登時代》的美國喜劇大師卓別林訪問上海，京劇名家梅蘭芳和電影明星胡蝶作為東道主，在國際飯店設宴款待他。這幢當時剛落成兩年不到的大樓有二十四層，其八十三點八米的高度，讓它成為當時全國最高的建筑物。后來成為知名建筑師的貝聿銘曾說，正是少年時在上海親眼看見國際飯店的驚艷，讓他立志進入建筑設計行業……初來乍到的慶楣，也是從國際飯店開始記住了上海。他看到了人力在地表所能構建的建筑物的高度。

城市無言地用它的氣場震懾著進入這個場域的人。當時，大家都說，外來者第一次抬頭看這座建筑，會不由自主被攝去魂魄，由于抬頭仰望時過于入迷，會忘記自己的隨身物品，放松警惕。所以會有扒手專門逗留在樓前，等著“鄉下人進城，到這里抬頭看到帽子落掉”時，下手行竊。

為了融入上海，為了不繼續做個“鄉下人”，祖父開始說上海話，而不是家鄉方言，后來他也置辦了新帽子，量身定做了新洋裝和皮鞋。后來他一度天天路過國際飯店，日光把高樓長長的影子投在大馬路上，慶楣不再抬頭仰望。一切都變得習以為常。他開始熟悉人語喧嘩的市聲、電車聲、單車鈴鐺聲、汽車喇叭聲、黃浦江上來來往往輪船嗚咽的聲音，法租界的安南巡捕，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牽著白馬的白俄人，穿著和服的日本人，開著摩托的美國人，以及穿著高開衩旗袍的女人，一切都不再叫他驚奇了。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淪陷，當家鄉寡母失去音訊，當老宅消失在混亂中時，他學會了大隱隱于市，他學會了在上海低頭趕路。后來，他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在家低頭澆花的退休老人。

唯一留在他身上的舊社會的生活痕跡，就是他的襯衫總是筆挺。哪怕下樓拿報紙和牛奶也絕不會穿睡衣、拖鞋。他每天早上還用發蠟梳頭。他說起年輕時，剛上班，跟著時尚潮流學著用發蠟梳頭，有一次，他看錯了其他同事擺在桌上的罐子，把豬油當發蠟梳在頭上……他說給我聽，比畫著，我們倆哈哈大笑。

那時候，我都已經六歲了。

是祖父初到上海的年紀。我六歲那會兒，上海還沉寂著，整座城市在計劃經濟的尾聲，在票證時代的尾聲中，只是我不知道那已經是尾聲。我以為這種我生來就置身其中的生活模式，是唯一的生活模式，也將是我永遠要面對的生活模式。比如西瓜，只有發燒到三十八度，拿著醫院開具的證明，才能去市場里買；比如新鮮的肉，也是要和菜場的工作人員搞好私交，才能通過內線消息購得的。家里的小小孩普遍穿著大孩子穿破的舊衣。幾乎每個男職工都會下廚，也都會些縫補的針線功夫。勤儉持家不僅是被贊譽的美德，實在是賴以為生的技能，相反如今以鋪天蓋地之勢完全改變了上海風貌的消費主義，對當時的上海人來說，卻是個隔膜且需要敬而遠之的陋習。

當時，我的大部分的同學，都住在老式里弄房間里，老中青三代五六口人擠在一間屋子里是常態。洗衣服、做功課、上廁所、生爐子乃至洗澡，都在這一間屋子里。白天收起床褥，露出下面的飯桌，晚上放下席子，縫紉機下還能再睡一人。一旦下雨——上海地處江南，梅雨季和臺風季來襲的時候——黃浦江水往往會倒灌進市區道路，老舊的下水道不堪重負，沿街的商鋪和民居里，一切都漂浮起來：東家的腌菜罐子、西家的馬桶蓋子，還有老鼠，還有蟑螂一家……孩子們搶救出煤餅跳到大床上，像魯濱孫漂流一樣，守著汪洋中的小島。而大人們已經紛紛挽起褲腿，要出門“拷浜”，這個方言里的詞語，原指通過筑壩、抽水排干小河溝以捕捉魚蝦，而在大上海的市中心，人人都知道是在房屋漏雨時“筑壩”來保衛家具和地板。到了夜間，電視的晚新聞里，一遍一遍播放著領導們帶隊，兵分幾路，穿著齊膝的高筒雨鞋，走入被淹居民家中慰問的場景。盡管畫面里，所有人都撐著傘，但他們的短袖白襯衫全濕透了，貼在皮膚上，洇出里頭的背心……

我熟悉的是這樣的上海。一平方米要塞進二十四只腳的公交車，大些的車站往往都配了一個管理人員，把吊車門的乘客的屁股用力往車廂里塞，以幫助司機關上車門。“擠一擠啊，再往里頭擠一擠啊，同志們，往車廂中心擠一擠啊”……雨味，總也曬不干的衣服的餿味，家里為了省錢買來的臨期食品的“哈喇味”，因為經常斷電而常備的蠟燭味，還有老房子里多人混居的味道。這一切都和熒幕里展現的，那個旗袍西裝、蛋糕舞廳的上海毫無關系，只有拮據的日常。擁擠的，令人捉襟見肘的，但又是極要體面的。從任何一間屋子走出的婦人，總還是梳整齊了頭發，擦了口紅。至于男人們，就是窮困潦倒到極點，也還是要每日更換襯衫，即便連一整件像樣的襯衫也穿不起，那上海的百貨店里，還有專門的柜臺賣各色假領子。從西裝外套里露出的那一對襯衫領子，還是“日日新，茍日新，又日新”的。

“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時候，你不會意識到自己見證的，是上海進入新一輪高速發展前夕。有一天，我發現大人把票證壓在玻璃臺面下，用不上了，我們終于可以完全用錢，而不需要票，去買一切吃食了。新聞里，領導們在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南浦大橋投入使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初見規模，上海要建更多地鐵，要有更多高架，要家家戶戶都有電話，要舊城改造，要建商品房、美食城、新酒店、新樂園……

我們家就是在那幾年里添了電話的，后來有了冰箱、微波爐，然后是電腦。申城處處響起打樁聲，國際飯店保持近半個世紀之久的最高建筑的地位旁落。

祖父一邊和我吃飯，一邊給我看他年輕時在國際飯店前留影的照片。

他允許我翻他的柜子。他有一整套工具，分門別類是用來擦鞋的布條、上油的鞋刷，他會花很多心思保持皮鞋的锃亮，然后用兩個帶彈簧的鞋楦子認真撐住鞋內側的皮面。他還有一對金色的袖箍，是以前在辦公室上班時，為顯得利落而用來撐住長袖襯衫的。我總拿著它們當一對手鐲玩。當然他還有一些奇怪的手藝，比如他會用一枚銅錢幫我做一只毽子，又或者抽藕絲，給我做了一盒印泥。我覺得他很神奇。家里剩下的人都覺得他沒用。他很早病退在家，不上班，也沒旁的朋友，他和外面的開始加速前進的世界脫節了。但我喜歡脫節的他。我喜歡聽他說“老話”，那老話里連著上海的過去，那過去里蘊含著未來的影子。

那老話包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的上海，巴黎的香水和美國的電影，隨著輪船在上海靠岸，與這座城市生產的棉紗、面粉一起被碼頭工人裝卸后，一夕之間，就迅速隨著吳淞江散入整個江南四通八達的水路，并沿著長江經南京、武漢，直通重慶。而在無數貨物中，也藏著大量抗日救亡的物資、醫藥、書籍、人才和火種。

那老話也包括，當時，上海兩個字意味著一切的起始。外地的人看到什么質優時新的東西，那是因為“到底是上海生產的”；看到衣著考究舉止洋氣的人，那也是因為“她到底是從上海來的”；連特別糟糕的人也必然和上海有關，“他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啊”……

那老話也說，黃浦江上沒有蓋子。在這里，投機失敗跳河者的故事和成功白手起家的都市神話一樣多。但最終，這個移民城市和所有移民城市一樣，在包容下各種震蕩后，其底色落入生活的均值。就像祖父。從學校畢業后，也沒再回鄉，他在上海同鄉開辦的廠里當會計，他沒有白手起家，也沒有在洋場墮落，沒有光宗耀祖，但到底也沒有辱沒門楣，在時代的波譎云詭里，在動蕩的波峰波谷中，在大上海無數道路無數建筑無數間屋子里，他找到一間作為落腳處，按月領薪，娶了老婆，有了孩子——他成為龐大城市里一個規規矩矩的上班族，活在傳奇的反面，作為蕓蕓眾生。

夢里不再有家鄉小櫓搖船的欸乃聲。

很多年后的一天……大約是慶楣來到上海七十年后的一天，二〇〇六年，我大學畢業剛參加工作后的一天，我坐地鐵去祖父母家吃飯。我已經很久不去，所以他們像招待貴客一樣，特意燒了四菜一湯。田螺塞肉、油氽小黃魚，清炒卷心菜、干貝炒蛋，冬瓜番茄小排湯，都是我喜歡的，祖父、祖母和我三個人，圍在小飯桌前舉筷。

祖父舉起碗和筷子，剛吃了一口，放了下來。他哭了。

一抽一抽，眼淚落在玻璃桌面上。下面還壓著幾張花花綠綠的布票、糧票。我當時緊張極了，我從未見過一家之主在我面前掉眼淚，我惶恐到立刻放下了飯碗。祖母拍著他，問他怎么了。祖父說他昨晚夢見家鄉了。他夢見他的父母撐著油紙傘，站在大雨滂沱里。在他的夢里，他的父母渾身上下的衣衫都已經濕透了，他們對他說：“兒啊，我們好冷啊。”

慶楣蜷縮起來。他不再是我的祖父了，不再是飯桌上永遠坐首席的人，不再是那個能偏愛我、庇護我、帶我去公園玩的男人。他變成了一個不知所措的孩子，一個少小離家的孩子。他說他早上醒來醒悟應該立刻去修墳。但已經過了七十年了，他已經離開太久，經歷戰亂、動蕩、城市化建設，老家的祖墳在哪里？這個世界上，究竟還有誰知道呢？那個常年吃齋念佛，牽著他的手，送他沿著青石板走出老宅，穿過小河邊的廊棚，跨過拱橋，在煙雨蒙蒙中下到碼頭上了船的寡母最終安息的墓，究竟在哪里呢？

祖父那天哭了又哭。他以為他只是到上海來念書，上幾年學后就會回家過一輩子，像他的祖先一樣在老街的老宅里度過余生，也像他的祖先一樣被安葬在祖先的墓園。他從各個方面都不像是個能擔任創始者的人。一切本該是因循守舊的。但是他偏偏到了上海，成了家族在一個新城市的起點。我們因他而開枝散葉。他沿著大蒸港，然后是橫潦涇，最終在松江斜塘這里，與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舢板和風帆匯合，一起駛入黃浦江。水流從這里匯入東海，時光再不能倒流。

二〇〇六年祖父中風。在長達八年纏綿病榻后，他去世。

他去世的時候我正好在比利時布魯日，這是個保留了中世紀風情的精致小鎮。幾十座小橋橫跨水帶。我接到報喪電話時，看著眼前異域。過了好一會兒回過神來，忽然意識到，這里和祖父出發的江南水鄉小鎮何其相像。

成年后，我們全家去過一次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難以想象直線車程不過兩小時的地方，祖父會幾十年沒有再回。他猶豫地辨認著老街上的門店，雀躍地確認明清時代的老橋，然后在一處地面停車場，他停了下來，環顧一片空地，說：“這里是我原先的家。”

我爸媽說：“那我們拍一張照片紀念一下吧。”

祖父母聞言就走了過去到空地上并肩站好。

一陣風過來，吹動我媽媽的圍巾，纏住了她持相機的手。她說等一下啊。于是祖父母站在停車場的正中央，等待著。風也吹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側過臉避開，等睜開眼的時候，看到慶楣的白發被吹起來了。他一直習慣用發蠟打理固定到一絲不茍的頭發，終于在故鄉的晚風中，被全部吹散。

我回到上海幫父母一起辦祖父的后事。

我在填寫后代名字時，辦事人員看了看我們的名字。“名字都不錯啊。”他說了一句。我說：“是啊，我祖父起的。”他覺得文字有神性。寫過字的紙，是不能隨其他垃圾一起扔掉的。要單獨燒化成灰。

“小時候，我們家的老街上，有一座石塔，上頭寫著‘敬惜字紙’，專門讓大家單獨來燒寫了字的紙張的。”祖父曾說。

那是在我記憶深處，某一個家族聚會的春節的夜晚，其他親戚都在別屋看電視、吃瓜子和聊天。祖父單獨把我叫到另一間。他說起他家鄉春節前夕的祭祖。供桌上鋪著厚厚的紅墊子，按秩序獻上三牲。

然后祖父拿出紙筆，畫著一張簡易地圖：“我的祖父，也就是你祖父的祖父，曾出資為鄰里挖塘建橋，人們用我祖父的姓名命名了水蕩。喏，這里是水蕩，這里是我們家。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在這里。”

我說：“不在這里嗎？上海才是我的家。”

祖父說：“在這里。”

他在燈下指著紙張。

他在一張狹長的紙上逐一寫下這么幾行字：曾祖、高祖、天祖、烈祖、太祖……每個稱謂邊上，寫上名字，配偶姓氏。這是一張樹形圖，一張小型族譜，一段來路。寫完，他把紙卷成一個小卷，鄭重其事交到我手里，然后收攏我的拳頭，護住那張紙。

慶楣說：“你是我們家唯一的孫女，以后，都靠你記住我們了啊。”